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31日《明镜郵報》

• 《2013中國經濟》──遭遇痛苦的增速下台階
• 《中國出路》──社會的畸變和危局
• 反制周永康 政法委書記失常
• 習近平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 明镜专稿：中美关系的错误：冲动与误判
• 習近平最不能忽視盯著自己的那幾雙眼睛
• 毛澤東不出洋，寧可留在國内守住那筆橫財
• 中共纪检正核实能源局长刘铁男诈骗指控
• 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 纽约时报称遭中国黑客持续攻击
• 江迅：北京聯國制裁朝鮮台前幕後
• 趙紅霞「肉身反腐」戰力勝檢調
• 金權橫行 地方選舉弊端叢生
• 明鏡網瀏覽排行榜（2013年1月30日）
• 2013年1月30日《明镜郵報》
• 2013年1月30日《歷史日報》

2013年1月31日《歷史日報》

• 周強：團派大哥大，年齡不大官氣大
• 沈志华：分歧——中苏关于处理危机的不同方针
• 沈志华：尴尬——莫斯科不得不为北京提供核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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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勇：不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为什么还要上历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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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情报人员笔下的红色高棉（下）
• 中共情报人员笔下的红色高棉（上）
• 靠抢银行、盗金佛筹集经费的的革命者
• 从同盟会到国民党——革命党失败的历史转型
• 2013年1月30日《歷史日報》

《2013中國經濟》──遭遇痛苦的增速下台階

內容提要:

關於中國經濟在2013年之後會出現硬著陸，是號稱“末日博士”的經濟學家魯比尼在2011年提出的看法。魯比尼曾經準確預測2008年金融海嘯而一夕成名。魯比尼在2011年4月預測中國在2013年之後，將遭遇經濟硬著陸。他認為，中國對於有形資產、基礎設施與不動產過度投資。空蕩的機場、高鐵以及無際的高速公路，成千上萬新建成的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辦公大樓，無人居住的新建社區，以及為防止全球價格下跌而關閉的嶄新的冶煉鋁爐等等都是徵兆。

魯比尼認為，中國的過度投資將最終導致巨大的浪費，並在未來出現經濟低速增長。“長期實行以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將會出現產能、不動產以及基礎設施的嚴重過剩，因此，一旦進一步的固定資產投資難以為繼，將會在未來加劇出現經濟下滑。到2012-2013年政治交接，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可能會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會在未來產生極高的代價。”他認為，解決之道是實施綜合改革，其中包括：更快的貨幣升值，對居民的財富轉移，對於國有企業進行徵稅或者實施私有化，廢除戶籍制度，以及放鬆對金融的管制。

那麼，現在離開魯比尼提出的看法已有兩年，時間已經進入他所說的2013年政治交接，會不會發生經濟的硬著陸呢？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在中國擁有深廣的人脈。這位長期研究中國問題的政治家看好習近平上台後帶來的轉變。他認為，對中國新領導2012年至2017年的核心政策議題，就是經濟改革。如果這場改革成功了，獲得的成就將至少能與鄧小平30年前啟動的改革站在同一個高度。

《2013中國經濟》(電子版)

http://www.pubu.com.tw/document/19051?apKey=fedd22f528

(台幣定價。電子版接受台幣、人民幣、美金付款。)

《中國出路》──社會的畸變和危局

內容提要: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良派退場，政治民主化成為體制內一條不可碰觸的紅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改革路線到此戛然而止。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為標誌再次啟動的新一輪經濟改革，不過是在一系列與民爭利的政策主導下，使隨著經濟發展日漸壯大的資本集團對原有共產黨政權進行深度滲透和共同瓜分全民財富的過程。二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逐漸蛻變為實質上的權貴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的旗幟已經有名無實。一旦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無法繼續維持，多年來積壓的社會矛盾將集中爆發，各派勢力通過引爆民眾對現政權的不滿，拋棄共產主義，推動社會轉型。這是中國很快將會出現的變局。

中國在即將到來的社會轉型中，如何才能避免被日漸做大的權貴資本勢力把持，成為寡頭政治國家，這取決於兩點：第一是能否在中國形成一個與現有權貴集團實力相當的競爭力量，使中國政治格局不再淪入一黨獨大的境地。第二在於中國民眾能否堅持“理性抗爭，內壓促變”，不被仇恨和偏激的情緒驅使而令中國陷入群體暴力的漩渦。

中國社會將面臨的最大危險，是由於理性知識分子的缺席，以及作為社會穩定基石的中產階級的弱小，導致民眾極易受到來自依附於政府或權貴資本的精英階層的非理性煽動，在抗爭方式上走向極端。使中國的轉型剛一開始就被強行中斷，從而喪失進入真正民主化社會的機會。

作者簡介

 唐末，曾於九十年代在中國大陸高層黨媒任時政記者，之後經商多年，對於中國政商各界和民間社會都有廣泛接觸和深入瞭解。

《中國出路》訂閱連結:

http://city.mirrorbooks.com/news/?action-viewnews-itemid-73517

【明鏡出版社】電子書專頁

http://www.pubu.com.tw/store/60232?apKey=fedd22f528

(台幣定價。電子版接受台幣、人民幣、美金付款。)

反制周永康 政法委書記失常

  明镜新闻网那編譯 巫古森

    2012年11月15日中國十八大結束當天，中國新領導層並沒有給出太多未來5年可能進行的改革信號，唯一一項令人意外的改變是出現在中國政治體制內最不可能改變的地方──負責國家內部安全的中央政法委在這次政治局常委人數的縮減中，悄悄地被降級了。新任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只是政治局委員，與前任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不同，孟並不是政治局常委。此種作法很明顯是在削弱中央政法委書記的權力和影響力。政法委書記是監督國家內部安全的主要人物，掌控警察、檢察官和法院，也掌管著中國最具惡名的部分：秘密警察網絡、網路審查和武警。新任政法委書記遭降級，這會是改革的一環嗎？

中央藉機反制周永康

    美國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的《中國簡報》主編彼得‧馬蒂斯(Peter Mattis)在《亞洲時報在線》上發文指出，北京之前發佈了一份司法改革白皮書，其中表示要減少公民審判過程中來自中國共產黨的干涉。從這項司法改革與政法委書記的降級看來，馬蒂斯認為或許在對保守派居多的新領導層失望之餘，還是值得樂觀期待中國未來仍會出現改革。

    然而，香港理工大學教授、中國政治專家崔大偉(David Zweig)對此樂觀有所疑慮，他對英國廣播公司(BBC)解釋：“我認為他們只是要確保掌控槍的人不在政治局常委會內。”

    當時即使在政治局常委內，也少有人握有與周永康相當的權力。

    BBC新聞網表示，這樣的改變的部分原因是中央對前任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反制。周在其任內掌握了極大的權力，並運用了極多的國家資源。當周永康於2002年底成為公安部部長時，他擁有的預算是200億美元，但在4年之後，當他離開公安部的職位時，公安部的預算已擴張為550億美元。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員羅助華(Joshua Rosenzweig)說：“周永康得到這麼高的預算是因為他強調社會動亂和群眾事件的立即威脅性。”換句話說，周將他的公安機器定位成幫助中國共產黨持續維持一黨專政的重要單位。

    當周永康在2007年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書記時，他的資源基礎和影響力持續上升。中國現在的國家維穩預算已到達1100億美元，甚至比軍方國防預算還多了50億美元。當時即使在政治局常委內，也少有人握有與周相當的權力。

薄熙來事件的後續影響

    但是周永康的聲譽卻因他與薄熙來的密切關係而受到打擊。有報道表示，他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對免除薄熙來職位一事投下了反對票。中國的八卦網絡論壇甚至傳出周永康和薄熙來計畫在北京發動政變，然而真相到底如何，至今從未顯明。

    馬蒂斯認為圍繞著周永康的爭議以及他與薄熙來的關係並不明朗，因此很難去評量是否將周逐出權力中心才是這些“改革”的真正原因。

    舉例而言，雖然許多報道表示周永康在3月消失無蹤，這顯示他很有可能也隨著薄熙來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制裁。但是事實上，周在3月出現的次數比他前3個月加起來的次數還多。馬蒂斯也認為，周永康對薄熙來打黑行動的支持(也可能是義務的)其實也不真正代表什麼，薄熙來以重慶媒體高調宣傳周永康對打黑行動的支持很有可能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馬蒂斯並強調，假使中國共產黨只是顧忌周永康過大的權力，那麼他們必須要作的政法“改革”就非常簡單：將周永康換掉，而這一步也的確發生了。馬蒂斯因此認為即使將政法委降級的確是改變的一步，但是在確定中國共產黨真的有改革政法機關的計畫之前，還是有許多問題需要被提出。

政法改革問題應持續關注

    第一個重要的問題是，2000年代，中國共產黨建立了維護穩定辦公室以實施維穩工作領導小組的指令。每個階層──中央、省級、地方的維穩辦將公安、國安和檢察院的單位從國家機構中移出、轉置於黨下。維穩辦公室與對外稱作“中央610辦公室”的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有其相似之處。現在的問題在於誰將接手這個維穩機關、還有維穩機關是否會繼續受到政法委書記的管理──誇張的維穩預算(1100億美元)對單單一位政治局委員而言似乎有點多。

    第二，最新關於中國部會架構的傳聞是，國家安全部的管理可能會出現變動。中國國家安全部是主管國家安全的部門，包括了反間諜機關和政治保衛機關，傳言它很有可能將被置於國務院之下。將國安部從政法委架構中抽離，很可能會更加弱化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和他未來接任者的權力，但是這個改變將可以使得國安部更能專注在對外國的情報工作，而非在同一個架構內與更具政治權力的公安部競爭。儘管這看起來只是一個無害的變動，但它很可能對中國情報單位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第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於2013年3月召開，屆時中國的部會首長將會一一揭曉，當孟建柱從公安部部長這個職位離開後，誰將接手這個位置以及公安部又將以怎樣的面貌出現，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與他的前任者們同樣，孟建柱在成為公安部部長之前已經具有相當的政治實力，換句話說，他被調至公安部的大位是出於政治考量。但是，馬蒂斯強調，真正的國家內部安全體制的改革必須包括公安部大位的去政治化(許多公安部的副部長們在進入公安部前都不具有公安背景)，也就是減少公安部被利用為派系鬥爭工具或是獎賞的可能性。

    去政治化或許是過於理想的改革建議，但是馬蒂斯指出正是這一個改革方向讓國安部成功地與政治分離(除了一些極端的情況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薄熙來當初是將他的骯髒事倚賴給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而非國安部的人；最後將王立軍送到北京的隨行人員也是國安部的一位副部長。

    押王立軍回北京的隨行人員是國安部的人。

    馬蒂斯表示，某些問題可以在幾個禮拜內或是幾個月內得到解答，但是也有些問題，像是國家內部安全部會和相關的黨辦公室的發展，在3月的人民大會的人事變動後，依然會是值得關注的議題。（《中国密报》第5期）

習近平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唐末专稿

　　薄熙來：不成熟的政客

　　薄熙來事件，從今年初薄的親信馬仔王立軍反水私奔美領館，引爆驚天丑聞，到其本人入京參加人大會議後羈留不歸，被逐次剝奪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人大代表身份，直至近日開除黨籍，遭最高人民檢察院採取強制措施立案調查，幾個月拖拖拉拉，遮遮掩掩之下，這場堪稱中共二十年來最嚴重高層政治動盪的連台大戲已經接近尾聲。薄熙來這位曾經背景深厚，風光無限的的政治明星終於徹底落馬，不久還將面臨刑事審判和牢獄之災。

薄熙來不久還將面臨刑事審判和牢獄之災。

　　由於中國的政治博弈仍是一如既往的暗箱操作，涉及高層秘辛更是雲山霧罩，撲朔迷離，這就導致圍繞著每一次重大事件的發生，海內外的各種猜測和捕風捉影總會五花八門，媒體間自相矛盾的臆斷層出不窮。

　　薄熙來的隕落，和同一時期習近平的上升，不應該僅僅看作是簡單的宦海沉浮，或是個人權力鬥爭的勝負。這兩個不同政治人物的命運和際遇，絕非偶然，近幾年與他們相關的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和發展，深度反映了當今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取向和政壇高層的基本共識。

　　攻擊薄熙來的人，憑著他在重慶唱紅打黑之舉，把他作為極左文革勢力回潮的代表。如此定性牽強而簡單，迴避了薄熙來事件的實質。甚至可以說，這種扣帽子貼標籤的做法，本身就有文革思維在作祟。薄熙來說到底衹能算是一個野心勃勃利慾熏心的老式政客，而且是一個被過度膨脹的權力慾蒙蔽了基本判斷力的不成熟的政客。他早期的仕途順暢，與其說是自身政治手段的高妙，不如說是主要來自其父薄一波滔天權勢的庇護。這種庇護成就了他早年的仕途風光，也為他今日的敗落埋下了伏筆。

　　作為一個在中學生時期曾經積極投身文革，以紅色接班人自居豪氣沖天，後來卻因受家庭株連被打入另冊，甚至遭受牢獄之苦的少年，薄熙來早早就表現出極為強烈的權力慾和狠辣衝動的個性。這種性格，在其父平反覆出並身居高位，為他鋪開權力之路後，不僅沒有因年齡的增長而有所收斂，反而在過於順暢的境遇中愈加膨脹。從依靠中央財政傾斜製造的所謂大連奇跡開始，一路呼風喚雨，高歌猛進。其做派之高調，性格之張揚，實為中國官場上絕無僅有的另類。

　　如果薄一波能一直身居高位不倒，薄熙來的做法倒不能說是完全錯誤。因為衹要朝中有人力挺，高調宣示政績正好可以為提拔陞遷造勢，裡應外合，上下呼應，一切自然水到渠成。可是，薄一波在十七大之前去世，使他在羽翼未豐之時過早一步失去了最大的依仗，長期以來的鋒芒畢露，唯我獨尊，早已令他在很多人眼中成為一個潛在的威脅。靠山一倒，前路自然不再坦蕩。十七大後，他雖然仍借著父親的餘威和自己多年辛苦營造的所謂政績得以進入中央政治局。但問鼎副總理入據中樞的希望卻無情破滅，並被從商務部長之職平調重慶，再次離開了政治中心。

薄熙來為早出成效而不惜殺雞取卵。

　　所謂「疾風過崗，唯伏乃存」。面對急轉直下的形勢，如果薄熙來能夠保持足夠的成熟和清醒，他應該意識到，失去了最高層的依仗，無力可借之後，過去高調造勢的做法不僅沒有意義，甚至效果衹能適得其反。這種時刻，適當的收斂鋒芒，靜觀待變纔是明智之舉。但是，多年來的順風順水和過於自負的性格，顯然令他高估了自己的智慧和能量，不甘就此沒落的野心激發了他的傲氣，於是，接下來所發生的，就如同一個陷入瘋狂的賭徒所為，薄熙來下車伊始，便急不可耐，從經濟民生，社會治安，意識形態各個方面同時入手，試圖打造一個轟動全國的全新樣板，為自己五年後衝刺常委鋪路。

　　顯然，薄熙來在入主重慶之後，完全沒有從長期依賴其父親的權勢放手施為，以政績造勢陞遷的習慣性思維中調整過來。唱紅打黑，強勢登場，在沒有強力後台支撐下，只會引來更多的敵意。尤其是公然拉攏黨內毛左勢力為其張目，更是在當今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主旋律中唱出不和諧的音符，令高層倍感尷尬和惱怒。而其迫不及待拉攏各方勢力，示恩於民爭取民心的做法，更是打破了中共權力來源的常規，讓不少既得利益中人感到日漸逼近的危機和恐懼。王立軍事件的發生並非偶然，當薄熙來已因無法掌控而越來越變得尾大不掉之時，乘其羽翼未豐盡快除之成了上面唯一的選擇。調查其親信王立軍，不過是高層按照慣例選定的拿下薄熙來的一個突破口而已。深諳官場殘酷的薄熙來察覺之後怎會束手就擒，先下手為強衹是為求自保不得已而為之，長期隨侍左右，對薄熙來之狠辣早已領教的王立軍自然也不願坐以待斃，於是才發生了如同好萊塢大片般的奔逃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事件。事情到這個地步，舉世嘩然，在全世界聚焦之下，雙方都沒有了退路。幾大勢力為收拾殘局達成共識之後，薄熙來無力回天，大勢已去。後來種種措施之所以姍姍來遲，無非是高層在為新一輪洗牌討價還價，並提前做好善後而已。

　　大多數勢力的公敵

　　說到這裡不能不嘆一聲，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在父輩一直以來的過度庇護下，未經歷足夠政壇磨練的薄熙來在政治上幼稚得令人吃驚。他在重慶幾年的思維，完全脫離了一個老練政客應有的軌跡，幾乎淪落到黑道大哥的水準。若是在亂世，這份豪氣，或許可以成就一代梟雄，但在各大利益集團均衡博弈的當今中國，他的張揚跋扈和對森嚴體制的蔑視，只會讓他成為大多數勢力的公敵。尤其是他為了樹立正統形象與早已在政壇被邊緣化的毛左勢力相唱和，更是犯了高層的大忌。所以，當他所控制和影響的媒體把重慶模式捧得越來越高之時，他也理所當然的把自己送上了絕路。

　　今天人們說起薄熙來在重慶的做為，往往只關注他的唱紅打黑。實際上除此以外，薄熙來在經濟和民生建設，基層民主選舉的推行，官員政績評議制度，反腐自律，甚至財產申報等方面都有作為，可以說，衹要有利於打造新重慶形象，有助於樹立他的個人權威的事情，他都恨不能面面俱到立竿見影。甚至為早出成效而不惜採取殺雞取卵的做法。比如打黑過程中罔顧司法程序，比如為追求打造五個重慶的經濟奇跡而欠下大筆政府債務，等等。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裡，使重慶的面貌和影響力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地步，當然，光鮮的外表之下有多少陰暗和隱患我們在後面也已經慢慢看到。

以體制正統自居的薄熙來，一旦陷入路線爭鬥，最終也無法倖免。

　　一方面以可見的成效贏得民心，一方面通過媒體廣為渲染吹捧，同時大力拉攏包括軍中故舊甚至毛左在內的各方勢力形成同盟，通過大張旗鼓形成強大社會影響力以逼宮今上，這種做法完全背離了慣於以暗箱操作來分配權力的中共體制，必將引起體制內的震盪。在當今中國，穩定是各大勢力的共同首選，衹有在內部的妥協中形成一個平衡，保證政權盡可能的長治久安，才符合所有利益集團的的訴求。而薄熙來在失去靠山之後，仍一如既往獨樹一幟，並且手段狠辣極端，這種孤注一擲的做法，將對各大勢力小心翼翼維持的脆弱平衡造成致命衝擊，甚至可能造成不可收拾的亂局，導致玉石俱焚的後果。所以，當他在重慶開始唱響不和諧的聲音，妄圖以一人之力抗衡體制之時，敗局就已經註定。

　　因此，薄熙來的敗落在於其過份膨脹的政治野心已威脅到了中共統治的大局，成為一個極大的不安定因素。他的思維，仍停留在老式政客甚至是亂世梟雄的水準，在妥協和利益共享已成為體制內規則的今日，一意孤行，唯我獨尊，觸犯了高層所有人的利益，可以說，他這種作為，注定了不會有一個真正的盟友。即使其父以前的故舊和盟友念在香火之情上不願對其斬盡殺絕，甚至即使沒有王立軍事件的推波助瀾，其政治生命的終結也絕難倖免。

　　至於黨內某些派系大肆宣揚文革回潮的危險，不過是為自己的政治正確爭取話語權而已。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層領導大換血之後，否定文革已成為政治共識，雖然在對毛澤東的個人評價和對文革的真實內幕方面有所遮掩和保留，其目的衹是為了維護中共統治的正統和權威，絕非為文革翻案埋下伏筆。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民間社會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各階層對自身利益的訴求日趨複雜，早已不是渾渾噩噩鐵板一塊，這種條件下，無論政壇上層，還是民間社會，都不會存在毛時代那種一呼百應政治掛帥的可能。文革早已成為歷史，僅僅因為少數早已邊緣化的毛左的鼓噪，就大肆誇大文革危機，甚至動輒扣文革復闢的大帽作為攻擊政敵的手段，某些利益集團的這種做法，在搶奪政治制高點的同時，也反映出他們對於民眾在近二十年經濟壟斷性政策壓榨下的不滿所產生的恐慌和心虛。實際上，正是因為愈演愈烈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的真實存在，才給了薄熙來在政爭中利用民間對利益集團的普遍不滿和對公平社會的嚮往，為自己的權力之路造勢的機會。

　　從薄熙來在重慶的施政思維來看，他絕非要復闢文革，相反，以他的性情和價值取向，最有可能的是帶領中國走向另一條改革之路，即在威權和法制軌道之上的新加坡發展模式。作為中共著名強硬派領導人薄一波之子，薄熙來的政治理念與其父在很大程度上有著一脈相承之處，首先他絕不是個民主人士，對個人權力的追求始終是他政治生涯的主要動力。從文化根源上分析，這類強硬政治人物受中國法家思想的影響很大。法家宣揚「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鼓吹極端專制集權，愚民，弱民，以樹立統治者權威，這種思想，作為典型的精英治國霸道之學，最受那些自以為天降大任的具有救世主思維的政治人物青睞。所以，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很多中共強硬派領導人對這種既能維護統治權威，又能國泰民安的思想都極為推崇。但是中國和新加坡在國情上存在巨大差異，中國社會的複雜性和經濟基礎的不均衡決定了這種專制下的發展絕無可能成功。所以，薄的施政也許可以奏效於一縣一市，但若推廣到全國，必將造成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面倒退。

軍中紅二代盟友將成為习近平執政最大的依仗。

　　路線鬥爭勝者為王

　　體制外不少人可能無法理解，為什麼同是權力爭鬥，前朝幾股勢力可以長期優柔共存，而薄熙來則必除之而後快。有這種疑慮的人顯然並不了解這兩類爭鬥和分歧的本質區別。前朝之爭，歸根結底是利益之爭，這種利益之爭，可以討價還價，可以步步為營。但是薄熙來在重慶之所為，已觸犯了各大利益集團爭鬥的底線，成為爭奪最高道統和權力的路線之爭，尤其是薄很不智的拉攏毛左入局，更是加重了這種爭鬥的性質。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路線鬥爭，從來是你死我活的對局。薄在天時地利人和皆不在己的情況下，僅憑一時之勇，拉開如此對局，如何能夠善了。

　　如今想起一兩年前，重慶和廣東兩地以蛋糕論各執一詞，隔空嗆聲的情景，已覺恍若隔世。中共政治局委員一級的兩位封疆大吏，對中國未來的道路發出不同的聲音，並以各自掌控和影響的媒體進行宣揚，爭取民間認同，這簡直是前所未有的氣象，頗有民主國家競選之風。不少人甚至覺得已經在自八九年以來長期形成的「內部分贓，一致對外」的政治格局上看到了破局的希望。可惜這是在中國，在一個沒有機製保障沒有遊戲規則的國度，路線上的分歧遲早將成為鏖戰，甚至變成你死我活的殺戮。這一點，在這個體制建立之初就已注定。利益可以分配和妥協，路線衹有勝者為王。前朝的「不折騰」和「悶聲發大財」就是這種共識的形象化體現。以體制正統自居的薄熙來，一旦陷入路線爭鬥，最終也無法倖免，淪為這個體制的犧牲品。

　　習近平成功秘訣在於藉勢

　　明白了薄熙來敗落的原因，對於習近平能夠為各大勢力接受順利上位，就不再難以理解。

　　習近平與薄熙來同為中共高層太子黨，他們的迅速崛起與父輩的餘蔭都脫不去關係。但兩人的家庭背景又有很大不同。在八十年代後期之前，薄一波和習仲勳的政治軌跡不相伯仲，他們都出生於北方共產黨組織，中共主力長征到達陝北之後，他們得到毛澤東的任用和器重，建國後身居高位，習仲勳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多年，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薄一波在陳雲領導下執掌國家經濟計劃工作，也曾任副總理，都是權重一時的人物。文革爆發後，他們兩人也無一倖免遭受到牽連和迫害，甚至殃及子女。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平反冤假錯案，使他們得到翻身的機會，重新恢復工作。再次成為中共高層領導。

　　但是自八十年代後期開始，他們仕途的走向卻有了截然不同的變化。習仲勳因為在八七年學運引發的中共黨內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中，為備受攻擊引咎辭職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仗義執言，並在不久後發生的六四事件中堅決反對出兵鎮壓，同情和支持趙紫陽的觀點，得罪了佔據權力優勢的強硬派勢力，在排擠和打壓中很快被邊緣化，並於九三年徹底退出政壇。而薄一波因為在這兩次政治風潮中以極左強硬面目出現，站在了勝利者的隊伍中，六四之後屹立不倒，更因與第三代領導核心結成政治聯盟而權勢滔天，其子薄熙來則朝中有人好做官，在這種高層權力的關照下，利用中央財政的傾斜，創造了風光無限的大連奇跡，並借此政聲，一路陞遷，從大連市長，市委書記，遼寧省長，直至風光入京，執掌商務部，大有乘十七大東風，問鼎副總理之位的勢頭。

　　與薄熙來相比，習近平早期的陞遷之路雖然默默無聞，卻也頗為順暢，在薄熙來一路高歌猛進的同時，習近平在福建也無波無瀾陞遷到省長一職，之後又調任經濟大省浙江任省委書記。看起來，他的官運似乎並沒有因父親的失勢而停頓。但是若仔細觀察，我們不難發現，他們兩人的為官之道卻是大相逕庭。

　　薄熙來在政壇高歌猛進，能量在於借力。也就是其父在中共高層的權力和對第三代領導人的強大影響力，這種力量直接，有形，強勢。令薄熙來習慣了說一不二，呼風喚雨。而習近平似乎深諳黃老之道，性情低調，謹慎，他的仕途秘訣在於藉勢。這個勢，來自其父長期坦蕩耿直的性格在政壇高層中留下的良好口碑和人脈，尤其是得到一些同樣在「六四」期間反對開槍鎮壓學生的軍中老帥的同情和關照。雖然與有形的力相比，這種勢的作用不是那麼直接和強大，但卻溫和長久，如同潤物細無聲的春雨，令其仕途春光無限。如果說薄熙來慣於利用強大的權力後盾鐵腕施政，對於攔路之敵毫不留情，習近平則是以其平和謙恭贏得不少老輩的讚賞，並在同輩中逐漸形成自己的勢力同盟，平時無為無求，必要之時，順勢而上，常有事半功倍之效。

　　習近平擁有對眾多軍內戰略夥伴

　　這樣的出身和背景，令習近平和薄熙來與草根出身的體制內官員相比，具有無法超越的優勢，他們兩人注定了彼此會成為唯一可以抗衡的對手。這種優勢除了在陞遷之路上可以一路順風之外，踏上中樞高位之後，則表現在擁有對眾多軍內戰略夥伴的影響力。一個普通的外界觀察者，在探查中國軍隊高層勢力時，大多習慣於把目光盯向軍委，四總部和國防部長几大巨頭人選，以這些人的來歷和背景推測各方大佬在軍中的勢力。而實際上，太子黨真正的底蘊卻不僅僅在這些台面上的人物中，而是涵蓋了遍及四總部中層和各大軍區以及集團軍內的中高層將官，尤其在少將中將級別。這些人控制了大量實權和執行部門，是真正的軍中主力。薄熙來在重慶的國防演習能請動幾大軍區高層捧場，正是來自於這種勢力的支撐。而習近平早年曾任軍職，做過中央軍委秘書長耿飈的秘書，長期在軍內也有自己的同盟和夥伴。所以，他們任何一個人在高層得勢，其狀況將與江胡二人之初登大位時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完全不同。這就是太子黨的資本和底蘊。

　　習近平之所以能夠得到各大勢力接受，成為政壇黑馬，扶搖直上，說到底，是因為其一直以來所表現出的謹慎溫和低調的個性，使他的形像在大多數人眼中成為理想的守成之主。加上習仲勳八十年代就政壇失勢，正常情況下，也必然令其失去與各大勢力抗衡的根基，沒有能力對其他集團的利益造成實質性威脅。這種狀況，極為符合各大勢力對於穩定這個大局的共識。一個毫無根基的溫和派領袖，上位之後身處前朝兩大集團夾縫中，無為而治，成為一個對各方都無害的泥塑木偶，可以最大限度保證接下來十年政權仍在過去的平衡中繼續維持。

　　但是現在看來，當初的這個想法過於一廂情願了。習近平八二年從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這樣一個大內中樞的職位轉調到河北正定做一個籍籍無名的副縣長，僅此一點足可看出其父對其人生道路的期望非同凡響。紮根基層，深入社會，了解民情，不僅是一些本色未改的老前輩對年輕人的要求，更是為將來的從政之路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習近平在正定縣為官時，也曾表現出年輕官員的銳氣和闖勁，對推進當地經濟改革頗有作為。但隨著八七年開始，其父在中央權力中心遭受打壓，習近平的為官為人便日漸低調，之後二十年不顯山露水，這段時期的經歷與其說是平庸，不如說是韜光養晦。

　　二零零七年習近平被各派接受作為新一代接班人橫空出世之後，在眾人疑惑的目光中，在依舊低調的表象下，許多事情不知不覺發生著變化。作為一個幾乎沒有在中央政府從政經歷的官員，在各派勢力強大的夾縫中，竟逐漸站穩腳跟，並一步步取得話語權。尤其是在今年發生的薄熙來事件上，當機立斷，順勢而為，不僅消除了自己政壇上最大的威脅和隱患，還借此良機，利用自己身為太子黨的底蘊，交好並整合軍中紅二代勢力，成就自己的一方天地。

　　可見，習近平的起點將完全不同於前任的胡錦濤，太子黨的圈子賦予了他與生俱來的天然優勢，溫和低調的性格也在幾十年的官場之路上為他贏得了許多盟友。失去了薄熙來的牽制與抗衡之後，習近平將毫無懸念地成為同輩太子黨的領軍人物。雖然他在政治局依然勢單力孤，但是軍中紅二代盟友將成為他登頂執政最大的依仗。而來自父輩淵源的前朝胡趙等民主政改派的部下和故舊，以及認同民主改良理念的體制內和知識界人士，也將是他在未來政壇大展身手時真正有利於自己的力量儲備。因此，十八大之後，雖然沿襲於前朝勢力的常委會的成員組成不會帶給人們任何新的驚喜，但由於習近平的存在，過去所慣見的兩虎相爭，很快會演變成更富機變和戲劇性的三足鼎立。衹要習近平繼續保持不偏不倚的超然姿態，同時謹慎約束自己和家人不要深陷利益集團的漩渦，那麼他將會完全不同於前朝那幫因循舊吏，從而成為一個對於中國未來具有極大潛在影響力的變數。

　　指望習近平成為戈爾巴喬夫很不現實。

　　他不是一個內心真正抵制民主化改革的人

　　綜合習近平特殊的經歷和良好家風，以及他一貫的溫和表現和近幾年不時流露出來的強烈的憂患意識，基本可以判定他不會是一個在內心真正抵制民主化改革的人。在幾十年的政壇風雨中，他也顯示出了足夠成熟穩健又不失果決的政治智慧。以他長期形成的謹慎耐心和慣於後發制人的個性，加上在政治局中並不佔優勢地位的局面，外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他自然不會冒著過大的政治風險，以一己之力挑戰體制，主動開啟民主化變革之門。但是，以他善於審時度勢的政治眼光，在關鍵時刻，他卻極有可能是放上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的人。所以，指望習近平十八大繼位之後即迎難而上，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這種期望顯然很不現實。十八大之後當然會有習李新政，正如十六大之後有過的胡溫新政一樣，都只會是在不傷筋動骨的前提下，做些安民的姿態和無關緊要的退讓，甚至還有畫餅充飢的口號，以維持民間的信心和耐性，使政權得以繼續殘喘。真正的變局，衹有當接下來幾年中國經濟出現實質性大面積衰退，民間的怨念直指體制並形成規模，對政權造成強大壓力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中國經濟連續二十年的泡沫化高速增長，使很多社會問題得以長期掩蓋，並且積纍得越來越多，這些問題積重難返，早就不是體制內換湯不換藥的小打小鬧可以解決。目前，現有體制框架下經濟發展的潛力已經基本發掘殆盡，新一屆政府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局面。這一點，不僅是民間的有識之士，包括不少清醒的體制內官員都已非常明瞭。近幾年來，對未來變革的希望和恐慌同時存在於很多中國人的心中，而變革的時機，就是在中國這輛幾十年高速行駛的獨輪車終於失去動力，開始傾覆的關頭。那一天，將會是考驗中國民眾的勇氣和理性的時刻，也會是中國政壇和知識界具有民主意識的開明之士有所作為的開始，更將是習近平個人的一次藉勢而為，引領中國邁入新的歷史階段的良機。（《内幕》第5期）

　　

明镜专稿：中美关系的错误：冲动与误判

冯胜平专稿


笔者不久前去华盛顿开会，见到老朋友包道格（Douglas H. Paal）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CECC）主任普拉狄克（Paul B.Protic）。当时正值国内反日游行示威蔓延、钓鱼岛冲突激化之际，话题自然是中日中美关系。对钓鱼岛前途，包道格表示充分自信，他说：“中国绝对得不到钓鱼岛，正如日本得不到独岛，菲律宾得不到黄岩岛一样。”前布什总统首席中国顾问，包道格与林倍瑞、黎安友同为费正清的学生。我不同意他的判断，因为他显然低估了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决心。


中国委员会的偏好

中国委员会是一个由9个参议员9个众议员组成的两党联合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10月，专门研究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治发展，每年向国会和总统就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提交年度报告。也许是由于职业偏好，会谈开始前，普拉狄克指着会议室墙上的照片，问我们是否与他们熟悉。那是一些中国著名异议人士的照片，其中有刘晓波，魏京生和徐文立。我告诉他，这些人我都认识。他们也许是中国的良心，但决不代表中国未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无论中国发生什么变化---改革，革命，甚至崩溃---都不会有他们执政的可能。当徐文立宣布民主党当前的任务是参政、议政、准备执政的时候，他的对象不是他的党员干部，而是支持他的美国政府。如果足够诚实，他应该告诉他的支持人，我没有可能回国执政，但我会尽其所能，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魏京生知道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并不知道民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有太多的霸气，太少的宽容。相比之下，刘晓波身上似乎有更多的民主素质。问题在于，在一个大多数国民都沉溺于强国梦的国家里，人民有可能选一个主张中国民主必须先当三百年殖民地的人做领袖吗？事实是，民主在中国是一个太遥远的未来。不仅人民没有准备，领袖人物更没有准备。去国三十年，笔者见过几乎所有中国政治反对派领袖，他们中有书生，有枭雄，也 有骗子，但无一人是合格的民主政治家。

普拉狄克和他的同事们显然不喜欢我的评论。他们无保留地支持中国异议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坚信他们代表中国的未来，而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对他们的善意我不怀疑，但对他们的一厢情愿感到惊讶。可以理解，美国希望中国变成一个自由并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民主中国(以下简称民国)，不喜欢一个共产党控制的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中国(以下简称军国)。但个人好恶不是衡量历史走向的标准，价值判断不应该成为事实判断的基础。

美国不喜欢一个在军事上崛起的中国，它本能地会支持与中国有边境冲突的东南亚国家。美国也不喜欢一个不按美国方式生活的中国，它天然地站在中国自由派人士一边。前者是因为地缘政治，后者则是由于意识形态。当菲律宾、印度、日本和中国发生边境冲突时，美国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当刘晓波在9-11后宣布“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继而又与张祖桦等人发起“08宪章”宣扬普世价值时，他们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民的好感。


尘封的历史——戴维斯和谢伟思的悲剧

深感中国委员会专家们的天真和偏执，我讲了一个老中国通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场 “谁丢掉了中国？”（Who Lost China) 的辩论，将“失去中国”归罪于一批老“中国通”——二战时期在中国工作和国务院内负责对华事务的外交官们。一个不甚严肃却颇为准确的结论是，四个约翰应为美国失去中国负责。他们分别是范宣德（John  Vincent），谢伟思(John Service)，戴维斯(John Davies)，和蒋介石(Jiang Jieshi)。


谢伟思(John Service，右)在延安。

其中两人——戴维斯和谢伟思——是真正的中国通。戴维斯于1908年4月6日出生在中国四川省。其父母是美国传教人员。谢伟思1909年 8月 3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1944—1945年，他们随美国军事观察小组抵达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进行过50多次谈话。在1944年11月7 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戴维斯写道：“中共正在以复杂的心情注视着我们。如果我们继续拒绝接受他们和支持毫无建树的蒋，他们就会将我们视为敌人。但他们宁愿做我们 的朋友，不仅为了我们所能提供的援助，同时也因为他们意识到我们致力于造就一个强大、独立和民主的中国符合他们的民族主义目标。…中共将在中国存在下去。 中国的未来不属于蒋，而属于他们。”“如果我们继续抛弃他们（中国共产党人）而支持扶不起来的蒋介石，他们就会把我们视为敌人。”与此同时，谢伟思在呈给国务院的报告里也写道：“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 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的截然不同。无论官员还是平民，都坦诚相待，非常友善，没有任何的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延安没有警察， 士兵也很少见到，没有乞丐，没有极端的贫困，这里祥和宁静。然而在重庆，警卫森严，人们如临大敌，场面异常紧张，奴颜婢膝的丑态到处可见。”  鲜明的反差让 谢伟思大发感慨：“我们全力支持的政权（蒋介石政权）的表现和我们发誓要消灭的敌人（日军）是如此雷同；而我们从不予支持的中共却又与我们美国人自己这般 相象。真是不可思议！”

生长在中国，谢伟思和戴维斯的母语是四川话。熟悉重庆又了解延安，见过毛泽东也认识蒋介石，他们深知共产党已在中国扎根，确信美国在战后中国属于谁的问题上已经没有选择：中国未来注定属于共产党。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他们预言战后国民党必定垮台，共产党一定成功。針对蒋写的《中國之命运》，戴讽刺地說：“這命运可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的。”

但是，美国并非毫无选择。谢伟思和戴维斯相信，如果对中共表达足够的善意和支持，美国仍然可以在一个亲苏的共产党和一个亲美的共产党之间作出选择。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和谢伟思进行了6个小时的正式谈话。毛泽东说：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我们不能冒险与你们迎头相撞――不能冒险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在8月29日和9月3日的报告中，谢伟思指出中共及其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建议美国政府把军事援助扩大给予中共军队，并充分说明这样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好处。他们分析说，毛泽东不喜欢斯大林，而自苏德战争爆发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对中共也没有实质的控制。拒包瑞德回忆，在与美军观察团谈话时，毛甚至表达了想访问美国的愿望。

放弃意识形态偏见，改善与中共的关系，是谢伟思/戴维斯报告的主旨。1945年2月28日，谢伟思在向美国国务院发回的电报中写道：“依靠这样一种我们认为是现实地承认中国现状的政策，我们可望在战争中获得中国所有力 量的合作；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否则是不可能避免的，假如俄国参与对日战争的话），说服国民党，它目前明显为一场内战而 进行的计划是不可取的；实现某种统一，这种统一即使不能立即完成，也能够为未来朝着充分民主和平发展提供基础。”

谢伟思/戴维斯的延安报告准确地预见了中国未来。这些报告及时到达了华盛顿，却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室里束之高阁，尘封长达24年之久。美国政府不仅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反而对他们展开了“忠诚调查。”1945年6月6日，谢伟思与贾菲等六人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逮捕。联邦调查局搜查了谢伟思在国务院的办公室，没收了他的全部文件。8月10日，他被大陪审团宣布无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谢伟思戴维斯再次遭受政治迫害，他们被赶出国务院，成为美国“丢失中国”的替罪羊。


美国再次面临十字路口

同七十年前一样，美国今天再次面临十字路口：到底是支持一个以自由主义为宗旨的民国呢，还是支持一个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军国？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中国正不可避免地从党国转变为军国。美国不喜欢军国，因为它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但中国似乎却别无选择。它付不起美式民主的高昂代价。军国不民主，但它能提供社会转型必须的秩序。民国的支持者主张宪政，军国的支持者强调富强。为争夺党国遗产，他们形成两大对立阵营——宪政派和富强派：前者的思想基础是对自由的崇拜，后者是对力量的崇拜。

近期发生的南方周末事件凸现了宪政派和富强派的对立：冲突的一方主张自由梦、民主梦、宪政梦；另一方强调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没有人挑战习近平，但双方无疑都想影响他，引导他，并垄断对中华民族百年复兴梦的解释权。宪政派相信他们代表民意，站在历史正确一方，掌握中国的未来。富强派认为中华民族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它的梦想，冒然推行宪政派的主张只会中断梦的进程，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宪政派的大旗上写着“普世价值，” 富强派的大旗上则直书“中国特色。”

世界上无疑有普世价值，否则地球村不会存在。但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的特色，否则也就没有中国。尽管普世派和特色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平心而论，普世代表中国的未来，而特色更接近于中国的现实。没有普世，中国就没有梦；没有特色，中国则没有根。

同七十年前一样，美国在中国走向民国和走向军国之间没有选择。除非中共崩溃，党国之后，兴起的必然是军国。它的初级形式是警察国家，最后阶段则可能是军人独裁。近年来中国的军费和维稳经费以几何级数增长，体现了中国社会从党国到军国的演变。与党国不同，军国注重实力，不讲主义；它摸着石头过河，以金钱和暴力控制社会。作为中国社会最有组织的力量，军队注定了要成为党国遗产的继承人。军国不符合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也不同于东欧—苏联共产党国家解体的先验模式。但它是中国从党国走向民国的必经阶段。

同七十年前一样，美国并非毫无选择；它仍然可以在一个亲美的军国和一个反美的军国之间作出选择。明智的政策是放弃意识形态偏见，接受中国未来不是民主国家的现实，对转型中的中共表达足够的善意和支持，促其变为一个亲美的、逐渐接受普世价值的军国，而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式的、反美的军国。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强大并不一定是对世界的威胁。相反，中国的动乱则肯定是世界的灾难。毕竟，中国今天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不再输出革命。象其它国家一样，它有富强的权利。


钓鱼岛冲突——中国梦的冲动

中日钓鱼岛冲突的实质是中美之间的一场较量。它的直接原因不是国内危机，而是梦的冲动。不久前中国完成东风41导弹部署，拥有了可以覆盖美国全部领土的核能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不想再韬光养晦，它渴望强大，实现中华民族百年复兴梦。

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但中美、中日必有一战的说法却是不负责任的危言耸听。

中国不想与美国为敌。它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咄咄逼人，既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迫日本让步，以拯国内民心士气，更是习近平实现强国梦的初步尝试。毛泽东带领中国站起来；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富起来；习近平无疑希望能在自己的任期内带领中国强起来；这是他的历史使命。不应忘记，以习为代表的红卫兵一代是在“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语境中长大的。强国是他们童年的梦，“解放全人类”是他们曾经的理想。尽管岁月流逝理想的火焰已经熄灭，梦却没有破灭。圆梦，尤其是圆童年之梦，是一切成功人士最难以抑制的本能冲动。

冲动是魔鬼。毫无疑问，无论中国、日本、还是美国都不想钓鱼岛冲突演变为一场中日美之间的战争。但是，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冲动和误判引起的战争不胜枚举，其数量很可能超过蓄意策划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愚蠢的确比邪恶更可怕。

为了圆梦，以太子党为核心的中国军方选择了历史上有争议的钓鱼岛作为突破点。自去年9月以来，军方先是利用民间施压，发动全国反日大游行，继而由一批鹰派将军在媒体上发表战争言论，宣称中日必有一战，中国必胜。他们以核武相威胁，频频对日本发出战争警告，俨然一副不收回钓鱼岛决不罢休的姿态。私下——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却让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李先念之女）赴日交涉，告知日方中国的底线无非是双方共同巡航，希望日方接受。这种三国演义式的权谋在痞子哲学盛行的中国虽然有效，在现代国家关系中则为人所不耻。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中国价值和西方价值的错位和冲突。


一厢情愿的计划

中国军方的钓鱼岛战略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上：1日本会在压力下让步；2即使日本不让步，擦枪走火，美国也不会干预。所以，中国有双保险。
日本会在压力下让步吗？不会。专制制度下的臣民是被吓大的。天朝政府发威，臣民会让步。因为他们知道“领导不高兴，后果（会）很严重。” 所以“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会）躲起来。”但民主制度下的公民不是吓大的。他们习惯了自由，不喜欢被威胁。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大陆军方以飞弹威胁。朱熔基声色俱厉地宣称：“选举陈水扁就是选举战争。”结果是替陈水扁助选，促其高票当选。这种心理战对台湾尚且不灵，对日本势必更难奏效。对华强硬使安倍在日本国内的人气骤升。非常可能，象13年前的陈水扁，他正在内心深处感激中国军方对他的支持。

中日开战，美国会卷入吗？肯定会。CCTV军事评论家张召忠说，中日开战，中国可以在30分钟内制服日本，而美国不会介入。就是介入也至少需要六个月。这是典型的以己度人。且不论中国海空军有无能力30分钟搞定日军。就算有此能力，期待美国不履行日美安保条约也是毫无根据的臆测。的确，为东海一无人小岛与中国开战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但是，不履行国家承诺更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两房实际上已经破产。当时中日等国持有大量的两房債卷，如两房宣布破产，经济上对美国绝对有利；它可以乘机摆脱数以万亿计的债务。美国没有这样做。原因很简单，两房债卷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美国承受不起失信的政治后果。相比之下，中国人对信用就不那么重视。缺乏契约精神/不守信用是中国文化的通病。自己不守约，也期待别人不守约，是中国人际关系的常态。反映到国际关系的处理上，这种心态常常造成一种幻觉：认为美国和我们一样，也不会履行那些明显对自己没有利益的承诺。

明年——2014——又是一个甲午年。希望中美日掌国者警之，戒之，不要冲动误判，重蹈历史覆辙。

大清北洋舰队的幽灵在东海徘徊。

1/28/2013

習近平最不能忽視盯著自己的那幾雙眼睛

《明鏡月刊》子朗專稿

（一）都有誰在注視習近平

　　一個名叫習近平的中國人，現在正被全世界至少十幾億雙眼晴注視著。

　　2012年11月15日，他在中共一次最高層會議上，當選新一屆的黨魁和中國軍隊的最高統帥。幾個月後，他將接手中國國家主席之職。那時，他就成為以國土面積和國民人口來說全球最大的一個統治者。

　　在注視他的眼睛中，小部份外國人的藍眼睛綠眼睛，大概永遠只能用他們習慣的視角視線觀察這個中國人。這恰好就是有色眼睛再戴上了有色眼鏡。他們議論紛紛，嘁嘁喳喳，難免不得要領，摸不透看不準這個中國人。他們用西方人對政治的認識猜測著論證著這個新的中國領袖會不會突發異想，把中國引向一個跟世界大部分國家類似的自由民主的新天地。或者說，他會不會一改中共的本性和積習，用一種全新的理念和方法治理他的祖國，使十幾億中國底層百姓從此脫離苦難重重的卑微處境。

　　在注視他的眼睛裡，大部分是中國人的黑眼睛，或深棕眼睛。他們看統治中國的中共已經看了六十多年，但其中極少人能用自己的心靈和頭腦去看。因為從進幼兒園和小學起，他們的雙眼就長了一層“紅內障”，那就是中共當局處心積慮鋪天蓋地的宣傳。他們獲悉的歷史、知道的政治、了解的社會，就是中共宣傳部一直努力灌輸給他們的內容。但是，人性的一個基本官能就是感覺飢餓，感覺寒冷，感覺被控制，感覺無自由，不管這個黨和政府在最初的三、四十年裡一直告訴他們那種感覺就是幸福的真諦，他們還是丟不開自己的感覺，因為那是一種動物性的本能。因此，儘管他們在意識形態方面完全被灌進了那一套東西，在文化方面完全浸淫在那套東西裡，但在心底，仍然嚮往吃飽穿暖享有一定程度自由的人生。因此，六七十年來，他們總是失望。


胡錦濤和習近平

毛澤東死後，人們心頭湧現希望。華國鋒許諾：“三年大見成效。”中國人等了三年多，沒等到成效，卻等來了華的倒台。胡耀邦上台後，溫飽問題沒怎麼解決，氣氛卻寬鬆了，這也是幸事。但不久，創導寬鬆的胡耀邦也倒台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提出，他們的心就發冷了，因為鄧小平無意給予人民有別於毛澤東的一切。什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什麼“清除精神污染”，都使人們明白，這跟“肅反”和“反右”的宗旨一樣。人們等呀等的，鄧後的江朝，資本家們可以入黨了，事實就是，黨員都成資本家了，而青少年時期光榮地進入“工人階級隊伍”、“幹革命”幹到了中老年時卻被一腳踢出、一筆小錢“買斷工齡”的大叔大嬸們，從此淪落街頭做了小販，或者給人家做保姆鐘點工去了。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一批一批的“領導”走馬燈似地上上下下，人們等到了什麼？但是他們還在等。除了等，還能怎樣？於是那十幾億雙黑眼睛深棕眼睛又在仰望十八大了，開始注視習近平了。他們的眼神裡，就像他們的父母一樣，充滿了希望和期盼，希望中共裡會產生一個聖君賢主，希望這個五十九歲的胖乎乎的男人頭腦裡會有一點點慈悲意念，希望他會革除中共強力推行了大半個世紀的專制皇朝特質，希望他會讓人民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希望他切莫又是一個不穿制服的警察頭子。在所有注視習近平的眼睛裡，這些佔據極大多數的眼睛最熱切，最真誠。

　　此外，最关键的是，另有兩雙或者幾雙雖然有點昏花卻銳利陰冷的黑眼睛，在重重黑幕之內，在某些裝潢豪華的暗室裡，用了好幾年的時間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這個習近平。這幾雙眼睛的主人，就是把習近平提上來、推到皇位龍椅上的前任、前前任。他們才是決定習近平和十幾億中國人命運的人。

　　習近平可以不在乎藍眼睛綠眼睛，可以不關心幾億雙流淚淌血的黑眼睛，卻無法擺脫和忽視那兩三雙老眼。因為他們可以把他放上龍椅，也有力量和辦法把龍椅從他屁股下抽掉。中共執政史上這種事情屢見不鮮，以後也難以斷言不會再有。

　　（二）他們憑什麼選擇了習近平？

　　想要認識習近平，一個最首要的問題是：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以及前前任江澤民，也許還有幾個仍有權威的“元老”和前輩，他們憑什麼選擇了習近平？

　　習近平有什麼特點，使那幾個老人放心地把龍椅安置在他的屁股下面？

　　想要探究這個問題，先得弄弄明白，老人們要挑一個什麼樣的人，去接替他們控制和管治這個國家。

　　按照中共規矩，習近平可以擔任中共和中國的“最高領袖”十年。在這十年裡，老江和老胡無法保證自己不死。自己死後，習近平會不會繼續扮演孝子賢孫的角色，對自己的神祗牌位頂禮膜拜？老江對老鄧、老胡對老江和老鄧，是做到了這點的。這是他們做出來的一個榜樣，變為一條成規，也是中共的“家法”。這一條，正是他們物色“接班人”的首要標尺。

　　大家知道，鄧小平當政時，專制政治上恪守毛澤東的一套，經濟政策上大幅度地改變。所以，總的來說，鄧是第一個有創意、有突破的中共繼位者，但也是唯一的有創意有突破的中共新領袖。這是因為 在中共執政史上，只有毛、鄧兩人曾是真正的天下之主。後續的接班人，沒有一個對暴力奪取天下有過尺寸之功，只能算是老主子的看家臣僕。(《明鏡月刊》 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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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不出洋，寧可留在國内守住那筆橫財

極卑與極高的詭變——毛澤東早期言行透視（7）

《新史記》康正果

五

縱觀毛澤東早期的行事，可看出他表現得既出色又稱職的一個方面，就是他文牘工作做得很不錯，既有耐心，也顯示了才幹。

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15年，毛澤東入讀一師第三年，被選為該校“學友會文牘，負責起草報告，造具表冊和會議速記。這一職務毛澤東連任四屆……做了大量會務工作，是他走上有組織的社會活動的開始。”（注35）

1917 年，毛用白話文為學友會所辦夜校寫招生廣告，並堅持寫了十幾天夜校日誌。後來他主編和主筆《湘江評論》，還為擬議中的問題研究會起草章程，編輯出版了三集 《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撰寫了兩篇《新民學會會務報告》。對在校讀書以至畢業後尚無專職工作的毛澤東來説，此類文牘工作雖屬義工打雜，既非創作，亦無關 學問，但任勞任怨中，他畢竟有機會發揮文才，發表主張，多少算是掌管了一項事務，佔據了可守的攤位。


毛澤東為工人夜校所寫的《招學廣告》。


蔡 和森和蕭瑜帶領一部分新民學會會員赴法留學後，留在長沙的會員就由毛一手領導，按他的主意組織活動。毛一直說他暫緩留學是要留下來做國内的事情，先研究中 國的問題；這些事情和問題，基本上就是從驅張到湖南自治運動所涉及的一連串事務。毛想必是自以爲重任在肩，一時還放心不下他守的攤子，因而才決定暫緩出洋 的吧。毛是很講究實際的，與在國外毫無把握的前途相比，他顯然更看重眼下所守的那個攤位。

陳小雅近年來出版了三本評 毛的論著，從她偵探毛犯“命案”所揭示的疑團來看，（注36）毛那時正在為赴法勤工儉學的事務積極活動經費，且已募得一筆巨款，但該款項並未全部用在湖南 留學生身上。這樣説來，也許正是那初到手的“第一桶金”事關重大，責任緊要，拖住了他出洋的後腿，因而他寧可留在國内守住那筆橫財。

1918 年6月，蔡和森赴法留學前在北京致信毛澤東討論籌集留學款項之事，特別回應了毛信中提及的錢財問題。蔡在信中長篇大論，海侃生財之道，出了好幾個讓毛澤東 眼睛一亮的點子。他說：“究竟我們現所最急者，是一財字，而才次之，而學則無處不有，無時不可以自致。然非學無以廣才，非才無以生財；此所以學會之會員， 為須加以充足的物色與羅致，不當任其自然發展也。”他甚至建議派一些會員去新疆做生意賺錢解決留學的費用，並提到求財的三種方法，其中他認爲最有效的一種 就是有目的的造訪，即出面向有可能出錢資助的款爺直接募捐。（注37）與當時還略顯拘謹的毛澤東相比，蔡和森的思路更野，立論更出格，發言也更富於衝擊 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可謂起到了促使毛走上他那條不歸路的催化作用。毛不久果然從蔡的建議中受到啓發，據陳小雅偵探發現，他拿著楊老師的介紹信在上海造訪同 鄉章士釗，從章手中討得譚延闓資助的兩萬大洋。

陳小雅已出版的評毛論著是我近年來所讀同類書籍中最新人耳目，且富有 洞察的作品。陳出生在長沙，似乎比他人多了些得自地靈的歷史穎悟，再加上從身為中共老幹部的父親那裏本來就聽説過不少内部傳聞的黨史真相，後來又讀了歷史 專業，打下紥實考證的功底，隨著近年來批毛大潮的泛起，她開始以探案的筆法窮究毛的生平言行，破解了毛澤東公案中不少陰暗險惡的疑點。翻閱陳著，頗令人感 到如讀推理小説或啓封了秘密檔案，她那犀利的筆鋒常會直刺“偉大領袖”心思深處的暗角，剝出他見不得人的東西，讓我們悚然看到其中的偏狹和詭異。但陳書絕 非那種暴露黑幕，傳播高層醜聞的港式書攤暢銷貨，作爲50後的學者，其經歷和眼界更決定了她的起點異於和高於李銳、辛子陵等老一代旨在保黨的批毛幹將。因 此，她對毛澤東行爲、心理的負面揭示並不限於建國以後，而是把偵探的綫索一直追查到毛的早年，及其私生活領域。鄧小平在他關於毛澤東評價問題的談話中曾強 調指出：“對於錯誤，包括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 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注38）鄧如此劃定這塊“個人品質”的禁區，自有他 投鼠忌器的黨性顧慮，他顯然擔心徹底揭開了毛這個扣在中共“黨醬缸”上的大蓋子，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整個既得利益集團都將無地自容，勢必暴露出千千萬起“個 人品質”的嚴重問題。陳小雅評毛論著最富有啓發的，而且做得有板有眼的看點，正是她對鄧所劃定的禁區之突破：她觸摸到毛澤東人格隱蔽處的軟肋，從其品質低 下的層面揭出了很多弄虛作假的東西。例如，收受賄賂，私吞捐款，人命嫌疑，便是她追蹤和求證的毛公案之一。（《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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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纪检正核实能源局长刘铁男诈骗指控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中国资深传媒人罗昌平透露，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立案调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指骗取巨额贷款等事，不过，官媒澄清，纪检部门正在核实相关指控。

中国《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12月6日在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指他涉嫌伪造学历、以及官商勾结，连手骗取约二亿美元的贷款。能源局翌日反指罗昌平污蔑造谣。罗昌平昨(30日)在微博中说，中纪委不是跟进事件，而是立案调查刘铁男。但他不愿对媒体再作补充，指已尽了举报人的义务，配合完成相应程序。

在罗昌平「公布」刘铁男被调查之日，中央电视台报道有关发改委的消息时，仍有刘铁男的画面。日前更在温家宝总理出席发改委会议时，陪伴在侧。

及至晚上接近十时，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引述有关方面消息指，「针对微博反映的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有关情况，纪检部门仍在核实。」

被举报的刘铁男，59岁，历任发改委副主任、经济预测司司长、产业发展司司长、工业司司长、驻日本大使馆经济参赞等职。罗昌平指刘铁男勾结商人倪日涛，让其妻子和儿子持有倪的公司股分，然后透过境外收购骗贷国内银行，骗款或酬劳则存入其子刘德成的银行账号。另外，罗昌平又指刘涉嫌恐吓分手的情人。

另一名被网民实名举报的政治局委员李建国，没有公开露面一个多月后，30日凌晨获官方新华社报道，指身为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李建国召开会议，要求进一步细化总书记习近平反铺张的改进会风的具体措施。不过，报道并无配上相片，亦未说明开会日期，似乎意在澄清有关李建国受查和入院的传闻。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