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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9日星期四
冯建梅与胡锦涛,谁是卖国贼?
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有些人从子宫出来,比有些人从天宫回来更难。
——“十年砍柴”在微博上发表的一则评论
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几乎在“神州九号”成功发射并与“天宫一号”顺利对接的同时,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渔坪村三组的妇女冯建梅怀孕七个月后遭到负责计划生育官员强制引产。
人类正常的妊娠活动和探索太空“奇迹”的难易,在中国的语境下,颠倒了位置。
针对知名作家十年砍柴转发出的这条网友留言,网友们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老孟如是说:哑然失笑,满目悲凉!
汪三琳:疯癫的现实才会逼人产生精辟的评论。
左岸边上的渔翁:这是我今年以来看到的最犀利的评价。天宫飞嫦娥,子宫出遗骨……
海口逗逗:一个不小心,上天宫的人被灭在子宫里。
郁青百年:这是个繁忙国度,有人忙着下地狱,有人忙着上天堂,就是很少人愿意活在人间。
唐亮煨博:那么计划生育标语可以写得更牛一点:你把子宫当天宫,计生就是孙悟空!
爱国,爱国,多少杀人的罪恶借汝而行!
在被强迫引产之前一天,因冯建梅家交不起四万元“社会抚养费”(超生罚款),镇干部用衣服裹住她的头,像“抓猪”一样把她抬上车送往镇坪县医院。在反抗的过程中,冯建梅的膝盖及腿部受伤。
对孩子的谋杀发生在六月四日,这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一个逻辑上的必然。二十三年前的六月四日,他们肆无忌惮地杀人;二十三年后的六月四日,他们明火执仗地杀人。二十三年前的六月四日,他们屠杀那些生机勃勃的青年;二十三年后的六月四日,他们屠杀那些还未脱离母腹的婴孩。中国共产党彻底沦为屠夫集团,杀人如同家常便饭。鲁迅说,有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中共何尝不是如此!在中国,每一天都是六四,每天都是国殇。
杀死婴孩之后,暴行并未结束。六月二十二日,当被引产的婴孩的父亲邓吉元决定赶往北京上访时,遭到当地政府官员的阻挠,并遭到一人的殴打。当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敬民解释说:打人的是“邻村的酒疯子”。“酒疯子”的说法引起网民强烈反应,称这是政府官员指使内部人员暴力残害访民的“新招”。
六月二十四日,冯建梅夫妇决定离开镇坪县医院回家。当地政府派人来阻挠他们,继续将他们非法软禁在医院,不准任何外人与之接触。邓吉元冒险接听了一名德国记者打来的电话,并简单接受了采访。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与政府人员几乎同时出现在医院门口的,有一群打着条幅的示威抗议者,鲜红的条幅上面写着:“打倒卖国贼,驱出曾家镇,公道自在人心等。”中国的一般民众根本没有示威权,这群人却不仅可以自由地在公共场合示威,而且还有免费的宴席吃。
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借汝之名而行!受害者成了“卖国贼”,失去孩子的母亲继续被羞辱,即便是“动物庄园”都不会发生如此神奇的事情。这一荒谬的场景,超越了奥威尔的想象力。
当然,对中共杀人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中共第一次残民以逞。当年,中共枪杀林昭之后,派警察上门向其家人索取五分钱的子弹费,不就是对其实施“二度谋杀”吗?“天安门母亲”们在这二十三年以来,不就是这样挣扎着活过来的吗?那么多国安、国保和五毛不断地给丁子霖打骚扰电话,咒骂她是“卖国贼”。冯建梅与丁子霖,两位年纪不同、经历迥异的母亲,命运居然如此相似!
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面铜墙铁壁,在它的面前,冯建梅宛如蚂蚁般渺小。有愤怒的网民留言说:“人家在公海里挖了点石油就侵犯了你的主权,你扒下人家裤子挖开人家子宫钻死人家孩子却是‘基本国策’。”这些暴行的幕后指挥者,就是笑里藏刀的中共党魁胡锦涛。胡锦涛的孩子个个富可敌国,邓吉元的孩子却被剥夺了“生存权”。作为父亲的邓吉元不得不奔跑在逃亡的路上,仅仅因为他要说出孩子被杀害的事实。李承鹏在《逃亡的父亲》一文中写道:“这个国家把控制人口变成杀人赢利。可官员们从不计划自己的性欲,却要计划人民的生育。”和谐中国最经典的一幅画面是“一个被杀了孩子的中国父亲在山路狂奔,一群外国人他爸正把孩子送到名校学习……”。
既然中共再次祭起了“爱国”的大旗——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他们将那些不屈服者统统扣上“卖国贼”的恶名;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作深入的追问:冯建梅和胡锦涛,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卖国贼?仅仅是接受外国媒体的访问说出自己的真实遭遇,就是卖国吗?真正的卖国贼,是那些杀害自己同胞的人:引导日本侵略者进村杀戮乡亲的家伙,当然是“汉奸”;动用国家政权剥夺公民的生育权、并残害即将出生的孩子的官僚,当然更是“汉奸”。当年的汪精卫没有做到的事情,今天的胡锦涛全都做到了。汪精卫有过心灵的挣扎,胡锦涛从来都铁石心肠,从杀藏人到杀汉人,一样都是杀人不眨眼。“胡汉奸”这顶帽子戴在首席独裁者胡锦涛头上,名副其实。
冯建梅的遭遇绝非个案,在胡锦涛宣扬的“和谐社会”,此种惨剧随处、随时都在发生。在胡锦涛时代,不仅维稳暴力化,计划生育也暴力化。计划生育政策固然不是胡锦涛的发明,他只是“萧规曹随”;不过,胡锦涛执政十年,计划生育政策以更为野蛮和惨烈的方式推行,这是胡锦涛独享的“专利”。
计划生育就是中国式的大屠杀
随手在网上就可以查到若干骇人听闻的例子: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湖北省洪湖市龙口镇三红村的妇女张文芳,被计生办的一行十多人从家中绑架。在洪湖市计生服务站内,张文芳被计生服务站的六名人员抓住强行打了催生针。然后,她被送到洪湖市人民医院,并很快进了手术室。二十五日上午,张文芳大发作,然后被打麻醉针昏迷过去。当她醒来时已是次日下午,她的妈妈和丈夫已赶过来。她这才得知,孩子已不知所终,更大的不幸是,她的子宫也被切除。几个月后,张文芳到湖北省医院做检查,才发现她的宫颈口、两侧输卵管、右卵巢也已被切除。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引产时的大出血,后来她出现了肾结水、内分泌失调、大小便经常失禁、抽搐、掉头发、掉牙齿等多种症状和疾病。张文芳认为,正是这次手术给她造成了终身的伤害,彻底改变了她的后半生。她去荆州信访办上访,工作人员训斥她说:“你的孩子和器官,我们都有权拿走!”
冯建梅和张文芳毕竟还活了下来,即便是苟延残喘,活在失去孩子的哀痛和身体残缺的折磨之中,也算不幸中的大幸。还有那么多连性命都丢掉了的妇女,谁能为之作见证呢: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二日,山东省利津县利津街道计生办把怀孕六个月的马继红,抓到县中心医院做引产手术。马继红因反抗出现呼吸困难症状。在输氧过程中,一名自称利津街道办事处书记的人声称马继红是装的。随后,几个男人强行拔下来马继红的氧气罩,让她在一张纸上按了手印,就将其抬到产房。当日下午四点,一名护士出来对家属说,正在抢救马继红,之后就将产房的大铁门关上。直到晚上十点,一个人跑来打开产房的门,看了一眼之后就溜走了。发现情况怪异,家属跑进产房一看,医生、护士全都失踪了,可怜的马继红早已断气,手术台上的尸体已经冰凉。母亲与孩子一起死亡,凶手却至今逍遥法外。那些为胡温新政摇旗呐喊的伪知识分子,真该到现场去看看这血淋淋的一幕。
邪恶的共产党政权,从来不把生命当生命来看待,从来不把人当人来看待。杀人如草不闻声,是共产党统治的生动写照。当年,声称“人多力量大”、鼓励多生孩子的是中共党魁毛泽东;如今,把人口当作包袱、剥夺公民的生育权、对生育进行“计划”的则是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党如同一个无所不在的魔鬼,党让你多生,你就要多生;党让你生只一个,你就只能生一个。而中共的高级官员们则不受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他们明媒正娶的夫人,以及名不正言不顺的二奶们,都持有其他国家的护照,可以产下其他国家的公民。一般的老百姓,哪有“肉身翻墙”的能力和财富呢?中国的“屁民”们,比起养猪场中的猪还不如,只能引颈就戮,还不能发生一点呻吟的声音来,否则就违背了“忠党爱国”的基本教义。而官方政策翻云覆雨式地转变,也根本不必向民众说一声“对不起”——道歉从来就不是共产党的“英雄本色”。亿万民众不明不白地成了共产党暴政的试验品。
计划生育是一种公开的、合法的、中国式的大屠杀。大屠杀不仅发生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卡廷森林和柬埔寨,大屠杀也发生在中国;大屠杀不仅发生在过去,大屠杀也发生在现在。在中国,实施和参与这场大屠杀的,不仅仅是某些权力部门的工作人员,而且就是中国政府本身。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该政策的实施过程,通常还显得犹抱琵琶半遮面,遮遮掩掩;而在胡锦涛时代,则明目张胆的、咬牙切齿、杀气腾腾、图穷匕见。看看遍布全国各地的标语就一目了然了——“打出来!压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出来!”、“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宁可血流成河,不可多生一个!”、“谁要强行超生,谁就倾家荡产!”、“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今日逃避计生政策外出,明天回家一切财产全无!”、“该扎不扎,见了就抓!”、“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看到这些堂而皇之地张贴在公共场合的标语,不禁让人怀疑:这究竟是人间,还是地狱?胡锦涛时代的暴戾之气,绝不输于毛泽东时代;胡锦涛本人的毒辣和阴险,也绝不输于毛泽东。胡锦涛嗜血的个性,决定了胡锦涛时代的色调和氛围,当然决定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残酷程度。
在中共只剩下暴力来维持政权的大背景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残暴性也愈演愈烈,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也日渐彰显。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指出:“计划生育政策是政府主导的对人类的残酷和犯罪。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已实行三十三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对妇女儿童权力的侵犯而言,其规模和程度是最空前的。由于计划生育实行的堕胎,堪称杀害数以百万计中国婴儿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共政府强制推行的“一胎化”政策,使怀孕变成一种犯罪,使拥有兄弟姐妹成为非法的行为。“一胎化”政策已经导致四亿胎儿被流产或通过溺婴的方式被杀害,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总人口。在中国,每六个女孩子当中,就有一个被流产或遗弃,从而导致大约四千万女性的消失。这是一项导致中国人口严重失衡的可怕政策。据《经济学家》杂志报道,在广东省,男婴和女婴的比例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九比一百。“一胎化”政策也打破了青年、中年和老年人口的平衡,造成了灾难性的社会后果。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拐卖妇女卖淫的国度。广大农村地区的妇女被当成现代奴隶,这都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恶果。
“集体学习”掩盖不了胡锦涛的刽子手身份
欧盟决定将谴责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列入与中国的人权对话项目之中,美国国会日前也专门召开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听证会。中共的反人类罪行,让全世界都为之侧目。然而,在施行计划生育政策上,胡锦涛无意改旗易辙。他不敢撼动一个由数百万的“计生干部和公职人员”构筑的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共整个独裁体制不作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之下,奢望中共单独在计划生育领域承认错误、调整政策,无异于与虎谋皮。
当海内外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胡锦涛打起了“太极拳”。新华社报道:“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口工作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这种政治局的“集体学习”,是胡锦涛这个昔日政工干部的一大发明。胡锦涛本人拥有清华大学的本科文凭,但在强调“政治挂帅”的毛泽东时代,清华的名师们都被打翻在地,他几乎没有在课堂上学到什么专业知识。作为谨小慎微、只红不专的政治辅导员,换言之,也就是公开的“线人”,胡锦涛在大学校园里学会的,只有溜须拍马、打小报告那一套厚黑本领。这些下三烂的手腕,偏偏在中共“优败劣胜”的人才选拨机制中所向披靡,使之战胜诸多竞争对手,终于修成正果,成为一代庸主。
胡锦涛上台之后,不仅尽情折腾老百姓,还要折腾政治局的同僚们——他开启了这种华而不实的“集体学习”模式,让政治局成员们个个都硬着头皮来“陪皇上攻书”。在中国古代,皇帝或太子,确实有一段时间要老老实实地跟老师学习,而充当“帝王师”的,大都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状元或鸿儒。如张居正之于万历皇帝,翁同和之于光绪皇帝。在共产党时代,知识分子被视为附在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然近年来地位略有改善,但刚愎自用的党魁们根本不会虚心听取独立知识分子的真知灼见。胡锦涛发明的“集体学习”的模式,无非是沽名钓誉之举。政治局请来授课的学者,通常都要经过当局的层层筛选,讲课的题目及内容,亦经过反复审查。如此,与其说是讲课,不如说是给胡锦涛及其同僚们“表演”。而胡锦涛等人,与其说是在虚心学习,不如说是在观赏奴才的献媚。独裁体制之下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的“智库”,胡锦涛也不可能从中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正如苏联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巴京卡所说,克格勃给苏联最高领导人送去的情报,大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资料,“这些汇报有许多都是互相重复的,通常是通过大众性传播媒介已经知道的情报。……用这种办法,用这种情报半成品,是不能作出高水平的政治决定的”。
胡锦涛在其统治中国的十年间,先后进行了多达二十八次的这类无效“学习”。这次“集体学习”也是如此,主讲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翟振武教授、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学军研究员。他们当然不会从人权、生命权等角度来反省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不会将三十三年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巨大恶果及后遗症坦诚地说出来。他们的“讲课”不过是一个引子罢了——“抛砖引玉”的,乃是胡锦涛最后所作的“总结讲话”。学生对老师的授课作总结,这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教学相长”的方式。倘若孔夫子复活,看到这种“学习”方法,恐怕会瞠目结舌,将“万世师表”的牌匾拱手让给胡锦涛。
关于这次“集体学习”,新华社报道的重点在于:“胡锦涛要求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完善人口发展政策体系;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深入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引导人口有序迁移和合理分布;完善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报道对老师讲课的内容以及给出的“意见和建议”只字不提,焦点完全集中在学生身上。老师的卑微与学生的尊贵,对照极其鲜明。这篇报道还指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充分认识我国人口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断增强做好人口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强战略研究,加强政策统筹,加强工作协调,加强任务落实,不断开创人口工作新局面,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人口环境。”在数字背后无数消逝的生命,胡锦涛完全无动于衷。母亲与婴孩撕心裂肺的哭喊,胡锦涛更是充耳不闻。他企图通过“集体学习”的方式,将责任分担给政治局的每一个同僚。
作为中共党魁,胡锦涛在此阐明了党与计划生育政策之关系:“全面做好人口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人口工作的决策部署,把人口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工作格局。”由此可见,党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动机,胡锦涛一定要将这一杀人政策执行到底。危害中国的前途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胡锦涛眼中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至少在其任期结束之前,不会对该政策作任何调整。拒绝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与拒绝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有同样的一套逻辑,正如政治学者严家其所指出的那样:“胡锦涛当政十年,使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到了尖锐的程度,胡锦涛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到了大变革的前夕。”对于胡锦涛来说,只要顺利交班就万事大吉,哪管此后洪水滔天。而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不作为就是最恶劣的害国与卖国的行径。
毛泽东的暴政直接导致了七千万以上的民众的非正常死亡,而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更是残害了数亿中国人的生命。在独裁者的竞技场上,胡锦涛杀人之多,丝毫不亚于毛泽东,也不让于希特勒。遗憾的是,希特勒已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胡锦涛居然还能游走于世界各地,接受众人的欢呼与赞美。这种情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我们期盼,在不久的将来,自胡锦涛以下,中国庞大的计划生育系统的数百万计的工作人员,都站在法庭上受到正义的审判,而在一旁作证的将是冯建梅和千千万万失去孩子的母亲们。
余杰,《纵览中国》
美国会议员会晤藏人行政首席部长洛桑森格
美国之音方方, 杨晨
国会 - 藏人行政首席部长洛桑森格一行访美,星期三会晤美国国会两位资深参议员: 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和独立派系参议员利伯曼。
最近更多的藏人自焚抗议中国西藏政策。利伯曼参议员说,美国的外交政策要顺应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尽一切力量支持洛桑森格的政府,向中国施压停止在西藏实行压制政策。
麦凯恩参议员2008年参加总统大选时曾会晤过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有记者问今年的两党总统参选人是否也应该和达赖喇嘛以及洛桑森格会晤,麦凯恩说,他 知道罗姆尼州长非常关注西藏事务,愿意和藏人行政中央进行对话。麦凯恩参议员还说,如果罗姆尼当选总统会更注重人权问题。
洛桑森格说,现在西藏已经有44人自焚,这是令人难过的悲剧。他说藏人行政中央并不鼓励藏人这样做,但西藏没有言论自由,他们只好诉诸极端的自焚手段。
洛桑森格一行是16号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这次行程包括会晤美国官员和国会议员,并且对当地藏人发表演讲。
最近更多的藏人自焚抗议中国西藏政策。利伯曼参议员说,美国的外交政策要顺应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尽一切力量支持洛桑森格的政府,向中国施压停止在西藏实行压制政策。
麦凯恩参议员2008年参加总统大选时曾会晤过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有记者问今年的两党总统参选人是否也应该和达赖喇嘛以及洛桑森格会晤,麦凯恩说,他 知道罗姆尼州长非常关注西藏事务,愿意和藏人行政中央进行对话。麦凯恩参议员还说,如果罗姆尼当选总统会更注重人权问题。
洛桑森格说,现在西藏已经有44人自焚,这是令人难过的悲剧。他说藏人行政中央并不鼓励藏人这样做,但西藏没有言论自由,他们只好诉诸极端的自焚手段。
洛桑森格一行是16号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这次行程包括会晤美国官员和国会议员,并且对当地藏人发表演讲。
胡耀邦對賀敬之說:你們京西賓館的會怎麼收場?
唐達成信奉的不拉幫結派,不參與團團夥夥的處世準則,受到了衝擊。
唐達成還有一句話就說得比較袒露了。唐達成 說:“我大概確實不是一個搞政治的人。張光年推薦我學習一段毛主席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政治的判斷,要說 難也真難,要說簡單其實十分簡單。英明領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政治的高度智慧表現在最簡單的邏輯推理之中。”
束沛德代唐達成而言:“我們就處在,這面,黨組書記是張光年管;那一面,中宣部是賀敬之分工抓作協,所以我們呢,也得不斷地到賀敬之那裏去彙報工作,要求我們作 協這個事那個事應該怎麼怎麼辦。有唐達成一個人去的,也有我和唐達成兩個人到賀敬之那裏去。開始那一段呢,賀敬之沒有落選,好像還好一點,對我們兩個人 麼,因為工作關係麼(束沛德的語言特點,喜歡在完整的語句結構中,多層加入因果關係。也許是為使某種依據更充分,更有說服力)。該怎麼彙報怎麼彙報,該把 情況帶回來就帶回來。這一段還可以。四大以後這個問題就尖銳了。”
賀敬之在與我的訪談中,提供了唐達成對他說的這麼一段話:
“…… 我說,達成,最近你這精神狀態不怎麼樣啊?唐達成對我說,我跟你說心裏話吧,他講,在許多問題上,你是按中央的精神辦的。也都有中央的正式文件。你也是按 部委會上的決定來辦的。但是我後來感到很困難了。我在你這裏辦公室聽到的是一種中央的精神,可是我回去後聽到的還有另一種中央的聲音。使得我無所適從,左 右為難。我也不好說在你這裏聽到的不是中央精神,可回去後則成為另一種。我也不好和你具體講。……後來,又過了一段時間,84年底,85年初,他就跟我不 怎麼來往了。有一次,他跟我講,上一次我跟你講有兩個中央精神。現在我覺得,你所理解的執行的這個中央精神是從文件上來的,實際上還有你所不瞭解的。這我 就恍然大悟了。”
朱穆之在中顧委生活會上批評張光年時曾說過這麼一句話:“光年同志摘的文章、引的講話,似乎都是事實。是不是還有其它事實?怎麼看這兩種事實?”
馬 烽在1984年9月中宣部召開的會議上,發言中說了這樣一段話:“……團結問題,加強團結,不團結有幾種原因:一、是歷史原因;二、是運動的後遺症;三、 是小道消息太多,傳來傳去很走樣,也不利團結。前兩年好像有兩個司令部發出來的話。搞得下面不知聽誰的好。希望能有所解決。團結問題不解決,會對文藝界有 影響。有意見也應該按組織手續來提出,擺到桌面上來解決。”
“文革”的過來人都有一句耳熟能詳的話:“稀裏糊塗站錯隊,懵懵懂懂跟錯人”。想不到歷史發展,社會進步了這麼些年,人們仍然面臨久治不愈的如何“劃線站隊”。
賀敬之說:“後來的京西賓館會議,就使我更加恍然大悟了。”
下面是《詩人賀敬之》裏的一段話:
從 座談會一開始,特別是進行到丁玲、趙尋發言當天,會外就傳出謠言:說這是一個背著中央開的“黑會”,“整人的會”,是“加大馬力搞‘清污’的動員會”,並 傳說“有一個一百多人的批判名單”,說“賀敬之要把丁玲捧上臺”,更為聳人聽聞的是:“趙尋在會上公開反對胡耀邦!……”
賀敬之對此全然不知。他對整個會議的進行感覺良好,認為座談會上有不同意見發表是思想活躍的表現,經過這次會上的交流溝通,會後再繼續努力,逐步統一認識,增進團結不是不可能的。
與 會的同志普遍反映也是如此。當時任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的唐達成同志在兩年多以後——1987年5月一次會上發言回顧說:“我作為京西賓館會議的參加者,確 實沒有感到這次會議要整人。後來我聽說有同志就此向中央送了材料,我不知道實際情況是怎麼回事,但如果認為這次會議想整人,那是不符合事實的,也是不恰當 的。”
當時,連會外流言也還未聽到的賀敬之,更不會知道唐達成同志說的“有同志就此向中央送了材料”。
突然,文藝局的同志緊急告訴他,中央辦公廳通知要馬上報送座談會的全部文件和簡報,已報的還要增加若干份。緊接著,通知賀敬之到中南海開會。
賀敬之按時到達中央書記處會議室,耀邦同志、鄧力群同志和其他幾位有關同志都已到場。
耀邦同志先開口:“你們正開的這個會,我們不知道。賀敬之同志,你先不要說,說也無非是解釋。你們的會怎麼收場?如果你們不行,只有中央去收了。時間不多,你先聽別人發言。”
一 位與會的同志首先發言。他從公文包裏取出顯然是告狀的材料不時翻看著,對賀敬之進行批評:“……你們還要大搞清除精神污染……又要批這個、整那個……海內 外多少項投資都抽回去了,還能這樣幹嗎?……丁玲的事已經解決了,怎麼又弄出來……還有個什麼簡報的事,矛頭針對誰呀(意指耀邦同志)……”
賀敬之不禁怔住了。這是怎麼回事?怎麼會弄成了這樣?
接著一位同志長篇發言,一句未提告狀的具體內容,只講了自己對一切工作要服從於和服務於經濟建設中心的認識。然後又一位同志翻出簡報上登的賀敬之在座談會上的《開場白》,挑出其中一句批評說:“不要發展,光講堅持,這樣的馬列在世界上形象可不好啊!”
賀敬之實在憋不住,山東人的倔勁兒上來了,他直話直問:“耀邦同志,今天是批評我的會吧,我是不是沒有發言權啦?”
耀邦同志說:“你是中央委員,誰說你不能發言?說嘛。”
為搶時間,他扼要地把座談會的宗旨、內容、開法和進展情況作了說明,特別說到五次文代會的指導思想應是鼓勁、團結、繁榮,而這個座談會就是為五次文代會做準備的。
……
在他離座要走時,賀敬之趕上去說:“耀邦同志,請等一等。有些問題還沒談,特別是我覺得有同志有誤會,我希望和你談談。你要沒時間,別的同志也行……”
耀邦表示可以:“你看和誰談?”
賀 敬之這時明確感到同剛才那位手拿告狀材料的同志是談不出結果的,就提出和胡啟立同志談。啟立同志同意:“敬之同志,下去約個時間吧。”賀敬之和他並排走出 會議室,情不可禁地對他嘟囔:“這算什麼事啊,搞了這一場……”啟立同志口氣親切地說:“老兄,沒什麼,不過是不該哪壺不開提哪壺啊。”……
兩 天後,賀敬之和胡啟立進行了將近四個小時的談話。他開頭就從“壺”的問題說起:“中央正確決定的方針政策,怎麼會在誰那裏成了不開的‘壺’?我們怎麼能知 道哪壺開哪壺不開?我們只應照中央正式文件辦。啟立同志,你們在中南海辦公,可以不直接面對下邊。我們在第一線,對群眾的提問怎麼能老是避而不答呢。文藝 界有相當一部分人,包括文藝領導層中的幾位同志一直不同意小平同志提出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對精神污染,可我一直相信他們這樣是不會得到中央支持的。 這兩天我才知道他們那把不開的‘壺’是怎麼回事。但我仍相信,這不會是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的精神,更不是整個中央的精神……”
選自《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陳為人著,明鏡出版社
北京对西藏师生强化洗脑加强校园维稳
布达拉宫
路透社
法广
中国藏区接二连三发生藏人和僧人自焚事件,现在,这一本来偏远的地区使中国当局倍感潜在的危险。当局之前除采取各种动作“维稳”之外,现在又决定对老师和学生进行“洗脑教育”。据西藏当局媒体报导,西藏日前召开维稳工作会议,要求加强校园维稳和「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官方的西藏日报报导说,西藏17日召开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称在中共18大前,保证西藏稳定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报导引述西藏官员在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并做好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派遣工作,加强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维稳措施。
会议称要加大共產党的正面宣传教育力度;要严格对新兴媒体的管理,加强和规范网路服务管理。
此外,西藏要强化实战演练,提升联防联控、应急应变能力;并将加强城市网格化管理,7月底前全区规划建设的便民警务站全部建成投入使用。
报导引述西藏官员在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并做好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派遣工作,加强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维稳措施。
会议称要加大共產党的正面宣传教育力度;要严格对新兴媒体的管理,加强和规范网路服务管理。
此外,西藏要强化实战演练,提升联防联控、应急应变能力;并将加强城市网格化管理,7月底前全区规划建设的便民警务站全部建成投入使用。
伦敦的怀疑:奥运会有长期价值么
伦敦人一点也不相信,即将举行的夏季奥运会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真正的好处。
自从伦敦获得奥运会举办权以来,围绕资金分配就燃起一场激烈的争论。特别是伦敦东区的下层民众,对政府的分配决定非常愤怒。
伦敦东区一位房屋管理员罗宾斯(Glyn Robbins)说:"我们现在知道,他们为两个星期的赛事花费了巨额公款。我认为,应当保障本地人从中受益,但现在远非如此。"
罗宾斯担心,伦敦奥运110亿欧元经费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贫穷的东区改造。"只有很少的新建建筑,是为了让当地人拥有买得起的住房。"
但有关部门认为,投资建设的比赛场地,在奥运之后也能发挥作用。伦敦奥运公园的项目经理克罗克福德(Ian Crockford)说:"我们清理了整个地区,包括修缮破旧建筑。现在伦敦市有了一个漂亮的新公园。"
奥运公园位于伦敦东区斯特拉特福德(Stratford)附近。克罗克福德介绍说,这里有各种体育和文化设施,将造福整个城区,而且肯定会有很高的使用率。
可是切尼(Julian Cheyne)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2007年,切尼的房子被强制拆迁,让位于兴建的奥运公园。他告诉德国之声,赔偿金远低于他与其他拆迁户的预期。
更让他感到气愤的是,他觉得政府所谓的改造计划,是借着奥运的名义抢夺民众的土地。
切尼是反奥运网络(CON)联合会的发言人。他们计划在奥运前后举行示威。"在斯特拉特福德,或者纽汉姆(Newham)所发生的事情,根本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是那些建筑公司。他们得到土地,可以盖高楼,收更高的租金。"
政府则表示,单单是兴建各样高楼大厦,已经会大大改善东区的面貌,而且会在奥运会之后继续吸引更多游客。
伦敦奥运交付管理局局长阿密特(John Armitt)说:"奥运公园会成为主要景点,这里还将举办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由此彻底改变东区的形象。"
对东区的改造和长远改善是政府阐明的目标之一。可是如今,政府的承诺受到质疑。
《卫报》撰稿人、政治学者博伊科夫(Jules Boykoff)向德国之声表示:"到最后,如果这一切不成为地产大鳄赚钱的黄金机会,我会深感惊讶。最终会导致这里的生活成本急遽升高,以至于现在生活在这里的人无法再承担。"
新近的问卷调查显示,不单是伦敦东区希望破灭的居民,如罗宾斯或切尼,而且是英国民众整体都对奥运会的长期作用深表怀疑。一项国际网络市场调查机构 YouGov的调查显示,64%的英国人认为,奥运不会给"我们这样的人"带来好处。40%的人甚至认为,伦敦根本就不该申请奥运的主办权。
责编:石涛
德国之声
朝鲜高层人事变动 改革派将占上风?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撤换军队高层领导人,在国际上引起高度关注。有专家分析指出,此举意在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并为今后经济开放的改革措施铺平道路。
周一(7月16日)朝鲜媒体宣布,69岁的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英浩被免去职务,理由是"健康原因"。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高级将领玄永哲。就在公布李英浩被免职的同一天,玄永哲被提升为次帅,周三朝鲜媒体证实他已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法新社援引分析人士指出,年轻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度"搬走"了其父金正日时代的一位资深权力人物。此前,已有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金永春(Kim Yong-Chun)和情报部门负责人尤董初(U Dong-Chuk)两位军方高层领导人被"冷处理"。
新任总参谋长玄永哲
李英浩是由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任命为总参谋长的,并在金正恩继承权力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将其视为阻碍自己掌控军队权力的绊脚石,而朝鲜的军队在金正日治下拥有至高的地位。金正恩面对的另一项遗产是,经过几十年的封闭统治,朝鲜经济凋敝,人民依赖外国粮食救援度日。
"人民不应再勒紧裤腰"
与其父亲相比,在西方接受过教育的金正恩被视为更易于接受新思想,倾向通过渐进改革开放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首尔世宗研究院(Sejong Institute)研究员郑相昌(Cheong Seong-Chang)指出,过去7个月里,金正恩通过逐步巩固权力,为采取开放经济的改革措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有关措施可能包括在工商业领域允许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经济活动,以及鼓励国有企业和农场提高生产效率。"
金正恩在今年4月首次发表公开讲话时表示,朝鲜劳动党的坚定目标之一是改善人民生活,让老百姓不必再"勒紧裤腰"。朝鲜的邻国和最重要的援助方中国也一再敦促平壤开放经济,并已开始在经济发展方面向朝鲜官员提供培训。
让人民不再勒紧裤带?
韩国庆南大学(Kyungnam University)教授金勤植(Kim Keun-Sik)认为,李英浩被免职的时机,正值政府试图削减庞大的军队开支,扶植私营经济。"金正恩正在巩固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有意精简编制臃肿的军队。"
李英浩是替罪羊?
国立统一研究院的赵汉凡(Cho Han-Bum)则认为,李英浩可能是平壤祭出的一头替罪羊。因为他任总参谋长期间,朝鲜军方的一系列挑衅行动,包括2010年的天安舰事件和炮击延坪岛,以及今年4月的远程导弹试射,使得朝鲜在国际上陷入更为孤立的境地。
赵汉凡表示,免除李英浩职务只是一个开始。金正恩将继续"清除"老一代将军,代之以忠于自己的新人。而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前,金正恩还无暇顾及经济改革。"对于现政权,经济改革还是鞭长莫及的事,它面临的更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控制急躁的军方,防止发生政治动荡。"
金正恩的姑父、被视为朝鲜第二号人物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成泽被视为有意尝试市场经济的改革派。有专家认为,李英浩被解职使朝鲜的权力版图发生了变化,以张成泽为代表的改革派在与军方的较量中占了上风。
来源:法新社 编译:叶宣
责编:石涛
德国之声
法新社援引分析人士指出,年轻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度"搬走"了其父金正日时代的一位资深权力人物。此前,已有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金永春(Kim Yong-Chun)和情报部门负责人尤董初(U Dong-Chuk)两位军方高层领导人被"冷处理"。
李英浩是由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任命为总参谋长的,并在金正恩继承权力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将其视为阻碍自己掌控军队权力的绊脚石,而朝鲜的军队在金正日治下拥有至高的地位。金正恩面对的另一项遗产是,经过几十年的封闭统治,朝鲜经济凋敝,人民依赖外国粮食救援度日。
"人民不应再勒紧裤腰"
与其父亲相比,在西方接受过教育的金正恩被视为更易于接受新思想,倾向通过渐进改革开放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首尔世宗研究院(Sejong Institute)研究员郑相昌(Cheong Seong-Chang)指出,过去7个月里,金正恩通过逐步巩固权力,为采取开放经济的改革措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有关措施可能包括在工商业领域允许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经济活动,以及鼓励国有企业和农场提高生产效率。"
金正恩在今年4月首次发表公开讲话时表示,朝鲜劳动党的坚定目标之一是改善人民生活,让老百姓不必再"勒紧裤腰"。朝鲜的邻国和最重要的援助方中国也一再敦促平壤开放经济,并已开始在经济发展方面向朝鲜官员提供培训。
李英浩是替罪羊?
国立统一研究院的赵汉凡(Cho Han-Bum)则认为,李英浩可能是平壤祭出的一头替罪羊。因为他任总参谋长期间,朝鲜军方的一系列挑衅行动,包括2010年的天安舰事件和炮击延坪岛,以及今年4月的远程导弹试射,使得朝鲜在国际上陷入更为孤立的境地。
赵汉凡表示,免除李英浩职务只是一个开始。金正恩将继续"清除"老一代将军,代之以忠于自己的新人。而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前,金正恩还无暇顾及经济改革。"对于现政权,经济改革还是鞭长莫及的事,它面临的更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控制急躁的军方,防止发生政治动荡。"
金正恩的姑父、被视为朝鲜第二号人物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成泽被视为有意尝试市场经济的改革派。有专家认为,李英浩被解职使朝鲜的权力版图发生了变化,以张成泽为代表的改革派在与军方的较量中占了上风。
来源:法新社 编译:叶宣
责编:石涛
德国之声
洪博培:大陸第五代領導人可能更難搞
美國前駐北京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18日表示,中國大陸以習近平為首的第五代領導人「可能是更難搞的世代」,施政時會更有信心,但民族主義情緒也可能轉強。
洪博培18日應台北論壇邀請,以「2012年美國的挑戰與機會」為題演講,提出中國大陸是影響世界的元素之一。洪博培去年卸任北京大使、投入美國總統共和黨初選,他說與大陸第五代領導人不熟,但推斷他們「會跟鄧小平很不一樣」。
洪博培表示,第四代領導人經歷過1960年代「大躍進」或「文化大革命」,「某種程度較謙卑,不希望中國重蹈覆轍」。
然而過去30年來,大陸每年的經濟成長率高達8%至9%,「第五代領導人見到中國的強大、美國的式微,可能是更難搞的世代」。他們的民族主義會更高漲,對自己的看法更有信心。
曾在離開北京的告別演說中抨擊大陸人權的洪博培憂心,習近平、李克強等人接班,將面臨大陸內部鎮壓愈來愈多、經濟上更採民族主義,以及在國際社會是否更霸道等三個問題。
洪博培認為,大陸在世界舞台上剛嶄露頭角,還沒完全準備好,做為世界領導者要有承擔。
他表示,中美關係從雙邊變成全球性的關係,美國要用價值觀影響大陸,「不要害怕宣揚我們的基本價值,捍衛自由民主人權」,與大陸的關係會成為未來美國的挑戰之一。
媒體問,中華民國政府應改善與大陸關係或者放慢腳步?洪博培說,兩岸和平發展讓區域更穩定,「全世界對兩岸關係的改善,都很感激」。他說,往前或許有些不確定性,但一定要走下去,但不能失去方向。
他說,兩岸關係趨穩是一件「大家都獲利」的事,兩岸接觸更多,困難也更多,但應持續往前走,創造兩岸和平與繁榮;同時,兩岸包括人員、文化、教育等頻繁互動,對大陸的民主化會有幫助,也會為雙方帶來更大的利益。
世界新聞網記者雷光涵台北18日電
昝爱宗:深圳特区政改已夭折
特区已经不“特”了
深圳政改的夭折不是今天才发生。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后中共强调加强“四项基本原则”之后,原本已经启动的党政分开“胎死腹中”,深圳再度失去了活力。如今的深圳,和东莞、佛山等广东省一般城市一样,只是一个省辖市,党权在上,以党代政,特区不“特”,在“政改”探索中早已夭折。
深圳,原是一个渔村,一九八○年创立特区.一九八二年创办了一张《深圳特区报》,接着又创办《深圳青年报》、《深圳法制报》、《深圳周刊》、《蛇口通讯报》、《开放日报》《街道》等等,还创立了特区第一家出版社──海天出版社。如今这些当年出版的报刊多已停刊,其中着名的《深圳青年报》曾因赞成邓小平“退休”惹怒了独裁者,被关门大吉。
当年深圳之所以称之特区,是因为政治开放。创办之初,作为国家开发的门户,既是全国的特区,也是政治改革和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基地。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深圳在一九八八年就开始设计党政分开的模式,提到了特区独立的立法权、特区司法独立权和舆论监督权等政治改革设计计划,其中最亮的一点就是分解市委宣传部。
本应实行党政分开
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以国家体改委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为牵头人、王小强、冯仑等参与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赴深圳调查组提出一份《深圳:发展的前景与制度变革》的报告,特别提到思想建设和文化发展必须按照党政分开的原则进行调整,提出把市委宣传部直接管理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和文艺管理职能转移到政府的新闻局和文化局,从党委中解放出来,实现政府对新闻、文化的依法管理。至於办报的权力也要下放,比如提到新闻单位的相对独立性和多样性是开展有效的舆论监督的必要条件,除了党的机关报,政府也可以办机关报,在自筹经费、人力、自负盈亏的前提下,企业集团、行业协会、各群众团体以及各个区、开发区等都可以办报,这样的开放便於展开新闻媒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形成客观的社会舆论。
该报告还从深圳市委宣传部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的所有文书档案记录看到,市委宣传部根本没有起到“党委意识形态工作的参谋”相称的作用,恰恰印证以党代政反而损害执政能力。因为市委宣传部一直插手新闻、文化机构的机构编制、人员进出、福利待遇。甚至举办一个演出的曲目、场所,一个画展的相框样式,一个报道的标题都一一过问和干涉,明显就是以党代政,最后导致党政不分,害死了新闻文化出版机构。
党政分开计划分解市委宣传部,恰恰因为宣传部和政府的机构严重重叠,比如市委宣传部也下设广播电视处、新闻出版处和对外宣传处,同政府机构的广播电视处、新闻出版处、新闻处雷同,而且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结果是管事的不负责,负责的管不了事,管不了事的还不得不管,最后就导致踢皮球,互相推诿,逃脱责任。当时启动改革,就是撤销宣传部下设的各处,其职能转移到政府部门,最终将废除宣传部。至於文联、作协等民间团体,都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而真正成为独立的群众组织,如此,新闻、文化部门的工作趋於规范化和法制化后,就无须宣传部再给予“政治领导”和“政治保险”了。
今天,深圳只是一个名存实亡的“特区”。
昝爱宗,《动向》
聯航出錯 33元飛香港
這是一個好得難以置信的機票價─飛到香港的頭等艙機票只要飛行常客(frequent flier)哩程的4哩,和33元稅金?當然這是一個電腦錯誤,但也變成對運輸部新的消費者保護法規─「禁止航空公司在消費者完成購票後再漲票價」的第一個主要考驗。
聯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的電腦15日錯誤地讓旅客購買飛往香港,或在香港轉機去亞洲其他城市的機票,只需用4哩來抵換票價和付政府的稅金。飛行常客立即在部落格和網路閒談室瘋傳告此錯誤,一些網站甚至勸告消費者不要把此錯誤告訴航空公司。
聯合航空飛香港班機商務艙的票價是8500元,或折合12萬哩,頭等艙票價是1萬250元,或14萬哩。
不久之後,數以百計甚至千計的飛行常客都購買了機票,聯合航空拒絕說明有多少人訂購,該公司最後取消了這項網上售票,並宣布不承認已售出的機票,訂購者可以獲得退款,不需繳罰金,或扣減正確的哩數。但已經搭機的人可以完成旅程。
一些購買機票者向運輸部申訴,該部正在調查此事。運輸部發言人莫斯里在一項電郵中說:「我們對購票後漲票價的規定適用於飛行常客機票,特別是牽涉現金支付的情況。」他說,調查尚未獲得結論。
但此案有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宣傳扣減的哩程是正確的,消費者最初看到的是扣減12萬哩,但當他們開始訂購時,4哩的數字就出現了,而且如果消費者的帳戶中累積超過12萬哩,就會被扣減12萬哩,帳戶中不足12萬哩的,就完全不扣減。所有的旅客都被收取適當的稅金。
運輸部說,每項違規的最高罰金是2萬7500元,但該部對實際罰金有廣泛的裁量權。該部說,聯合航空出售的每張機票都被視為一項單獨的違規。
世界新聞網,美聯社紐約18日電
明鏡獨家:北戴河會議推遲召開
明鏡新聞網特約記者 金燕子
北京知情人士對明鏡新聞網說,原定7月25日召開的中共北戴河會議,推遲到8月第一周周末開始召開,大約在當月25日左右結束。
今年的北戴河會議是中共元老鄧小平去世之後,最詭異的一次秘密會議,雖然在會上不會放開討論正軟禁中的前重慶巿委書記薄熙來,但薄熙來的陰影將籠罩這個漫長的暑期會議。
當然,與會者最迫切關心的是:中共十八大人事定盤,包括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政治局、中央軍委、中紀委人員名單,以及隨之變化的中央部委、各省、直轄巿和自治區、中央軍委及大軍區,以及明年三月的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領導成員名單,涉及的不只是與會者本人,還包括他們的後台、他們的親信。
北京知情人士說:外界主要關心政治局常委班子(人數與人選均未有定論),其實中共十八大牽扯了上千個權位的變化,利益調整規模之大,幕後的交易之頻繁之複雜可以想見。
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現任總書記胡錦濤,無疑是兩個最大的莊家。兩個著力點主要是政治局、中央軍委、四大直轄巿和東北、西北和華南三大區的人事安排。
北京知情人士認為,從總體上講,胡錦濤的團系人馬人數超過江澤民的嫡系,但是關鍵性的位子仍由江澤民人馬掌控,尤其在政治局和中央軍委中。「十六大、十七大,胡錦濤人馬在地方,冮澤民人馬在中央,過了十年,胡錦濤人馬還在包圍中央,沒有實質性變化。」
江澤民最近幾個月動作比胡錦濤還要多,甚至主張平反六四、推動政改。「他的野心比誰都大,他不止是當慈禧太后,他要當民主中國的締造者。」觀察者說。
有意思的是,最近兩個團派人物的提升,是王儲習近平積極推動、最後拍板的。一是北京巿委書記之位,王岐山、薄熙來、胡春華、令計劃都曾是人選,各派爭執不下,所以劉淇一直超齡任職,最後郭金龍以大齡執位,是習近平促成的;另一個是貴州省委書記栗戰書的調升,栗是團派出身,但提名者卻是習近平。原因何在?下期《明鏡月刊》提供了答案。
《明鏡》月刊 第30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3250?apKey=fedd22f528
北京知情人士對明鏡新聞網說,原定7月25日召開的中共北戴河會議,推遲到8月第一周周末開始召開,大約在當月25日左右結束。
今年的北戴河會議是中共元老鄧小平去世之後,最詭異的一次秘密會議,雖然在會上不會放開討論正軟禁中的前重慶巿委書記薄熙來,但薄熙來的陰影將籠罩這個漫長的暑期會議。
當然,與會者最迫切關心的是:中共十八大人事定盤,包括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政治局、中央軍委、中紀委人員名單,以及隨之變化的中央部委、各省、直轄巿和自治區、中央軍委及大軍區,以及明年三月的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領導成員名單,涉及的不只是與會者本人,還包括他們的後台、他們的親信。
北京知情人士說:外界主要關心政治局常委班子(人數與人選均未有定論),其實中共十八大牽扯了上千個權位的變化,利益調整規模之大,幕後的交易之頻繁之複雜可以想見。
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現任總書記胡錦濤,無疑是兩個最大的莊家。兩個著力點主要是政治局、中央軍委、四大直轄巿和東北、西北和華南三大區的人事安排。
北京知情人士認為,從總體上講,胡錦濤的團系人馬人數超過江澤民的嫡系,但是關鍵性的位子仍由江澤民人馬掌控,尤其在政治局和中央軍委中。「十六大、十七大,胡錦濤人馬在地方,冮澤民人馬在中央,過了十年,胡錦濤人馬還在包圍中央,沒有實質性變化。」
江澤民最近幾個月動作比胡錦濤還要多,甚至主張平反六四、推動政改。「他的野心比誰都大,他不止是當慈禧太后,他要當民主中國的締造者。」觀察者說。
有意思的是,最近兩個團派人物的提升,是王儲習近平積極推動、最後拍板的。一是北京巿委書記之位,王岐山、薄熙來、胡春華、令計劃都曾是人選,各派爭執不下,所以劉淇一直超齡任職,最後郭金龍以大齡執位,是習近平促成的;另一個是貴州省委書記栗戰書的調升,栗是團派出身,但提名者卻是習近平。原因何在?下期《明鏡月刊》提供了答案。
《明鏡》月刊 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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