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梅与胡锦涛，谁是卖国贼？

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有些人从子宫出来，比有些人从天宫回来更难。
——“十年砍柴”在微博上发表的一则评论


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几乎在“神州九号”成功发射并与“天宫一号”顺利对接的同时，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渔坪村三组的妇女冯建梅怀孕七个月后遭到负责计划生育官员强制引产。

人类正常的妊娠活动和探索太空“奇迹”的难易，在中国的语境下，颠倒了位置。

针对知名作家十年砍柴转发出的这条网友留言，网友们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老孟如是说：哑然失笑，满目悲凉！

汪三琳：疯癫的现实才会逼人产生精辟的评论。

左岸边上的渔翁：这是我今年以来看到的最犀利的评价。天宫飞嫦娥，子宫出遗骨……

海口逗逗：一个不小心，上天宫的人被灭在子宫里。

郁青百年：这是个繁忙国度，有人忙着下地狱，有人忙着上天堂，就是很少人愿意活在人间。

唐亮煨博：那么计划生育标语可以写得更牛一点：你把子宫当天宫，计生就是孙悟空！

爱国，爱国，多少杀人的罪恶借汝而行！

在被强迫引产之前一天，因冯建梅家交不起四万元“社会抚养费”（超生罚款），镇干部用衣服裹住她的头，像“抓猪”一样把她抬上车送往镇坪县医院。在反抗的过程中，冯建梅的膝盖及腿部受伤。

对孩子的谋杀发生在六月四日，这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一个逻辑上的必然。二十三年前的六月四日，他们肆无忌惮地杀人；二十三年后的六月四日，他们明火执仗地杀人。二十三年前的六月四日，他们屠杀那些生机勃勃的青年；二十三年后的六月四日，他们屠杀那些还未脱离母腹的婴孩。中国共产党彻底沦为屠夫集团，杀人如同家常便饭。鲁迅说，有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中共何尝不是如此！在中国，每一天都是六四，每天都是国殇。

杀死婴孩之后，暴行并未结束。六月二十二日，当被引产的婴孩的父亲邓吉元决定赶往北京上访时，遭到当地政府官员的阻挠，并遭到一人的殴打。当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敬民解释说：打人的是“邻村的酒疯子”。“酒疯子”的说法引起网民强烈反应，称这是政府官员指使内部人员暴力残害访民的“新招”。

六月二十四日，冯建梅夫妇决定离开镇坪县医院回家。当地政府派人来阻挠他们，继续将他们非法软禁在医院，不准任何外人与之接触。邓吉元冒险接听了一名德国记者打来的电话，并简单接受了采访。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与政府人员几乎同时出现在医院门口的，有一群打着条幅的示威抗议者，鲜红的条幅上面写着：“打倒卖国贼，驱出曾家镇，公道自在人心等。”中国的一般民众根本没有示威权，这群人却不仅可以自由地在公共场合示威，而且还有免费的宴席吃。

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借汝之名而行！受害者成了“卖国贼”，失去孩子的母亲继续被羞辱，即便是“动物庄园”都不会发生如此神奇的事情。这一荒谬的场景，超越了奥威尔的想象力。

当然，对中共杀人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中共第一次残民以逞。当年，中共枪杀林昭之后，派警察上门向其家人索取五分钱的子弹费，不就是对其实施“二度谋杀”吗？“天安门母亲”们在这二十三年以来，不就是这样挣扎着活过来的吗？那么多国安、国保和五毛不断地给丁子霖打骚扰电话，咒骂她是“卖国贼”。冯建梅与丁子霖，两位年纪不同、经历迥异的母亲，命运居然如此相似！

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面铜墙铁壁，在它的面前，冯建梅宛如蚂蚁般渺小。有愤怒的网民留言说：“人家在公海里挖了点石油就侵犯了你的主权，你扒下人家裤子挖开人家子宫钻死人家孩子却是‘基本国策’。”这些暴行的幕后指挥者，就是笑里藏刀的中共党魁胡锦涛。胡锦涛的孩子个个富可敌国，邓吉元的孩子却被剥夺了“生存权”。作为父亲的邓吉元不得不奔跑在逃亡的路上，仅仅因为他要说出孩子被杀害的事实。李承鹏在《逃亡的父亲》一文中写道：“这个国家把控制人口变成杀人赢利。可官员们从不计划自己的性欲，却要计划人民的生育。”和谐中国最经典的一幅画面是“一个被杀了孩子的中国父亲在山路狂奔，一群外国人他爸正把孩子送到名校学习……”。

既然中共再次祭起了“爱国”的大旗——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他们将那些不屈服者统统扣上“卖国贼”的恶名；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作深入的追问：冯建梅和胡锦涛，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卖国贼？仅仅是接受外国媒体的访问说出自己的真实遭遇，就是卖国吗？真正的卖国贼，是那些杀害自己同胞的人：引导日本侵略者进村杀戮乡亲的家伙，当然是“汉奸”；动用国家政权剥夺公民的生育权、并残害即将出生的孩子的官僚，当然更是“汉奸”。当年的汪精卫没有做到的事情，今天的胡锦涛全都做到了。汪精卫有过心灵的挣扎，胡锦涛从来都铁石心肠，从杀藏人到杀汉人，一样都是杀人不眨眼。“胡汉奸”这顶帽子戴在首席独裁者胡锦涛头上，名副其实。

冯建梅的遭遇绝非个案，在胡锦涛宣扬的“和谐社会”，此种惨剧随处、随时都在发生。在胡锦涛时代，不仅维稳暴力化，计划生育也暴力化。计划生育政策固然不是胡锦涛的发明，他只是“萧规曹随”；不过，胡锦涛执政十年，计划生育政策以更为野蛮和惨烈的方式推行，这是胡锦涛独享的“专利”。

计划生育就是中国式的大屠杀

随手在网上就可以查到若干骇人听闻的例子：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湖北省洪湖市龙口镇三红村的妇女张文芳，被计生办的一行十多人从家中绑架。在洪湖市计生服务站内，张文芳被计生服务站的六名人员抓住强行打了催生针。然后，她被送到洪湖市人民医院，并很快进了手术室。二十五日上午，张文芳大发作，然后被打麻醉针昏迷过去。当她醒来时已是次日下午，她的妈妈和丈夫已赶过来。她这才得知，孩子已不知所终，更大的不幸是，她的子宫也被切除。几个月后，张文芳到湖北省医院做检查，才发现她的宫颈口、两侧输卵管、右卵巢也已被切除。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引产时的大出血，后来她出现了肾结水、内分泌失调、大小便经常失禁、抽搐、掉头发、掉牙齿等多种症状和疾病。张文芳认为，正是这次手术给她造成了终身的伤害，彻底改变了她的后半生。她去荆州信访办上访，工作人员训斥她说：“你的孩子和器官，我们都有权拿走！”

冯建梅和张文芳毕竟还活了下来，即便是苟延残喘，活在失去孩子的哀痛和身体残缺的折磨之中，也算不幸中的大幸。还有那么多连性命都丢掉了的妇女，谁能为之作见证呢：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二日，山东省利津县利津街道计生办把怀孕六个月的马继红，抓到县中心医院做引产手术。马继红因反抗出现呼吸困难症状。在输氧过程中，一名自称利津街道办事处书记的人声称马继红是装的。随后，几个男人强行拔下来马继红的氧气罩，让她在一张纸上按了手印，就将其抬到产房。当日下午四点，一名护士出来对家属说，正在抢救马继红，之后就将产房的大铁门关上。直到晚上十点，一个人跑来打开产房的门，看了一眼之后就溜走了。发现情况怪异，家属跑进产房一看，医生、护士全都失踪了，可怜的马继红早已断气，手术台上的尸体已经冰凉。母亲与孩子一起死亡，凶手却至今逍遥法外。那些为胡温新政摇旗呐喊的伪知识分子，真该到现场去看看这血淋淋的一幕。

邪恶的共产党政权，从来不把生命当生命来看待，从来不把人当人来看待。杀人如草不闻声，是共产党统治的生动写照。当年，声称“人多力量大”、鼓励多生孩子的是中共党魁毛泽东；如今，把人口当作包袱、剥夺公民的生育权、对生育进行“计划”的则是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党如同一个无所不在的魔鬼，党让你多生，你就要多生；党让你生只一个，你就只能生一个。而中共的高级官员们则不受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他们明媒正娶的夫人，以及名不正言不顺的二奶们，都持有其他国家的护照，可以产下其他国家的公民。一般的老百姓，哪有“肉身翻墙”的能力和财富呢？中国的“屁民”们，比起养猪场中的猪还不如，只能引颈就戮，还不能发生一点呻吟的声音来，否则就违背了“忠党爱国”的基本教义。而官方政策翻云覆雨式地转变，也根本不必向民众说一声“对不起”——道歉从来就不是共产党的“英雄本色”。亿万民众不明不白地成了共产党暴政的试验品。

计划生育是一种公开的、合法的、中国式的大屠杀。大屠杀不仅发生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卡廷森林和柬埔寨，大屠杀也发生在中国；大屠杀不仅发生在过去，大屠杀也发生在现在。在中国，实施和参与这场大屠杀的，不仅仅是某些权力部门的工作人员，而且就是中国政府本身。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该政策的实施过程，通常还显得犹抱琵琶半遮面，遮遮掩掩；而在胡锦涛时代，则明目张胆的、咬牙切齿、杀气腾腾、图穷匕见。看看遍布全国各地的标语就一目了然了——“打出来！压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出来！”、“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宁可血流成河，不可多生一个！”、“谁要强行超生，谁就倾家荡产！”、“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今日逃避计生政策外出，明天回家一切财产全无！”、“该扎不扎，见了就抓！”、“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看到这些堂而皇之地张贴在公共场合的标语，不禁让人怀疑：这究竟是人间，还是地狱？胡锦涛时代的暴戾之气，绝不输于毛泽东时代；胡锦涛本人的毒辣和阴险，也绝不输于毛泽东。胡锦涛嗜血的个性，决定了胡锦涛时代的色调和氛围，当然决定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残酷程度。

在中共只剩下暴力来维持政权的大背景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残暴性也愈演愈烈，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也日渐彰显。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指出：“计划生育政策是政府主导的对人类的残酷和犯罪。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已实行三十三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对妇女儿童权力的侵犯而言，其规模和程度是最空前的。由于计划生育实行的堕胎，堪称杀害数以百万计中国婴儿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共政府强制推行的“一胎化”政策，使怀孕变成一种犯罪，使拥有兄弟姐妹成为非法的行为。“一胎化”政策已经导致四亿胎儿被流产或通过溺婴的方式被杀害，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总人口。在中国，每六个女孩子当中，就有一个被流产或遗弃，从而导致大约四千万女性的消失。这是一项导致中国人口严重失衡的可怕政策。据《经济学家》杂志报道，在广东省，男婴和女婴的比例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九比一百。“一胎化”政策也打破了青年、中年和老年人口的平衡，造成了灾难性的社会后果。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拐卖妇女卖淫的国度。广大农村地区的妇女被当成现代奴隶，这都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恶果。

“集体学习”掩盖不了胡锦涛的刽子手身份

欧盟决定将谴责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列入与中国的人权对话项目之中，美国国会日前也专门召开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听证会。中共的反人类罪行，让全世界都为之侧目。然而，在施行计划生育政策上，胡锦涛无意改旗易辙。他不敢撼动一个由数百万的“计生干部和公职人员”构筑的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共整个独裁体制不作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之下，奢望中共单独在计划生育领域承认错误、调整政策，无异于与虎谋皮。
当海内外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胡锦涛打起了“太极拳”。新华社报道：“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口工作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这种政治局的“集体学习”，是胡锦涛这个昔日政工干部的一大发明。胡锦涛本人拥有清华大学的本科文凭，但在强调“政治挂帅”的毛泽东时代，清华的名师们都被打翻在地，他几乎没有在课堂上学到什么专业知识。作为谨小慎微、只红不专的政治辅导员，换言之，也就是公开的“线人”，胡锦涛在大学校园里学会的，只有溜须拍马、打小报告那一套厚黑本领。这些下三烂的手腕，偏偏在中共“优败劣胜”的人才选拨机制中所向披靡，使之战胜诸多竞争对手，终于修成正果，成为一代庸主。

胡锦涛上台之后，不仅尽情折腾老百姓，还要折腾政治局的同僚们——他开启了这种华而不实的“集体学习”模式，让政治局成员们个个都硬着头皮来“陪皇上攻书”。在中国古代，皇帝或太子，确实有一段时间要老老实实地跟老师学习，而充当“帝王师”的，大都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状元或鸿儒。如张居正之于万历皇帝，翁同和之于光绪皇帝。在共产党时代，知识分子被视为附在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然近年来地位略有改善，但刚愎自用的党魁们根本不会虚心听取独立知识分子的真知灼见。胡锦涛发明的“集体学习”的模式，无非是沽名钓誉之举。政治局请来授课的学者，通常都要经过当局的层层筛选，讲课的题目及内容，亦经过反复审查。如此，与其说是讲课，不如说是给胡锦涛及其同僚们“表演”。而胡锦涛等人，与其说是在虚心学习，不如说是在观赏奴才的献媚。独裁体制之下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的“智库”，胡锦涛也不可能从中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正如苏联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巴京卡所说，克格勃给苏联最高领导人送去的情报，大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资料，“这些汇报有许多都是互相重复的，通常是通过大众性传播媒介已经知道的情报。……用这种办法，用这种情报半成品，是不能作出高水平的政治决定的”。

胡锦涛在其统治中国的十年间，先后进行了多达二十八次的这类无效“学习”。这次“集体学习”也是如此，主讲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翟振武教授、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学军研究员。他们当然不会从人权、生命权等角度来反省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不会将三十三年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巨大恶果及后遗症坦诚地说出来。他们的“讲课”不过是一个引子罢了——“抛砖引玉”的，乃是胡锦涛最后所作的“总结讲话”。学生对老师的授课作总结，这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教学相长”的方式。倘若孔夫子复活，看到这种“学习”方法，恐怕会瞠目结舌，将“万世师表”的牌匾拱手让给胡锦涛。

关于这次“集体学习”，新华社报道的重点在于：“胡锦涛要求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完善人口发展政策体系；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深入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引导人口有序迁移和合理分布；完善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报道对老师讲课的内容以及给出的“意见和建议”只字不提，焦点完全集中在学生身上。老师的卑微与学生的尊贵，对照极其鲜明。这篇报道还指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充分认识我国人口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断增强做好人口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强战略研究，加强政策统筹，加强工作协调，加强任务落实，不断开创人口工作新局面，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人口环境。”在数字背后无数消逝的生命，胡锦涛完全无动于衷。母亲与婴孩撕心裂肺的哭喊，胡锦涛更是充耳不闻。他企图通过“集体学习”的方式，将责任分担给政治局的每一个同僚。

作为中共党魁，胡锦涛在此阐明了党与计划生育政策之关系：“全面做好人口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人口工作的决策部署，把人口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工作格局。”由此可见，党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动机，胡锦涛一定要将这一杀人政策执行到底。危害中国的前途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胡锦涛眼中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至少在其任期结束之前，不会对该政策作任何调整。拒绝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与拒绝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有同样的一套逻辑，正如政治学者严家其所指出的那样：“胡锦涛当政十年，使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到了尖锐的程度，胡锦涛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到了大变革的前夕。”对于胡锦涛来说，只要顺利交班就万事大吉，哪管此后洪水滔天。而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不作为就是最恶劣的害国与卖国的行径。

毛泽东的暴政直接导致了七千万以上的民众的非正常死亡，而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更是残害了数亿中国人的生命。在独裁者的竞技场上，胡锦涛杀人之多，丝毫不亚于毛泽东，也不让于希特勒。遗憾的是，希特勒已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胡锦涛居然还能游走于世界各地，接受众人的欢呼与赞美。这种情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我们期盼，在不久的将来，自胡锦涛以下，中国庞大的计划生育系统的数百万计的工作人员，都站在法庭上受到正义的审判，而在一旁作证的将是冯建梅和千千万万失去孩子的母亲们。

余杰，《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