荣剑：人有病，天知否——关于中国下一步思考之五

　　最近，一个政治要人、名人、教授、博导、人民卫士、颅面专家、某学会副主席、心理学学科带头人，离奇得病，离奇治疗，离奇出走，最后离奇上演一幕罗生门式大剧，引得全世界围观。那些最善于编造悬疑情节的剧作者，恐怕也很少有人能够想象的到，这样一个有着多重光鲜身份、近乎每天都在上演一些英雄故事的公众人物，会以这种方式黯然离场。对于这个奇特的政治事件，严肃的学者和街谈巷议的百姓一样，没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在所谓的真相被公布出来之前，他们至多可以再次卖弄下他们的知识优势，进一步对这个离奇的病人进行各种各样的诊断。一个毛式左派，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就言之凿凿，似乎很愿意认同官方的说法，把他这个心目中的英雄看作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患者。在精神和人格普遍分裂的时代，“人有病”，可能真的是对所有人的处境和行为的一个真实判断。

　　上世纪70年代，一个法国记者和一个瑞士医学博士，合写了一本书——《病夫治国》，该书让全世界恍然大悟，那些每天在政治前台上高谈阔论，在宫廷密室中决定他们命运的总统、主席、元首，原来都是些病人。这个病人的名单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阿道夫·希特勒、本尼托·墨索里尼、温斯顿·丘吉尔、夏尔·戴高乐。这都是一些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西方领袖，没有这些人，世界现代史得重新书写。病人名单还包括中国人更熟悉的那些伟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则直接决定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变迁。

　　80年代刚刚读到这本书时，首先感到匪夷所思的是，难道历史真的是这些病人写的吗？历史难道不能由病人来写吗？人总是要得病的，人得病了不见得完全丧失理智，不能思考，不能视事，好像没有这回事。古人就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生和死之间是有一个“瘁”的过渡阶段，“瘁”就是病嘛，带病作战，历来是美德，何以要被非议？当然，这是在正常情况下的一个理解。80年代，执政党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废除个人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从毛晚年的政治错误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毛晚年显然是典型的“病夫治国”，至死都不愿放手权力，后来话都说不清了，全靠“小张”翻译传达，如果她假传圣旨，也毫无办法。临死前日本首相三木来访，毛还惦记此事，用手击床，所有人都不明白，惟独“小张”读出谜底：那是说的三木呢。这一情景，让局外人难以想象，毛时代的最后政治是在这种方式下运行。中国那个时期的独特政治现象，值得史家好好观察和总结。

　　疾病和政治的关系，在执政党的历史中，其实还可以作更宽泛的理解，有更多的涵义。延安时期，整风完毕，王明势力彻底瓦解，缴械投降，毛却不罢手，依旧穷追猛打。开“七大”时，王明托病不参加会议，想惹不起躲得起，毛哪能放过这种公开羞辱他的机会，教人用担架抬着王明进会场，还选他为中央委员。残酷斗争，不见得一定是肉体消灭，斗争对象是需要活着载体的。建国初期，所谓高饶集团，是党内斗争掀起的第一出大戏。高岗作为“五马进京”中的“一马当先”者，春风得意之际，竟然最先落马，原来门庭若市的大宅，瞬时门可罗雀，路人侧目，下属见了不敢打招呼，前后变化之大之巨，意志再坚强的人也受不了。受不了就得病，得的病现在看来真的是抑郁症，抑郁症多以自杀结局，高岗也是如此。另一个主角，是一把年纪了还被人称为“小饶”的饶漱石，该人据说刻板律己近乎不讲人情，与同志疏于往来，竟被划入高岗集团，百口莫辩，后来长期坐牢，精神分裂，无法善终。

　　高饶本来无病，在政治斗争中被折腾出病来；有些人则本来有病，已准备颐养天年，却因为政治斗争需要，又冲上第一线。林彪是其中的典型案例。林彪有病，都是些查不出原因来的怪病，怕水，怕光，怕动静，解放后一直疗养，百事不问，由此成为毛最放心的一个元帅。其实其他几个元帅，除彭德怀掌握实权外，也大都处在半休闲状态，道理大家都懂，“飞鸟尽，良弓藏”，功成名就后不要惹是生非。1958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以国防部长身份写万言书，“骂娘”20天，在主席看来，这哪是犯言直谏，简直就是犯上作乱，当即拿下，为此请出已被他发了“复员费”的病号林彪，掌舵军队。按林彪战功，由他任国防部长，也算众望所归，虽然身体差点，病的症结毛是清楚的，小病大养，从来都是政治游戏的惯例。后来证明果然如此，文革初期，林彪独挡几面，为毛的反修防修不遗余力，在“九大”被党章确认为法定接班人，声名如日中天，身体也就成了第二大政治，在“万岁”之后是“永远健康”。后面的故事谁都知道，当时还没有“休假式治疗”这样的政治智慧，中美尚未建交，也没有使领馆可去，全部造化只能寄托在一架三叉戟上，走了也就走了，走不了还是一个悲剧。对林彪元帅的命运，现在史家可以有多种假设，我的看法是，林彪如果坚持生病不出山的话，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在上述两个极端中间，党内还有第三种情况，身体很好，没有病，因政治原因，随时住院，这个策略运用好了，可以免去许多麻烦。陈云在党内被公认为是财经专家，在建国初期就主持中央财经工作，对于当时全国尤其是上海的经济恢复和物价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对此有评价：“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他实际上是把陈云看作党内懂经济的第一人。但陈云务实的经济思想和毛渐已形成的大跃进思想不合拍，曾多次遭到毛的批评。批评重了，陈云就去住院，“一五”期间为此多次住院。1957年，陈云主持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主张“反冒进”，强调要从有吃有穿出发，注意农业发展。毛对此极为不满，斥之为是离右派仅50米，让陈云多次检讨，并波及周恩来总理。这次批评最重，几乎想罢了这几个人的官，陈云压力很大，心力交瘁，只好又去住院。自此之后，陈云再未被毛重用，住院也算是对他的一个解脱。类似情况在叶帅身上也有发生，文革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毛让陈锡联主持军委，让叶帅住院休息，以此完成一项重大人事变动。和高饶林彪等人相比，以生病住院的方式，退出权力中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较为温和人道的制度安排，至少让当事人得以避免牢狱之灾或杀身之祸。

　　疾病和政治的这种不正常关系，显然是一种制度现象，人有病，症结在制度，可说是中国特有的“疾病政治学”。打到“四人帮”，结束文革，拨乱反正，在某种意义上，首先就是来自于对这种疾病政治学的反思，来自于执政党高级干部的切身感受。党内斗争，无情残酷，不仅使得他们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非病既死，也株连到他们的家庭子女。安子文出狱后的第一句话，是问“谁来制约毛泽东”？党内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制约机制，受害的首先就是这些高级干部。不仅如此，制度不全，导致风气不正，拉帮结派，互相整人，今天整人者，过几年可能就是被整者。周扬就是一个例子，在台上时整了不少人，结了不少冤家，“文革”时自己也被整的死去话来；复出后遇到受迫害者就鞠躬，真心忏悔，沉痛反思。

　　正是基于历史的教训，执政党从70年代末决定搞改革，除了重点完成工作中心转移，从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以外，再就是逐步确立党内正常的人际关系，党内斗争尽可能不搞无情打击残酷斗争这一套。即使对于打到“四人帮”这种方式，陈云也有话说，认为是特殊时期的特殊选择，有下不为例的意思。后来党内最高权力更替交接，从华到胡到赵，皆不正常，但已没有毛的那些极端做法，大致留有余地，给予必要的尊严，生活待遇不变，自然生老病死，这在执政党历史上已是一个重大进步。“后八九”以来的20年，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大致平稳运行，法制建设已成气候，法治观念已深入人心，党内恶斗乱斗的风气几近绝迹。在此形势下，出现“重庆病人”和“休假式治疗”事件，的确让人难以想象。当事人作为曾经主管重庆治安的最高执行者，领导前所未有的“打黑”运动，期间制造出多起引人注目的事件，既有对他前任的抓捕和审判，也有“李庄案”从一季到二季的戏剧性变化，最后以免职、调任、出走、治疗渐次达到事件高潮，凡此种种，绝无可能是个人化行为，我更愿意把他看作是一个制度性的症候，或将可以看作是中国“疾病政治学”的一个新的典型案例。

　　一个地方政法领域的最高首长，出行都是前呼后拥，保镖数十，拥有各种先进警侦手段，无疑是这个地方最安全的人，是什么原因让他最后决定离开此地，去一个他不应该去的地方，理由可能很简单，这个看起来最安全的人，也感觉到已经没有安全感了，这个地方的法律保障机制已经失效。这让我想起去年贺卫方写给重庆法律界的那封公开信，信中有对该局长的一段话，既是忠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预言，不妨抄录如下：

　　“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独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其实，尊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文强在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这话说完仅仅不到一年，便不幸而言中，被忠告的当事人身份已经发生戏剧性转变。在他听到这话时，绝无可能想到，他或将面临和文强同样的处境。这种身份的迅速转换，对于那些曾经已经领教过他主导下诸多可疑司法事件的人来说，也并非是一个喜剧，人们会问：下一个会是谁呢？要知道，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是拿着宪法要求保护自己的人身权利而无济于事，这样的事情在今天难道还无法终止吗？每一个公民都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

　　人有病，患乎一人；制度有病，患乎一国。病态人格和病态制度交错在一起，才会在昨天制造出从接班人瞬间变为叛国者的悲剧，在今天制造出从一级英模瞬间变为潜在抑郁症患者的闹剧。这种不同身份的穿越，是共和国的耻辱和执政党无法抹去的丑闻。为防止诸如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需要在制度上进行思考：社会乱象、政治病象的制度症结究竟在哪里？


　　我提出三个观察视角。

　　1、法治系统失效。

　　有法不一定有法治，法制也不等于法治，这是多年来中国有良知的法律人一直在说的话。法治是法律的制度建设、法治观念、依法办事和依法行使职权的系统工程。执政党和政府的一切组织，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逾越法律的制约。法律是对公民各项权利的保护，是公民抵抗各种不法侵害的最后屏障，也是保护执政党成员包括其高级干部各种合法权利的最有力武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就是摆设；执法违法，无视法律，践踏法律，就是犯罪，必将遭到法律的制裁。国家公权力，掌握国家暴力，如果不依法行使职权，对社会对公民危害尤其为大。重庆“打黑”争议如此之大，皆在于人们看到其中存有太多的疑点，举世瞩目之下，无视程序正义，无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无视现行法律的基本规则，实属30年来之罕见。童之伟教授写的有关重庆“打黑”的相关调查报告，读之可谓触目惊心，其中揭示出的问题，谁都无法回避。恰因为法治系统的失效，不仅殃及一大批当事人，现在也殃及到这个“打黑”运动的最高执行者。没有制度的约束和保护，没有法律的约束和保护，所有人的安全都无法得到保证。惟有建设法治国家，才会有每个公民的安全之地。


　　2、政治伦理失当。

　　如果说法制建设是法治国家的硬件，那么，政治伦理就是法治国家的软件，政治伦理的正当性关乎执政党的道德形象和政治信用，是它取信于民的精神底线。一个没有法治的制度，一定是一个政治信用缺失的制度，而政治信用的崩溃必定导致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危机。毛时代，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之手，搞家长制，一言堂，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阳谋阴谋一起来，全党无从所适，人人自危，只好阴奉阳违，上下左右皆无政治伦理可言。林彪自我爆炸，是这个时代政治信用崩溃的开始。当前的制度安排，依旧面临着更加广泛的政治伦理追问：腐败丛生，权贵资本，生活腐化，道德败坏，已是执政党自身难以根绝的毒瘤，每天都在吞噬着执政党的信用和形象。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权力过度集中于一把手，缺少制度约束，纪律检查形同虚设，胆大妄为者为所欲为。党内人际关系不正常，极端者近乎黑帮化，上级就是老板，下级就是马仔，利益一致时两肋插刀，反目时鱼死网破。不讲仁义，毫无诚信，寡廉鲜耻，虚伪作秀，诸种伦理丧尽现象，执政党历史前所未有。制度的政治伦理问题，是无法通过教育、道德自律和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只有通过建立新的民主制度才能建立新的政治伦理。


　　3、政治民主失位。

　　法治系统失效，政治伦理失当，其根源在于政治民主的失位，缺少宪政的制度安排。民主对执政党而言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实行的问题，即使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安排，真能有效地集中广大党员的意见并能执行这些意见，上述制度性病症就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抑制。恰因为没有任何民主因素，没有广大党员的参与和制约，才会导致各种制度性的恶果。执政党反对“三权分立”，主张几个“不搞”，但在制度设计和安排上，总要解决权力的来源，即人民的授权问题；权力的制约，即防止权力腐败和失控问题；权力的归属，即社会自治问题。这三大政治元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着选举制度、监督制度和公民社会制度的形成，离开这些基本的制度建设，民主不就是一句空话？没有政治民主，何以从根本上制止法治失效和政治伦理失当？政治民主决不是一蹴而就，它可以划分为执政党所说的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几个不同层面，可以分步实施，有序进行，关键是必须真正迈出这一步。执政党为治理制度性腐败问题，已经过长时期的各项试错性实验，尝试过利用自己的力量进行自我纠错，但至今依然没有好的效果。未来的路径已经很清楚了，不需要再摸着石头过河，政治民主是执政党重建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惟一途径。

　　“人有病，天知否”？这个事件及其当事者在未来究竟会有何种结果，尚未可知，其中包含着何种惊人情节、相关故事或当事者的心路历程，其实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全社会和执政党一起来反思这个事件发生的制度原因，找到能够从制度上根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有效办法。亡羊补牢，治病救人，正当其时。

作者:荣剑，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