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中國防治污染需推動政改

（中央社台北18日電）金融時報中文網今天報導，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所研究員兼北京、天津空氣污染治理工作小組成員王躍思認為，大陸如果要對抗空氣污染，需要政治改革。

王躍思將北京的空氣污染原因歸咎於政治僵化及國有能源企業。北京上星期的PM2.5數值過高，引發大陸社會不滿。

報導引述王躍思的看法說，北京嚴重空氣污染的原因很大、很難解決，「只有在政治體制改革被提上議事日程的情況下，經濟體制和（環境）管理體制才能跟上。」

王躍思認為，「中國的制度目前運轉欠佳…領導人只關注經濟。」

這篇報導認為，在大陸科學界備受尊敬的大氣物理學家，公開討論大陸環境污染問題背後的政治問題，是相當罕見的事情。

儘管大陸官方多次表態，但政府對抗污染的努力大多失敗。

王躍思說，「不調整政治體制，你就無能為力」。如果大陸要贏得對抗空氣污染的勝利，就需要政治改革，解決環境評估中的腐敗、缺乏司法獨立、環保法規實施無力等問題。

根據報導，北京市銷售的汽油硫含量較高，會增加汽車廢氣污染。王躍思表示，北京汽油的硫含量「肯定高於國家標準」。他點名中國石油集團、中國石油化工集團等兩家國企，因為大陸能源企業已數次延遲針對柴油實施較高的燃料標準。

王躍思指出，PM2.5污染每年帶給北京與週圍地區的經濟損失，達人民幣1200億到2400億元，相當於這些地區生產毛額（GDP）損失3.4%到6.7%。1020118

中國研製無人機 速度超美「環球鷹」

解放軍最新軍備的消息，很多時都靠外國媒體「出口轉內銷」。近日美國《防務新聞》（Defense News）公開中國自行研製的翔龍無人機的照片及資料，性能不但能媲美美國RQ-4環球鷹（Global Hawk）無人機，日後更可用無人機監控釣魚台。

監控釣魚台

《防務新聞》取得的照片顯示，翔龍無人機停在內地西南地區一個飛行試驗場。該照片於去年6月從多個角度拍攝，可看到機上精細部份，當中包括其菱形機翼及有助隱藏位置的三角形設計噴氣口。

翔龍無人機的模型曾經出現在2010年珠海航展，當時稱這機主要用於收集情報、監視和偵察等任務。這機最高飛行高度1.8萬米、巡航速度每小時750公里，續航距離達7,000公里，足以覆蓋釣魚台、南海等海域。翔龍無人機的巡航速度，比美國環球鷹每小時650公里更快。

分析指出，解放軍雖無法進行全球性的戰略偵察任務，但翔龍無人機已能覆蓋太平洋沿岸、亞洲地區的偵察、監視，有可能填補偵察「航母殺手」、反艦彈道導彈偵察系統的漏洞。

美國《防務新聞》/俄羅斯軍事評論網

香港   蘋果日報

蘋論： 趙紫陽的警告 梁振英要好好學

昨日是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逝世八周年。這位寧願不當總書記也不向人民開槍的中共領導人，不只以其高風亮節贏得人民敬愛，還以其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真知灼見贏得海內外敬重。他在中共十三大前後力推政治體制改革，明言「經濟上放活、政治上收緊」是一條走不通的路，這對迄今還在迴避政改的中共、還在拖延香港政改的梁振英來說，都無異於是警告、警醒。

梁振英在其首份施政報告中，只以150多字談及香港的政制發展，在新增的14個委員會、小組中，也沒有一個涉及政改。一如輿論所指，梁振英在政改問題上交了白卷。這顯然不是他及其班底的疏忽，也不是他所謂集中精力解決民生問題的藉口可以解釋，而是梁振英的施政思維充斥新加坡模式、中共模式的反映。而無論新加坡模式，還是中共模式，都不適用於現時的香港，梁振英還要生搬硬套，只會誤己害港。

中共領導人對新加坡模式一直讚賞有加，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特別強調要學習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經驗和社會管理經驗，中共新任總書記習近平2010年訪問新加坡時也盛讚，新加坡許多成功經驗「為中國在解決改革發展中的一些難題提供了有益借鑑」。梁振英擅於把握西環和北京的脈搏，自然也要推崇新加坡經驗，其「港人港地」政策就是抄自新加坡的「星人星地」。

但是，中國20多年來的實踐表明，經濟發展可以掩蓋政治、社會問題於一時，但不能掩蓋一世。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至少令中國不可能維持新加坡模式中政府的效率及清廉，不只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更激化社會矛盾。對於政治多元化的香港來說，新加坡模式可行之處更少。難道梁振英還以為，港人有工開、有樓住，就不要新聞自由？就不要普選特首？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及昨日出席立法會答問會時都強調，改善民生和發展經濟，並不矛盾，兩者不應偏廢。實在難以想像，擅長語言偽術的梁振英，是如何得出改善民生和發展經濟會有矛盾的反面結論，要如此鄭重其事地再三澄清？如果梁振英說，經濟發展與政制發展不可偏廢，那才是說到點子上，觸及香港的根本問題。

梁振英自稱其施政報告是未來四年半的行動綱領，但對港人關注的特首普選、立法會普選問題，對港人關注的西環治港問題，對港人關注的司法獨立、終審權和人大釋法問題，對港人關注的《基本法》23條立法問題，都未表述基本立場，亦未有設立專門機構加以研究，遑論可行、可信的行動指南。如此迴避政制問題，無非是套用中共以經濟發展掩蓋政治、社會問題的思維模式，無非是不能堂而皇之地把北京交給他的四大政治任務公開表述出來而已。

歷史的發展已證明，趙紫陽有關經濟放活、政治收緊之路走不通的推斷，具有何等的預見性。1984年，作為香港《基本法》藍本的《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簽署時，代表中國政府簽字的正是時任總理趙紫陽。他對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論斷，迄今對中共、對香港都深具啟示。梁振英如還有些許善心，是時候補上這堂課，好好學習．莫再自欺欺人。

李平

香港   蘋果日報

大部制改革期待高 鐵道部未聞撤併事

在今年全國兩會之後，內地是否會進行新一輪大部制改革，被視為是習李新一屆政府的改革首役。甚至有外電透露出個別大部委的合併方案，如鐵道部將併入交通運輸部、新聞出版總署及廣電總局將併入文化部組建「大文化部」等。

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將國務院部委合併為現在的27個。十八大上，胡錦濤再提推動大部制改革，有專家學者預料在今年「兩會」後新一屆政府將推動大部制改革。有關部門對近期的傳言也未作澄清。但按中共以往重大舉措出台前輿論先行的慣例看，目前官方主流媒體對大部制改革並未「發聲」。因此，新一輪大部制改革何時啟動仍在未知之數。

新政之初亦需凝聚「官心」

接近鐵道部的消息透露，目前部內無人議論「合併」之事。鐵道部併入交通運輸部的說法早在08年就有，幾年來，相關說法又出現過4、5次，但都屬「謠傳」，目前也看不出有在3月「兩會」後就合併的舻象。鐵道部長盛光祖在昨日召開的全國鐵路工作會議上表示，2013年全國鐵路將安排固定資產投資6500億元人民幣。

顯然，新一輪大部制改革的面紗還有待揭開。對此，觀察人士也持兩種看法﹕一說大部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平衡。新政府上任伊始，不但要凝聚民心，也需要凝聚「官心」。像大部制改革這樣廢除機構、裁撤官員的激烈舉動，可能不會作為上任首年的舉措。

名合實不合成效惹人疑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目前官媒未為大部制改革造勢，一是新政府尚未建立，習李不便就此表態。二是從習近平出任中共總書記之後的連串舉措看，無論是官員廉潔自律的新八項規定，還是近來在釣魚島問題上的軍方高調介入，都顯示出其行事風格的自信與強勢。若要推行大部制改革，想必也是雷厲風行，毋須太多預熱過場。

不過，有參與大部制改革研究的學者認為，大部制改革的目的本是建立廉潔高效的服務型政府，嚴控機構編制，降低行政成本。但以往的改革僅有合併動作，機制並未改變。例如，2008年民航總局併入交通部後，實際上還是各辦各的事，各開各的會，「名合實不合」。因此無論新一輪大部制改革何時啟動，能否取得實效才是觀察的重點。

鍾鳴九

香港   明報

釣島之爭無退路 狹路相逢勇者勝

中日釣魚島之爭，已經變成兩國之間政治、經濟、軍事及外交等諸多層面的總體戰。中國已經被日本逼入絕境，退無可退，只能沉着應戰，用實際行動捍衞主權。

國內智囊機構近期就釣魚島局勢召開了多場內部研討會，有研究人員提出對危機要進行管控，不要從島嶼之爭演變成兩國總體之戰，不要從小打升級為大戰。據說這些外交智囊被軍方人員痛批，認為大敵當前還在自我設限，無異於臨陣投降。

軍方提出，釣島之爭不斷激化，罪在日本挑釁在先，而且安倍晉三聲稱在釣魚島問題上沒有談判的餘地，把談判的道路堵死了，中國只能奉陪到底，丟掉幻想，準備戰鬥。軍方認為必須鄭重警告日本，不要把中日之間一衣帶水的關係變成一衣帶血的關係。這場爭論可以折射出決策層目前的心態，外交部門希望息事寧人，見好就收，而軍方則求戰心切，認為大戰當前，應同仇敵愾。

敢於亮劍 以戰止戰

這種內部戰略性分歧非常危險。甲午戰爭爆發前，清廷內部也分為兩大派，有人主戰，有人主和，作為決策者的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搖擺不定，李鴻章則將希望寄託在俄羅斯與英國身上，希望兩國發揮外交影響力，阻止日本冒險。結果備戰不力，直到被日本偷襲之後才倉促上陣，早已失去先機。

而今中國亦存在鴿派與鷹派之爭，同樣讓人感覺決策者舉棋不定。雖然軍方已擺出強硬姿態，下令準備打仗，但總體備戰三心兩意，甚至有點兒戲，缺乏破釜沉舟的意志與決心，僥倖心理普遍存在，相當多的人認為戰爭打不起來。這種和平麻痹心理是備戰的大忌，上無定見，下無戰心，中國很可能重蹈當年甲午之戰的覆轍。

毛澤東當年說過，要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在釣魚島之爭中也必須如此。在整體戰略上，中國要有敢打必勝的決心和意志，如果未打先求和，準備好退路，這一仗已經是未戰先敗。士氣只可鼓而不可洩，如果決策者無戰心，下面就更無鬥志。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就是把美日同盟當做紙老虎，敢於亮劍，以戰止戰。

戰術上要把日本當成真老虎。日方的武器裝備相當先進，其反潛能力、掃雷能力領先世界，其預警系統得益於美國的幫助有長足的發展，而且日本對華的情報戰早已滲透到中國各個角落。日本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及符合當前作戰規律的作戰體系，並進行了長時間的作戰準備和預案推演。日本防衞省官員多次聲稱對華戰爭有把握打贏，這句話並非無的放矢，中國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太陽報

奧巴馬新任期 中美難迎蜜月

奧巴馬下周將舉行連任就職大典，新內閣成員基本上已浮出水面。參院外委會主席克里和前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哈格爾將分別擔任國務卿及國防部長，反恐顧問布倫南將出任中情局局長。新一屆白宮外交國安團隊裏，主張強勢外交的鷹派銷聲匿迹，主張務實外交的溫和派全線上位，但這並不意味中美關係會出現轉機。

中方不少人對克里出任國務卿持歡迎態度，認為此人過往對華立場溫和，在其主持下，美國對華外交不會像希拉妮執掌期間咄咄逼人，更有人幻想克里上台之後，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將出現微調。而反戰的哈格爾出任防長，有人認為他將阻止日本對華的挑釁行為。其實，如果看透美國外交的本質，不難發現這些想法太過盲目樂觀，甚至到了一廂情願的地步。

從過往歷史看，克里的確屬友好派，其在參議院的投票紀錄表明，只要有利於中美關係的，他基本投贊成票；只要不利於兩國關係的，一概投反對票。不過，那時克里在野，國會投票多他一票不多，少他一票不少，如今他擔任國務卿，執掌美國外交大權，推行政策就不可能像當參議員那樣隨心所欲，必定要從國家利益出發，受美國既定政策的束縛。

軟硬兼施 遏制中國

事實上，在奧巴馬第一任期內，希拉妮強力推行重返亞洲政策，將中國視作頭號競爭對手，這已成為美國國策，無論誰出任國務卿都只能在此基礎上推進，不可能走回頭路。克里上任之後，在遏制中國的道路上也只能往前走。

再看看哈格爾的任命，奧巴馬起用他是為了從中東、阿富汗地區進行戰略收縮，對國防部進行大改革，裁減軍費與冗員，這並不意味着要調整美國重返亞洲的部署。事實上，哈格爾與日本政界交好，是一名親日派政客，他上任之後中美兩軍摩擦未必會減少，反而可能增多。

如果說在奧巴馬第一任期內，美國更多採用實力圍堵，下一任期內很可能採用軟刀子威脅。最值得關注的是，在安倍的帶領下日本已經衝上遏華的第一線，美國完全沒必要赤膊上陣，只要在幕後暗中操縱便可坐收漁利。中國應提防克里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不排除他上任之初可能會對華擺出強硬姿態，甚至比希拉妮更積極地介入東海、南海問題，以杜絕美國右翼與傳媒的質疑，中美關係短期內存在急劇惡化的可能性。

中美兩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決定了雙邊關係好不了也壞不了，無論誰當總統或者國務卿，都會採取遏制與利用兩手來對付中國。中國只有做好自己的事，壯大自身實力，才會使兩國關係真正改觀。

東方日報

《外參》(第33期)：胡春華頂了劉雲山？

內容提要:

十八大後首場輿論戰  《南周》事件測試習近平

胡春華頂了劉雲山？

環球時報掀濁浪##庹震惡名難消

權貴資本主義矛盾爆發

習李反腐進入四方博弈新階段

宣布廢除勞教無人理?

 孟建柱政令不出政法委

中國股市的投降之年

房地產市場可能陷入糟糕境地

出口貿易面臨的不利因素

中國企業如何在美國賺錢？

“山寨建築”比原版更早完工？

鼓吹城鎮化大躍進

李克強遭專家嘲諷不懂經濟 

10年經濟紅利進了大款腰包

富彥斌43億貸款違約被訴

疑涉薄熙來家洗錢活動

《外參》月刊 (電子版) 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5?apKey=fedd22f528

(台幣定價。電子版接受台幣、人民幣、美金付款。)

馬列主義也是春藥：解析衣俊卿的多彩人生

　　《大事件》特約記者 華清


　　公元2012年12月12日，三個12相連，少有的吉祥日子，100年才遭遇一次。這一天，網上出現了一篇題為“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的文章，作者署名常艷。文章一開始就有作者的一些說明：真實姓名常豔，1978年5月2日生，民盟盟員，2010年7月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獲法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央編譯局博士後，曾供職于山西師範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衣俊卿：1958年1月生，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曾任黑龍江大學校長，黑龍江省委宣傳部長，2010年2月任現職。

　　
　　常艷。


　　作者明確表示：
　　其一，本文不是小說，是自己的親身經歷，以第一人稱敘述；但各位看客可以把它看作一個“多情”之人寫的小說，沒有關係，我不在乎看客對我的評價。

　　其二，如是自己的主觀感受，我會在文字上予以注明，否則都是對真實情況的一種再現；您可以質疑事件的真實性，但我有保留儘量客觀、真實陳述事實的權利。

　　其三，本文爆出醜聞，便有承受各種不良後果、法律責任及社會效應的心理準備，涉及事件的當事人願意起訴我的，我在等待官司及人身攻擊。

　　12月12日當天，明鏡新聞網記者對常艷提出採訪要求，並請求她核實這篇長文是不是出自她之手。隨後，常艷給明鏡網記者等收信人回信說：“一朝忽覺京夢醒，半世浮沉雨打萍”系她在“嚴重憂鬱症”情形下創作的“小說”，“並對給涉及到的‘當事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名譽及心理傷害，並給培養過我的單位及學校以及家人、朋友帶來了很多困擾表示道歉。”

　　在常艷“表示歉意”之後，大陸網絡上對此文的轉載均被刪除。

　　儘管如此，海內外媒體依然跟踪報導，而且，不是局限於衣俊卿和常艷的私情，更多的是，從中剖析中共體制的荒唐與政界、學界的墮落。

　　有媒體對這篇文章的評論為：中央編譯局博士後常豔的“紀實小說”，把中共編譯馬列毛等著作的最權威機構——中央編譯局“折騰”個底朝天。常豔這篇“小說”，通篇看來是一本“記事錄”或日記，把她和編譯局長衣俊卿的婚外情，事無巨細原汁原味端給讀者，很多時候，就是她和衣之間的“冗長”短信直接抄錄。

　　故事是從2011年3月開始的，一直記錄到2012年12月3日，兩人“相交”一年半。

　　常豔是山西師範大學副教授，34歲。她想到北京工作，於是，報考中央編譯局博士後，然後，又想脫產，專職讀書後留在北京。為達此目的，她認識並“傍”上了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奉獻了9萬人民幣和自己的身體。最後，因工作安排不順並發現局長還有其他“小秘”若干而“掀翻醋壇”、“魚死網破”，把10萬多字“愛情遊戲” 捅到網上。

　　按照中央編譯局的說法，當今世界，只剩下五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朝鮮、古巴、越南和老撾。這些國家設立的翻譯馬列主義毛思想機構、乃至在全世界也當屬北京這家“中央編譯局”最大。它直屬中共中央，是副部級單位，局長衣俊卿是副部長。

　　也許和中央編譯局的工作性質及其特定地位有關，說是愛情遊戲，但常豔在字裡行間經常透露出一些政治信息。

　　作者早在網上推出這篇長文時，已經說明“本文不是小說，是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什麼在短短幾個小時後就突然改口，說此文是她在“嚴重憂鬱症”情形下創作的“小說”，其中奧妙只有常博士自己明白。不過，只要讀過這篇文章的人，都會明白，就是再高明的小說家也編不出其中的細節。尤其是衣俊卿與常艷在“臥談會”中吐露的上層隱秘，絕非外人可以知曉。文中涉及的政界上層人士活動及衣俊卿那些不可一世的言辭，都能夠獲得佐證。還有，常艷還充分利用手機的短信功能，記下的兩人交流短信，精確到分秒不差。天下哪有這樣清醒的“嚴重憂鬱症”患者？

　　本文並不關心衣常兩人17次做愛的細節，對他倆的恩恩怨怨亦無興趣。只是透過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一個希望劉雲山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就會得到提攜的中共副部級幹部、十八大代表——的多彩人生，看一下在畸形體制下人格的雙重竟到了何等地步。


　　睡了還要收錢

　　這些年，關於中共高官大肆貪腐、包養情婦的報導充斥網絡，大家都習慣了高官利用權勢給情婦買房送錢的報導。讀了這篇常博士的文章，才突然醒悟，居然在中國官場上，還有利用職權把女人睡了，臨走還要拿錢的官員，難道他是身強力壯的美少年，充當男妓不成？非也。男的是53歲的中央編譯局局長，女的就是想成為編譯局脫產博士後的常艷。此男早已因為“前列腺肥大”，影響房事，絕非床上高手，卻還要在走的時候拿走5萬元，而且，之前已經拿過1萬元。總共6萬元。更有甚者，衣俊卿還覺得自己委屈，至少不能低於15-20萬！

　　請看看作者是如何描寫衣俊卿“睡了還要收錢”的：
　　一瓶一斤的清酒，一人一半。我臉紅得厲害，但腦子不亂。我斜躺在床邊，此時他去洗手間了。有了上次的“教訓”，我就把自己脫得剩下了兩件小小的內衣。他回到臥室時，我滿臉緋紅地躺在被窩裡。兩個人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我記得他說：“你身材真好！”第一次，很興奮，很幸福，叫的有些誇張，但並沒有感覺彼此十分合拍。

　　聊了一會，他要走了。他說明天局裡有個活動，可能劉yunshan要來（第二天知道劉沒有來，是中宣部副部長王xiaohui來的）。他待會還得去局裡一趟，還拿著個那種藍色的寫著“中央編譯局”的布做的檔袋。我見他要走，起身穿上睡衣，走到寫字台跟前從自己的包包裡取出錢，要往他的袋子裡裝。他說這是幹什麼，我也不缺錢。我說，沒什麼，就是自己的一點心意。（這次和他見面之前，我就想一定得送出去！不能因為上床了，就不辦了）他這個時候就又去了洗手間。我給他裝好後把袋子掛在了門把手上。他出來拿上走了。

　　請注意，“不能因為上床了，就不辦了”，上床了，還要辦！就是說，還要給錢！

　　之前已經交代過——我自己借了點，再加上從課題費中報的錢，又透支了幾千現金，湊夠了5萬元，準備送給衣老師。

　　一個女博士，在編譯局局長面前考慮的是什麼呢——

　　第一次吃飯，我是想判斷，他想要什麼？財還是色？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既然我想來北京，想來編譯局，就應該付出代價（博士畢業就死心塌地回原單位了，因為“熱愛”學術，也被一堆人誇為是棵好苗子，我就真以為自己可以出來奮鬥一番的）。這是遊戲規則。寫到這裡，我有些石化了。突然想起一句話，那次他說的“什麼樣的女人沒見過”。我那個時候，真是蠢得如豬。他擺明了就是要錢的，這也從我與他第一次的交往中先拿1萬探探路，可見一斑。可是，我又鬱悶了，也不是，他看我的眼神中帶著些別的含義，對男人是否對我有好感我還是能作出判斷的。
　　常艷博士的判斷還是不對，共產黨，共產共妻，財色都要！請看——

　　想來想去，我就拿了一萬的現金去了他辦公室，先試試水吧。初次在一起聊，我倒也不緊張。只聽得他說，來了後參加典藏的課題，出國方便，編譯局人際關係複雜，要低調，等等。他還說：“以前我們拿課題，都是給10萬，今年青年項目都是給15萬了啊！”（要是現在的我，他說這個什麼意思，我肯定是清楚的了，但那會，我根本什麼也聽不出來）臨走前，我拿著一個紙袋子（內裝1萬現金）給他放到茶几上，說這是我的一點心意。他過去看了一眼，然後說，你這是幹什麼呢。我說，只是自己的一點心意，就走了。他還提到：“我不像學界的有些老師，學生送個3、5萬的就招個博士生。”（我那個時候，覺得他好正直啊；現在想來，自己根本不會聽人家的潛台詞，即3、5萬少了，至少要10萬、8萬才行）

　　怎麼樣？睡了，“至少要10萬、8萬才行”，共產黨高官，牛吧！僅僅是個副部級的中央編譯局局長而已！

名不副實的中央編譯局

　　如果從名稱上理解，編譯局，也就是編輯和翻譯，是個文化部門，如同什麼譯林出版社或其他的編輯翻譯機構，如果這樣，衣俊卿喜好風月，也只能到夜總會找小姐，哪能有“睡了還拿錢”的好事！

　　衣俊卿是在2010年2月擔任中央編譯局局長的，此前是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按他自己的說法，本來是要擔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因為位置騰不出，只能先到編譯局當局長，定為副部長級別。

　　一個從名稱上看不出名堂的機構，居然由副部長掛帥，可見其不同尋常。我們就先來認識一下這個衙門吧！

　　據中央編譯局官方網站刊登的文字——
　　中央編譯局是中共中央直屬機構。主要任務是編譯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党和國家重要文獻和領導人著作；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及其在當代的發展，研究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和現狀、理論和實踐，研究世界發展戰略；收集和整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研究領域的文獻信息資料。

　　中央編譯局成立於1953年，擁有一大批翻譯、研究、信息和編輯人才，並常年聘請英、德、法、西、俄、日等語種外國專家協助工作。與國內外許多相關組織和機構進行廣泛的合作，學術交流領域不斷拓展。

　　內設機構有馬恩列斯著作編譯部、中央文獻翻譯部、世界發展戰略研究部、馬克思主義研究部、馬列主義文獻信息部、人事部（機關黨委）、辦公廳、中央編譯出版社等。主管的全國性學術社團有：中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會、中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學會、中國索引學會。主辦的刊物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國外理論動態》。

　　其實，這裡的簡介並不完全。據該局網站在“組織機構”一頁上的介紹，這個編譯局設有直属机构：馬恩列斯著作編譯部、中央文獻翻譯部、馬克思主義研究部、世界發展戰略研究部、馬列主義文獻信息部，以及辦公廳、人事部（機關黨委）和離退休幹部辦公室。另外還有，中央編譯出版社。
　　局管學術團體則包括：
　　中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會，
　　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
　　中國索引學會。
　　局屬研究中心則有：
　　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
　　中國現實問題研究中心，
　　政黨研究中心，
　　俄羅斯研究中心，
　　海外理論信息研究中心，
　　馬克思主義文獻典藏研究中心，
　　全球治理與發展戰略研究中心，
　　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

　　如此部門龐雜、人員眾多，豈是一個單純的編輯與翻譯機構？別的不說，中央編譯局的機構中，竟然有一個稱為“辦公廳”的，可見其規模之大。

　　而從常豔文章描述的情況來看，編譯局很多工作，並不是在“編譯”，而是發揮著文革寫作班子“梁效”、“羅思鼎”等同樣功能：為現執政當局行動路線找思想根據和理論基礎。

　　編譯局全稱為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簡稱中央編譯局。是中共中央直屬的事業單位，前身是1949年創立的中央俄文編譯局，主要是翻譯這些導師、領袖級洋人的著作。在毛澤東時代，根本不受重視，只是個諮詢文獻部門。1978年，中共感覺到，需要從外國共產黨那裡尋找治黨方略，開始重視這一部門。於是，從社會上廣招人才。1981年，文革後第一批研究生畢業，編譯局就以優厚住房條件從不少研究所或大學挖走人才，而衣俊卿的前任韋建樺也是在1978年從四川攀枝花被調入編譯局，於1995年當上副局長，1996年成為局長，直到2010年2月因年齡到線退下，現在依然是政協常委。

　　中央編譯局素有用人多為“北大幫”一說。衣俊卿雖說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78—1982），後來就一直和北大沒有太多關係。可能當年他是來自黑龍江省的知青，畢業後就被分到黑龍江大學哲學系任助教；1984年10月，在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大學學習，獲得哲學博士；1987年2月回國擔任黑龍江大學助教、講師、副教授；1990年6月出任黑龍江大學《求是學刊》副主編，後來，被評為黑龍江大學哲學系教授並兼任《求是學刊》主編；1993年9月，為黑龍江大學哲學系主任、《求是學刊》主編；1996年出任黑龍江大學副校長、《求是學刊》主編、博士生導師；1998年到2007年3月，為黑龍江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其間：2000.03—2001.01 在中央黨校一年制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學習，並當選中共十六大代表）。2007年3月被任命為黑龍江省委宣傳部部長、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書記；一個月後就成為黑龍江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省社科聯黨組書記；2010年2月，調到北京，接替退休的韋建樺，擔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是十八大代表。
　　

　　從令政策到令計劃

　　這個常艷遇見的是衣俊卿—一個在北京才當上副部級剛一年的編譯局局長，後者既是那樣口無遮攔，又是如此不可一世，就讓我們有幸窺測到中共的一些內幕。

　　首先是，2011年3月，常艷希望從山西調入北京。於是，有這樣一段文字——
　　期間，主要圍繞一個話題，即怎麼把我的檔案從原單位（山西師範大學）拿出來的問題。他給我出了個主意，找山西省的領導令政策，請令給武海順校長打招呼。而山西的這位領導，我又不認識，他的點子是：我拿著自己的書去拜訪局裡的一位老先生（顧錦屏先生，原常務副局長），請他寫一封信給省領導，我帶著這封信去找人家。或者，他說請導師楊金海出面介紹我與這位領導認識。

　　提到令，他興致上來了，說雖是出身平民，但也是很有風度氣質，前一段在與局裡合作拍電視片《走進馬克思》（或者《走近馬克思》）。


　　常艷的文章貼出之後，衣俊卿會見外賓仍然侃侃而談。


　　那是在2011年3月，令計劃正處在“胡家天下令家黨”的鼎盛時期，他的哥哥令政策依仗弟弟當中辦主任的權勢，已經在2008年從山西省發改委主任兼黨組書記轉為省政協副主席。本來，政協並無實權，可是，因為是令計劃的哥哥，令政策儼然山西一霸。據說，如果不是後來的變化，令政策還打算覬覦中國證卷監督委員會主席的位子。所以，衣俊卿所言不差，只要攀上令政策這個關係，要山西師範大學放人、調入編譯局，還不就是一句話的事情？至於後面提到的那個“令”，自然是令計劃，因為和中央編譯局合拍關於馬克思的電視片，和衣俊卿有過接觸，衣當然不忘吹捧，說令“雖是出身平民，但也是很有風度氣質”。只是，如果放到今天，令計劃遭遇滑鐵盧，前景不妙，不知道衣局長又該如何評價下了台的前中辦主任了。（《大事件》16期）


《大事件》第16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7948?apKey=fedd22f528

習李新政可以用“還富於民”來突破經濟困局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陳亦凡

習李新政突破口何在？

　　後十八大的中國，已進入習李新政時期。儘管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總體發展良好，取得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但全球金融危機也改變了中國的外部環境，不僅出口減速，而且面臨巨大壓力；此外，經濟結構調整緩慢，高投資低消費、工業增速快於服務業、部分行業存在國進民退、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急需解決。

　　英國《金融時報》認為，習李新政面臨這些挑戰，唯一出路是加快經濟轉型，即由出口導向型向內需導向型轉變、由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向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由製造業向製造業與服務業協同作用轉變。這些轉變，需要產業結構調整、企業結構調整、要素結構調整；具體改革來看，又有推進城鎮化進程、促進西部發展、高技術與新能源以及低碳經濟、國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改善民生等等。

　　如此多的任務應該從哪一點下手，或者說哪一點是政策核心呢？正如李克強所說的“深化改革，千頭萬緒，但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要化繁為簡，突出重點，積極尋找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突破口。找準了突破口，就會事半功倍。”

　　那末，什麼是突破口呢？是打破壟斷嗎？是政府體系改革嗎？是國企改革，鼓勵民營經濟嗎？是城鎮化嗎？是要素市場開放嗎？或是金融體系市場化改革嗎？這些都很重要，但沈建光撰文指出，新一屆領導層的經濟政策應該以還富於民作為突破口。

　　今後，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的動力必須由投資轉向消費。只有政府把財富還給居民，使得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增加，讓居民自己主導消費，而在驅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即投資、消費、出口貿易中，最穩定、最長效、最可持續的拉動力是國內居民的消費；而居民消費率上昇以後，即消費需求增加後，企業則會相應加大相關領域的投資，資金也會真正往稀缺的、投資收益率高的地方跑，而不是由政府主導的投資，形成良性的持久的經濟增長。

　　而需求結構由政府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調整,也可以抑制投資衝動，解決國進民退的問題。之前，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政府代替市場主導投資，采取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儘管這對於應對外需下降對經濟的巨大影響起到了很大作用，但過度投資造成了國企大幅擴張產能，投資的邊際回報率不斷降低。“十一五”期間，中國的投資率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高達26.2％，遠遠高於“十五”期間20.2％、“九五”期間11.2％的增長水平。  
　　
　　還富於民可作為新政突破口

　　城市化的核心也就是使農民轉變成市民，提高勞動生產率，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務。而由於歷史原因，中國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割據，是收入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土地制度缺陷在於農村土地產權制度不完善，流轉制度不健全，農民不能享受土地增值帶來的收益，而戶籍制度令農民工落地難生根。同時目前的社會保障稅制度又對民工保護不足。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沈建光指出，農民工社會保險制度本是為補償經濟發展過程中被削弱的保障功能，然而現在的社會保險關係轉移接續便攜性差，使大批社會保險資源沈澱下來，這不僅是對農民工享有社會保險權益的侵犯，更是另一種形式上的社會不公。


　　李克強：改革是最大紅利

　　而且收入差距的擴大更不利於消費率的提高。2011年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相差3.13倍。而據商務部的調查顯示，佔全國人口10％的最高收入群體消費傾向只有0.66，10％的最低收入群體消費傾向高達0.99。而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率是遠遠低於低收入者的。

　　還富於民還需要降低稅負，尤其是低收入者的負擔。2007年到2011年，中國個人所得稅平均增速為20.8％；遠高於名義GDP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居民稅賦負擔的增速高於其收入增速，即稅賦負擔在加重。此外，中國社會保障對低收入職工的負擔是比較重的，五險一金加起來大概是工資水平的40％左右。而另一方面，大量國企分紅率低，大量盈餘被投入到擴大在投資上面。2011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中，只調出資金50億元納入公共財政預算，用於支持社保等民生事業發展，數目少得可憐。如果在今後五年，國企分紅率能達到20％，全部進入社保，即使國企利潤與前五年持平，就會有約為1.7萬億投入到社保基金，可使低收入者免交社保，對改善中國收入分配的問題猶如雪中送炭。

　　李克強近期講話明確表達了改革的方向和策略：“調整利益格局，要善於在利益增量上作文章，在利益預期上作調整，同時穩妥推進存量利益的優化，這樣可以更好地凝聚共識，減少改革的阻力。”

　　沈建光強調，還富於民，正是在利益增量上下功夫，對經濟增長，提高新政府的民意，促進轉型都有積極意義。因此，還富於民可以作為“習李新政”的突破口。
　　
　　
　　李克強提出“新四化”

　　十八大召開期間，李克強在正式場合將“新四化”列為習李時期中國發展的“戰略目標”，令外界眼前一亮。

　　李克強提出的“新四化”，是指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雖然並非今日提出，卻是首度由中共最高領導層認可，彰顯新一代領導銳意求變創新的新風貌，表明習李完全可以在不偏離前任既定路徑的前提下走出帶有自身特色的道路。

　　十八大召開的當天下午，李克強來到他所在的十八大山東代表團參加討論。討論中，代表們紛紛發言，氣氛十分熱烈。李克強與大家深入交流。他說，黨的十六大、十七大以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豐碩，經驗彌足珍貴，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了堅實基礎。

　　李克強說，當前，我國發展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發展經濟成為各國的利益交匯點，科技與產業變革正在孕育新突破。同時，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我們要增強責任感和憂患意識，全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牢牢把握髮展的主動權。

　　李克強指出，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要實現這“兩個全面”的目標，關鍵是推動“兩個加快”，即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增強發展的動力與活力。必須更加自覺地把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立足擴大國內需求這一戰略基點，瞄準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這一主攻方向，在創新驅動中加快產業優化升級，促進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不斷提高發展的品質和效益，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同時，切實加強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深入實施重大民生工程，構築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網，推動社會和諧與經濟發展互促共進。

　　北京政治觀察人士認為，李克強在山東代表團的高調講話，特別是最後的一大段講話，似乎是在為2013年年初接任總理而發表的施政演講。此外，從李克強的講話中也可以看出，他對自己執政後所面臨的諸多困難和問題已有所了解，但能否上任之初便著手解決這些棘手難題，現在還無法斷言。(《明鏡月刊》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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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彭德懷問題，林彪定了三條線

《新史記》程光

編者按：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總後勤部長邱會作的兒子程光所著《歷史的回顧：邱會作與兒子談革命經歷和若干歷史問題》（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用父子對話的方式叙述了許多他親歷的重要歷史事件和接觸的歷史人物。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經作者程光授權，《新史記》選載該書第十七章“新軍委成立”。小標題為本刊編輯所加。
邱 會作（1914—2002），江西興國人。1928年參加革命，1929年參加紅軍。參加了中央蘇區一至五次反“圍剿”和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共建國後，他 於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部長等職務。1971年“913”事件之後，邱會作被打成“林彪反黨集 團”成員被拘押，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1980年“兩案”審判，他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後保外就醫。2002年逝世。

對話者“子”係程光，“父”為邱會作。


子：1959年毛主席領導的反對彭德懷的鬥爭重點在軍隊，會涉及很多高級幹部。
父：軍隊中有一批有影響的重要幹部旗幟鮮明地擁護黨中央的決策，堅決和彭德懷鬥爭，如林彪、劉伯承、聶榮臻、葉劍英、羅瑞卿、肖華、劉亞樓、黃永勝、賴傳珠、楊成武等。
也有一些受彭德懷、黃克誠影響深或是和他們歷史關係密切的高級幹部態度曖昧，有的甚至怕牽連到自己，比較沈悶。


1955年國慶節，洪學智（左一）與粟裕（右二）、陳賡（右一）、肖華（右三）在天安門城樓上。

子：在全國大張旗鼓地反右傾、反彭德懷的政治風頭上，怎樣對待他們，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問題。

父： 林彪對此持慎重的態度，這在廬山上就有了體現。林彪是後上廬山的，在會議後期對彭德懷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但林彪在重大問題上是敢於說明事實和承擔責任的。 比如，毛主席要清算彭德懷的歷史舊帳，提出長征途中彭曾在會理會議上叫他放棄軍事指揮。林彪出來說，那是他向彭提的建議，是對紅軍的戰術方法的不同意見。 這樣一來，毛主席就沒有再追究彭德懷這個問題了。在八屆八中全會上，如果這個“罪名”一旦成立，彭德懷“反毛主席的歷史”會追溯得更長久，處境就更難，受 牽連的高級幹部會更多。

林彪在處理彭德懷的問題上定了三條具體的“線”：1、對彭德懷問題的性質，堅決執行中央的決議，軍隊不准有任何新的提法；2、彭德懷一案，不准隨便“順藤摸瓜”揪人，不准把和彭德懷在工作上和歷史上的人事關係與這次政治運動聯繫在一起；3、要穩定高級幹部，不能輕易調動。

子：毛澤東指責彭德懷有個“軍事俱樂部”在軍內，但這次只動了鄧華、洪學智、萬毅、鍾偉等少數人，打下去的人還沒有地方多。

父：林彪上台以後的政策是穩妥的，對軍內反對彭德懷的鬥爭作到了“既堅決、又防止了擴大化”。

彭 德懷下台後，“對高級幹部要穩定”被林彪當作一項重大政策在掌握。他在一次軍委常委會議上說：軍委對幹部不能輕易變動，更不能隨便調換。軍隊的團結穩定， 主要體現在對高級幹部的使用上。高級幹部一換，中級、下級幹部接著都會換，這樣上上下下幹部就惴惴不安了。現在的高級幹部有個別人是不稱職的，有調換的必 要，但也要在適當時候再作通盤考慮，妥當安排。凡是這次配合中央的要求進行調整的幹部，特別是對本人做了不利調整的，對他們都要做好思想工作，儘可能放下 思想包袱。

和彭德懷、黃克誠關係密切的一批高級幹部，如出身於紅三軍團的張愛萍、劉志堅、彭紹輝、甘泗淇、楊勇等都仍然受到器重。

林 彪實行穩定高級幹部隊伍的政策，我還記得一個例子，就是成都軍區司令員的人選。成都軍區司令員賀炳炎去世後，總政曾三次提出繼任的人選，都沒有通過，後來 還是林彪點名黃新廷為司令員。對此，羅瑞卿轉達了林彪的話，他說林總有指示，由於歷史原因，我們的軍隊是“合股”而成的，我們必須尊重這個歷史，在實際工 作中要考慮到這個歷史。只有軍委對領導幹部的使用做得好，才能把多股合成一股。1955年劃分十二個大軍區的時候，成都軍區被當成是紅二方面軍的象徵，該 軍區司令員的人選，就要注意到這種不成文的格局。


邱會作與兒子程光、李作鵬之子李冰天（右）合影。（程光提供）

讓 我說內心話，黃新廷和總政提的另幾位司令員人選比較來說，從資格上能力上都處於下風，但黃新廷是原紅二方面軍的幹部，這一條是他被提陞為司令員的有利因 素。後來有人說，林彪處處都搞紅一軍團山頭主義，那是不實事求是的。林彪親自提名黃新廷任成都軍區司令員還有另一個含義，就是向原紅二方面軍的總指揮賀龍 表示了團結共事的意願。

新軍委成立後，還有一個如何對待所謂“落後”幹部的問題。當時有兩種態度：總政有些人要肅清 處理，必要時殺一儆百，而林彪、羅瑞卿是儘可能拉一把。那時，總政對一位打仗很出色的高級幹部因生活問題要嚴厲處理，絕不姑息。對此，羅瑞卿在一次軍委辦 公會議上有個講話，他說：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單子裏（指議題）有對×××的處理問題。總政提出的意見令我感到很不安。我昨晚去和幾位常委商量過，向他們談了 談情況。他們有重要指示，總的精神是，對幹部要看本質，要看大的表現，也要看他的歷史。對幹部的缺點、甚至某些嚴重錯誤要批評幫助，但決不能打擊。只要對 幹部採取打擊的政策，領導上就一定犯錯誤。總政今天提出的對×××處罰的議題我提議撤消，由總政黨委重新審議。

子：×××可是一位有名的戰將呀，多少得考慮他的功吧？

父： 雖然對××ד給了出路”，開除黨籍、撤職降級後搞到地方一個小農場去了。但是羅瑞卿轉達的軍委常委們的話幫了其他好多幹部。我記得總政對王建安（濟南軍 區副司令員）、郭鵬（新疆軍區副司令員）也要給予嚴厲紀律處分。那時有一批高級幹部，例如陳再道、陳士渠、聶鶴亭等人都是老“運動員”，經常被總政整一 整。軍委多方做工作，保護了他們。

總後於1959年10月召開了有各軍區、軍兵種後勤部長參加的批判彭德懷的黨委擴大會議。

子：這後來被說成是你“批洪”，列為了你的罪狀。

父：這是軍委和總政佈置下來，總要搞呀。（《新史記》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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