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密報》(第7期): 習明澤遭威脅哈佛退學回國

內容提要：

長青籐紅瓜果軍團驚魂  哈佛園發生公安部頭號大案

習明澤美國被威脅

中國第一公主緊急回國內情

令計劃與溫家寶讓團派失勢

面臨情勢與阿拉伯國家並無兩樣

中共為什麼不崩潰？

15年內共產黨下台的五套劇本

大鬧美國的中共黑客部隊

總後趙克石從天而降敗劉源

《中國密報》(印刷版)長期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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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座靠山一起倒塌 令計劃成李春城案最大問題

　　

原黑龍江政協主席韓桂芝受審。

李春城交代出令計劃很多問題，涉及還沒有退下去的胡錦濤。腐敗向來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很容易生出不必要的麻煩。保不保令計劃，不保，怎麼個處理法？保又是怎麼個保法。上面很犯躊躇

　　令計劃成李春城案最大問題

　　《外參》特約記者 黃山青

　　李春城的魔咒

　　事實證明，“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這個身份，對李春城來說，是個魔咒。

　　對於中共大多數官員而言，想往上爬，就必須儘快擠進中央候補這個階梯。像李春誠這類身世不顯赫，上面又沒有一言九鼎的人物可做最結實靠山的官員，這是通向更高權力層的一個必由之路。

　　李春城第一次當選中央候補委員是在中共十六大上。在2002年11月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通過的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中，李春城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委員，並在按得票順序排名的158名候補委員中位列第47。

　　但不久，黑龍江原政協主席韓桂芝腐敗案發，作為被韓桂芝一手提拔起來的李春城，受到牽連。據中紀委六室一位已經退休的老同志透露，當時，李春城向韓桂芝多次行賄的證據，其實已經被中紀委掌握，但無奈李春城在四川的時候已取得周永康的充分信任，周永康擔任四川省委書記時，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將李春城從成都市副市長連續提拔瀘州市委書記，成都市委副書記、副市長、代市長、市長。並且在周調任中央後，於2003年又提拔李為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得以成為十六大中央候補，周也出力不少。

　　李春城牽涉到韓桂芝案，最著急的還是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公安部部長周永康，因為李是周在四川利益的重要看護者。在周永康的力保之下，李春城得以脫身。但由於在中央紀委一直頂著沒有做結論，十七大上李被取消中央候補委員的資格。

　　取得令計劃信任

　　為了儘快掃除仕途上的陰雲，李春城不僅繼續維護好與周永康的關係，還想盡一切辦法打通總書記胡錦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關係。這也是外界有傳李春城得到溫家寶支持的原因。但據知情人透露，溫家寶實際上十分反感李春城這種為了向上爬什麼都幹的行徑，斷然讓家人和身邊工作人員拒絕與李春城有非工作關係的往來。

　　最終在周永康的協調下，李春城取得了令計劃的信任。李為此向令家人進行了大量利益輸送，前述中紀委六室的人員透露了其中一個典型的案例。他說，負責西南紀檢的中紀委五室，在2012年8月“雙規”了時任成都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戴曉明。戴曉明是李春城最信任的馬仔，李春城很多涉及利益轉換的重大項目，都由戴出面進行協調、安排和落實。

　　戴供出了李春城的另一個馬仔史振華。史年近50歲，是李春城的鐵杆親信，兩人既是東北老鄉，又是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校友。2001年李春城由瀘州市委書記調回成都擔任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後，史振華招集了一批東北的同鄉或同學，由哈爾濱過來，開設房地產公司，主抓新都區一些重要開發專案。這批來自東北黑龍江、跟隨李春城的生意人，很快在成都被稱為“哈爾濱幫”。這夥人因有李春城撐腰，作風霸道，就連中國最大地產開發商國企萬科集團位於成都新都區境內的五龍山專案，也牽涉到這幫人。

　　據史交代，他曾受命李春城，將2億元資金通過新都開發區的一個項目，以參股的方式送給了令計劃的妻子谷麗萍，然後又幫谷將錢徹底洗乾淨後，進了谷的腰包。

 

中央紀委常委、監察部副部長王偉。

　　李春城的妻子曲松枝已被免職。

　　何勇送李春城回中央候補

　　而令計劃的回報之一，就是幫李洗清案底，讓李重新進入十八大權力主流陣營。

　　令通過同為書記處書記的中紀委二把手何勇來實現這一點。正是何勇的最後出力，才使李春城在十八大最後關頭重回了中央候補委員行列。因為，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首先要具備黨代表大會代表的資格。在黨代表資格問題上，中央紀委有一票否決權，如果中央紀委嚴格把關，問題成堆的李春城，根本進入不了十八大黨代表陣營。

　　在李春城代表資格上，中紀委雖然有不同聲音，但在何勇力主，時任中央紀委常委、監察部副部長王偉的具體操作下，沒有人敢真正置喙。李得以順利當選為黨代表，並最終重回候補委員行列。

　　知情人透露，王偉也是令計劃、何勇這一條線上的得力幹將。王偉當年由團派大將袁純清引入中紀委。1997年袁純清由團中央調任中央紀委，擔任常委、秘書長，隨即將時任北京市西城區副區長的王偉調入中紀委，擔任中央紀委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原因很簡單，王偉對北京地面上很熟，用來專門安排打理中紀委領導的生活很合適。

　　王偉很快取得了何勇的信任，並通過袁純清和何勇的推薦，取得令計劃的充分信任，唯令的馬首是瞻，成為令計劃打擊政敵，提拔自己人的主要幫手。

　　這裡要補充的一點是，袁純清和令計劃都長期在團中央工作，除了都是他們的老師胡錦濤著力培養和依靠的人物外，兩個的私交也很密切。

　　三座靠山一起倒塌

　　關於李春城倒台的原因，外界多有傳言，有說因為他老婆在她擔任黨組書記的成都紅十字會裡大搞腐敗案發；也有人說李春城是“李拆城”，大搞房地產開發，收受賄賂腐敗事發；也有人說是成都當地幹部多年來不停上告，最終民怨極大，才導致上面徹查；還有人說，是他的政治對手為搞臭他，使美人計，將李春城搞3P的行徑錄了像，然後寄給最高層才導致被拿下……

　　中紀委知情人稱，這些都對，也都不對。主要的原因是，他的靠山都不行了。周永康在最後這幾年，行動上自作主張，已經招致最高層的集體不滿，又牽涉薄熙來案，自身能安然落地已屬不錯。令計劃也因長期欺上瞞下導致政令不暢，利用手中權力搞山頭，兒子車禍事件，以及操縱選舉等行為，引發老同志集體震怒，被胡拋棄。何勇年事已高，早就該退。這三座大山倒的倒，斜的斜；而另半個靠山王偉，則顯然指望不上，王偉還要向上爬，早就想辦法撇得一乾二淨，投向了新的主子。李春城自然成了砧上魚肉，任人宰割了。

溫家寶無可奈何。

　　李春城倒在了中紀委的政績下

　　“宰”他的人，當然主要不是他的政敵，而是中紀委。中紀委不動手，再大的政敵也無計可施。

　　中紀委的幹部選拔，不僅靠關係，也要靠政績。就拿中紀委各司室主任副主任來說，正職副職加起來，三四十號人，都想往上爬。關係方面，都在領導那裡使勁，誰也不比誰差。最後，領導要提誰，誰還得有政績做支撐。

　　查辦省部級一類大案要案，政績分量很大，但這是個稀缺資源。中共省部級幹部很多，但每一個上面都有人，能查下去的，委實沒有多少。所以能真正查處一兩個省部級幹部的機會，比較少。

　　現在李春城三大靠山不靈了，李的卷宗也就理所應當地被打開了，他倒楣的日子也就來臨了。

何勇。

　　後果會將非常慘

　　李春城的後續命運將非常慘。一是沒有任何人再為他說話了。二是他說得太多。他老婆的成都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被免掉，人也進去了。女人最終抗不住，交代了很多原先組織上不掌握的線索，尤其是李春城與令計劃的關係。這一交代，讓上面很難辦。上面原以為，弄掉個李春城，頂多周永康受點牽連，但周已經退休，過往不究，只追究李春誠即可。

　　現在交代出很多令計劃的問題，事必涉及還沒有退下去的胡錦濤。雖然胡與令沒有經濟上的牽涉，令私下裡做的很多事，胡也不知道，但腐敗向來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很容易招致不必要的猜忌，生出不必要的麻煩。保不保令計劃，不保怎麼個處理法，保又是怎麼個保法。上面很犯躊躇。

　　李春城的自殺未遂，據說也與他老婆的交代有關。當辦案人員拿著他老婆的交代材料與李春城進行對質時，李徹底崩潰。一是他知道這些情況說出去，就徹底沒有人救他了；二是為人處事的基本底線也丟失了。於是他選擇自殺一條路。

　　至於李自殺是不是外傳的採用打破眼鏡片割腕的方法，知情人說，具體情況的確不知道，應當是不那麼簡單。

　　現在對“雙規”對象，看得非常嚴，這方面，中紀委有非常成熟的經驗和十分詳細的安排，撞牆、上吊、跳樓、割傷、打破眼鏡這種方法屬於常規方法，根本不可能出現。一句話，你連個針頭線腦、硬桌角都找不到。在那種壓力下，人有時候的想法很奇特，有拿筷子捅喉嚨自殺的，有吞吃一切可以吞吃的東西自殺的。

　　但在中紀委的嚴格看管下，可以採用的方法實在是少之又少。知情人說，在中紀委“雙規”期間能自殺，是件非常需要想像力的事情。

　　李已經成魚肉了，在死都死不了的局面下，不死比死還要慘。

　　

　　令計劃麻煩不斷。

　

　　李春城和靠山周永康。

　　 

袁純清。

太子黨才是反腐的核心問題

 《中國密報》編譯  文道喻

    每個新時代都有所謂的開朝元老。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平民出身，借助一群老功臣如張良、蕭何和韓信的力量在楚漢相爭中勝出；明朝朱元璋也有徐達、常遇春和劉伯溫等得力助手。毛澤東從農民發跡，最終能擊潰國民政府取得政權，自然少不了黨內其他重要同志幫助，這些人後來被尊稱為“中共八元老”，包含鄧小平、陳雲、楊尚昆、薄一波、彭真、鄧穎超、李先念和王震。但毛澤東萬萬沒有想到，他創造無產階級社會的理想，竟被八元老及其後代完全粉碎。

   中共走回國民黨貪腐老路

    八元老於80至90年代擁有政治上的實際決策權力，以鄧小平為首帶動的經濟改革更讓6億以上公民脫離貧困，但同時也造就世界最不平等的社會。彭博社（Bloomberg）指出，強國富民不見得一定會加大貧富差距，今天中國的狀況乃是八元老選擇下的結果，為維護共產黨之首要地位，他們讓家庭成員深入且廣泛地操縱中國經濟，長期下來積累巨大財富和權力。於是，什麼“毛澤東思想”或“社會主義”都被拋諸腦後，金錢成為唯一信仰。

    金融業大亨陳元。

    各國均有如強盜般的資本家和特權精英，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如果他們出現在以農民和工人立國的中國，便顯得格外諷刺了。共產黨崛起的原因有很大因素是走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而得到群眾支持，打敗當時腐敗又不得民心的國民黨。如今共產黨似乎已忘初衷，太子黨橫行霸道，富可敵國，社會不公與日加劇。歷史帶給人類最大的教訓就是，人類永遠不會從歷史學到教訓，中共無疑正走在過去國民黨的路上，甚至情況可能更糟。

    在2004年之後，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達到0.465後，國家統計局不再公佈該數據，被嘲笑為貧富差距過大不好意思公佈。（2013年1月18日，國家統計局再次公佈這個數字），該係數旨在衡量一國人民收入差距。以往估計範圍落在0.41至0.48，然而一份民間報告顯示，2012年中國的基尼係數高達0.61，遠遠超過社會學家警告的0.4，畢竟當指數高於0.4，國家就面臨潛在的動盪危機。同樣造成不安的是，中國不只收入不均，機會也是大大不平等，較富裕父母的後代能在社會上取得較多資源，而父母受雇於國有企業的小孩更是佔盡優勢。

   反腐未觸及核心問題太子黨

    2012年連環爆發的政治醜聞令中共亟須一塊遮羞布，當中最大打擊莫過於薄熙來事件。因此，習近平2012年11月上任以來，採取一連串的舉措試圖挽回公眾信心，重建政府形象。他禁止鋪張奢華的宴會，任何濫用權力和炫富的官員都將遭受處分，短短1個多月，已有至少10名地方官員被撤職，然而彭博社認為這些反腐動作雷聲大雨點小，沒有觸及真正核心，也就是太子黨。

    中共高層領導及其家庭成員的財富一直是敏感議題，西方媒體卻勇於屢屢挑戰此一禁忌領域。2012年6月，彭博社探究了習家的資產狀況；同年10月，《紐約時報》揭露溫家高達26億美元的財產，讓“溫爺爺”長年經營的親民形象毀於一旦；兩個月後，彭博社又發出一篇爆炸性長篇報導，指稱王軍（王震之子）、賀平（鄧小平女婿）和陳元（陳雲之子）控制的國有企業資產規模達16000億美元，令人瞠目結舌。

    如果習近平沒有意願或沒有能力抑制權力過度膨脹的太子黨，那彭博社建議，他仍可以從政策面來改善中國貧窮差距。舉例來說，1960年日本經濟起飛之際，基尼係數是0.45，後來通過努力，1982年降至0.34，其中便有新政府可以借鑒的地方。

    新華社報導中展現習近平親民的照片。

    中共多年來毫無進步可言

    首先，農村改革的腳步不能停。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認為，80年代以農村為重點的改革政策，在減少貧困和不平等的效用上，遠遠勝過都市化主軸的相關政策。因此，未來國家應將朝保障私人所有權和產權、金融自由化和放鬆管制等方向前進，以確保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並提高中國人民的社會福利。

    談到社會福利，中國有其優勢所在，她沒有太高的公共債務，外加擁有超過3兆美元的外匯儲備，使政府能處在一個很好的位置推動社會福利。太子黨幾乎人人都到海外留學，進入昂貴的名校如斯坦福或哈佛大學，但這是大多數中國人遙不可及的夢想，假使國家能花一些錢在教育補助或改善系統上，讓更多人接受更優良﹑更高等的學習，不正是提升競爭力的關鍵嗎？

    大多數中國人沒有像陳元一般的老爸，他是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子女又能到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花旗集團任職，但彭博社認為，通過簡單的金融法規修改，讓一般人也有能力進行投資，而不是把錢存在利息低得可憐的銀行，如此一來，凡人才有機會享受資本主義帶來的甜美果實，而不是全被掌握於太子黨手中。

    鄧小平縱使不是民主主義者，但也不是個貪官，他曾說：“做幾件使人民滿意的事情。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更大膽地改革開放，另一個是抓緊懲治腐敗”，又指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即使經過這麼多年，這些話聽起來還是如雷貫耳﹑擲地有聲，或許說明了中共一點進步也沒有。

   習近平須實現反腐主張

    就在習近平眾多反腐倡廉的新規定中，《時代》（TIME）雜誌注意到“題字”這一項，意即官員不得未經批准擅自在公眾前題字，看起來有點不尋常，曾幾何時無害的古老藝術“書法”也會帶來負面影響？事實上，高層官員的題字是當地幹部行使權力的工具，就像餐廳會貼上名人照片吸引顧客一樣。

    題字背後象徵的意義是，中國的腐敗已到達匪夷所思的境界。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機靈的網民越來越懂得如何與貪官對抗，尤其通過社交媒體串聯。2012年被揭發的貪腐案件多如牛毛，穿著豪華衣服和配件的官員、淫蕩的狂歡派對和標緻的情婦等都逃不過網民法眼，這些人最後也遭到罷黜，《時代》將如此現象形容為“罕見又成功的基層社會運動”。

    當然，過份的期待和樂觀都是危險之事。包含《時代》在內的外媒紛紛提醒，胡錦濤上任之初同樣揭開反腐序幕，但故事沒有持續下去，官員瀆職行為和有罪不罰在這10年只變得越來越嚴重。習的支持者說他和胡錦濤不同，他會聆聽人民聲音，可是證據在哪兒呢？

這四點不過底線 咱們可以幹起來

北京80位意見領袖議政改共識（一）

《內幕》特約記者文仁整理

編者按：11月16日，由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炎黃春秋》雜誌社共同主辦的“改革共識論壇”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國內80餘位著名學者、專家和媒體人士參加了會議。與會嘉賓從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各個方面，圍繞“改革共識”展開討論，既有對人權、言論自由、改革開放、憲政等的宏觀論述，也有“廢除政法委”、“十八大不提憲政內幕”，“黨內要區分政治信仰和個人的精神信仰”等具體闡述；既有黨內老先生的諄諄教誨，也有“維穩政治就是搞階級鬥爭”的犀利言辭；既有“失望不絕望”的樂觀預期，也有“5-8年內改革共識不可能形成”的悲觀判斷。

　　樂觀者有樂觀的理由——大勢之下，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悲觀者也有悲觀的說法——80年代開這樣的研討會上，30多歲的年輕學者後生可畏，如今卻幾乎沒有；當年座談會有一半體制內的現任官員，今天一個都沒有，“這體現了這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和當年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背景上有很大的差別，抱過度的熱望可能就會失望。”

　　但正如主題發言中江平教授所指出的，改革的共識應該是趨同而不是趨異：“在大方向說，應該跟國際潮流趨向一致，而非相反趨異”。

    論壇發出的《改革共識倡議書》指出，十八大報告表達了對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體制改革的堅定意願，讓人們看到了改革的希望。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社會尤其需要對改革的大是大非和總體方向達成共識。為了提煉和凝聚改革共識，倡議書提出了包括黨內民主化、選舉規範化、經濟市場化、司法職業化、憲法實效化等六項改革主張。

　　對這些共識，雖然一些與會者也“見仁見智”，但經歷過十八大期間“禁言”的風聲鶴唳，體制內外如此多的重量級學者聚在一起，“齊發聲、促政改”，本身所展現的就是最大的共識，也是最大的希望所在。

　 《內幕》特約記者根據現場錄音整理節選出部分與會者的發言內容。由於技術等原因，內容未經發言者校正，或存錯漏。

    “改革共識論壇”

　　主辦：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

　　《炎黃春秋》雜誌社編輯部

　　時間：2012年11月16日9：00-17：30

　　地點：北京國際會議中心307號會議室

　　研討會兩個主題：法律與經濟改革；政治改革與憲政。主持人吳思。

　　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致詞：

　　

   昨天，十八大閉幕，會議提出了我們未來10年、30年的奮斗目標：10年是把中國建成一個小康社會；30年是建國100週年時，（把中國）凝聚成文明、和諧的社會現代化國家。怎樣實行這個目的？昨天，報紙上講有八個必須，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必須”擺在第二：必須堅持改革開放。今天來討論改革，那怎麼改？我想大概有四條：

　

　　姜明安。

《認識許良英》呼喚民主與人權

內容提要：

許良英先生是當代中國著名的科學史家，愛因斯坦著述在中國的主要編譯者，和中國的科學民主自由人權事業的最堅決的推動者。

2010年，為慶祝許先生九十壽辰，他的一些親友和學生紛紛撰寫文章，介紹許先生的經歷、社會政治理念、學術貢獻，以及他們與許先生的交往。作者收集了這些文章出版這本書，以期更多的讀者能夠得以認識許先生並與他一起推動中國社會的向前發展。

《認識許良英》呼喚民主與人權 (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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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正：陽光法案在中國沒有可能

《外參》記者柯宇倩／十八大後，中國政壇吹起“廉政風暴”，展現中共打擊貪腐的決心，但美國里奇蒙大學（University of Richmond）文理學院副院長、政治系主任王維正在接受《外參》採訪時表示，中國處在改革進行到一半的階段，因此貪腐猖獗，雖然目前的打貪勢頭強勁，但王維正對貪腐能打擊到多高、多深的程度，持懷疑態度。

 

 

《紐約時報》的調查詳述了溫家寶家族如何因政治上的權位，累積經濟上的財富。早先，美國彭博社則刊文披露習近平家族擁有巨大財富的內幕，指習親屬的商業利益隨習近平在黨內位置的攀昇，也跟著擴張到礦產，房地產和移動電話設備的領域。

 

王維正對《外參》表示：“溫家寶是被大陸民眾普遍認為形象很好、廉能的總理，如果他都這樣，我們能不懷疑剛退下以及剛上台的每位政治局常委，沒有因為自己的權力而獲得經濟利益？所以我對貪腐能打擊到多高、多深的程度，持懷疑態度。中共領導人由於自己涉入太深，要打擊貪腐的話，會確定自己沒有問題才打。”

 

2012年5月，三名原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央組織部官員馬曉力、任小彬、崔午年在網上發表公開信，呼籲中共18大代表、18大代表中的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18大代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的候選人公開個人和家庭財產情況，對於不敢公布自己和家庭財產的，堅決不要提名。在此之前，官員財產公布的法案已多次被討論，但最後都無疾而終。

 

王維正對《外參》指出，官員財產公布法案是西方較先進社會多年經驗累積下來的產物，中國與西方接軌的10幾年來，西方社會的法治化，可能對中國有深遠的影響，但目前來說要真正執行還不太可能。

 

“陽光法案在西方，甚至台灣，已經是政治上的一個常規，但中國現在的情況下，我不覺得有可能，因為太敏感。《紐約時報》替溫家寶做的，幾乎就利用了所有公開可拿到的資訊，仍讓中共非常尷尬、震怒，但《紐約時報》用的不過是一般西方的標準。”王維正說。

 

王岐山接中紀委，避免挑戰李克強

 

曾被看好當選政協主席的王岐山，最後當上了中紀委書記，負責管理黨風、黨紀和反腐工作。《明鏡月刊》引述北京政治觀察家的話說，“滿身武功的王岐山，到了政協就等於廢了自己武功，即使他再有能力，武功再高強，最後還是落個無用武之地。”

 

《明鏡月刊》指出，因爲王岐山變化無常，作風強硬，由他擔任中紀委書記比擔任政協主席還要有戲。雖然中紀委書記在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七位，但實際上中紀委書記的權力要排在第三位。

 

“在中共十八大常委候選人中，王岐山是最特立獨行的，他的個人能力和水平决定了他不需要跟任何人拉幫結派，他不需要巴結胡溫，也不需要跟習近平拉太子黨關係，更不需要同李克强套近乎，王岐山牛就是牛在這些年他只當王岐山，根本不把政治派系放在眼中。”一位海外政治評論家評論說。

 

《紐約時報》引述匿名人士分析，相較其他中國高層官員，王岐山的利益衝突較少，因為他沒有孩子。王岐山的妻子、中共元老姚依林的女兒姚明珊，在文化大革命時曾遭暴民攻擊，因而無法生育。

 

不過，對於有豐富的金融與地方工作經驗，涉外經驗也相當多的王岐山，為什麼接任看起來比較冷門的中紀委，外界仍有不少疑問。王維正認為與李克強有關。“這基本是個妥協，一種說法是，現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七位，有五位是江澤民屬意，或效忠他、或是太子黨的，僅有兩位例外：李克強和張高麗。”

 

王維正對《外參》表示，表面上看胡錦濤被扳倒了，但他也不能說沒拿到一點好處，比如胡錦濤中意的人選李克強，保證了不會受到王岐山的挑戰，因此才讓王岐山接一個七人中地位看起來最不重要的中紀委。

 

《明鏡月刊》報導，早前出任常務副總理呼聲最高的，也是十八大常委中最牛氣的，這幾年一直沒把李克強放在眼裡的王岐山，現在改任它職。取而代之的是，既懂經濟又為人低調的張高麗將出任常務副總理，這一人事變動對李克強來說，無疑是個利好消息。

 

雖然有人看好王岐山在中紀委位置上將有所發揮，但王維正對《外參》指出，王岐山過去沒有任何紀律檢查的經驗，因此能否大展伸手還不清楚，不過中國的菁英政治培養的是通才，現在的領導人，都有地方治理的經驗，接著掌管一個省或大直轄市，再到中央部會工作，因此王岐山應有能力執行中紀委的任務。

 

更重要的因素或許是王岐山能有多大的權力。王維正表示，在集體領導下的中共，王岐山的政治局常委同僚能讓他在中紀委的位置上有多少權力，也是個問題。

 

 

 

 《紐約時報》曾詳述溫家寶家族如何因政治上的權位，累積經濟上的財富。（中新社）

舒云公布林豆豆致黄火青的信原件反驳刘家驹

《林豆豆口述》由香港明镜出版社2012年出版。

第一篇是《林豆豆致黄火青的信》。明明是舒云遵照林豆豆1980年原件进行了个别文字整理，却被刘家驹无中生有凭空想象说成“改编”。

2012年12月21日，私人小报《往事》刊登署名刘家驹的文章《从质疑〈林豆豆口述〉说起》。此文前言和第一部分《舒云改编林豆豆致黄火青的信》完全不是事实。

刘家驹手中有林豆豆原文吗？请拿出对照！整理者舒云究竟在哪些地方弄虚作假？胡编乱造？
刘家驹文中说：“林豆豆四十二年前给黄火青的信，早己存进有关档案库，要是有朝一日翻出原信，两相对照，岂非遗笑后人?”

呵呵，原来刘家驹拿不出原文来！
其实《往事》编者认识被批判者。而《往事》编者只听刘家驹一面之词，不顾刘家驹没有林豆豆原文，也没有对被批判者进行必要的核实，就将刘家驹想象编造的“大批判”文章发表出来。借《往事》编者按的语言“研究者不应失去人品和操守”，意思恐怕是指责被批判者。

刘 家驹举例说：“比如，在信的开头‘热烈欢呼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准备就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提起公诉’之后,先赞扬‘极大地显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尊严与权 威，有利于克服‘凡是’经学的巨大障碍，从而推动气势磅礴的思想解放运动’。”白纸黑字，是舒云加进去的，还是原文就有，网友明鉴。

要特别说明，刘家驹在文中批把黄火青讲话的时间弄错了。这个批评是对的，这是整理者的错，不是原文的错。但这个错不是改编的错，而是校对的错，与改编风马牛不相及。刘家驹把校对的错作为改编的论据，就让人笑掉大牙了。

刘家驹文中说：“整理者（指舒云——舒云注）为了‘丰富’书（《林豆豆口述》——博主注）的内容，对旧文（林豆豆原信——舒云注） 做了大量的‘翻新改造’，掺杂当今词语，虚拟情节细节，随心所欲地演绎。其中《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就是舒云‘深加工’‘整理’出来的。 其内容的混乱，让人难以卒读。我在1986年采访林豆豆时，就见过这封信的底稿。那是在1980年中央宣布决定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后，豆 豆写出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文中都是申诉人有条有理地用事实在为林彪一案的冤情作出辩护，没有谴责批判的用语。舒云为出书，篡改了原 信说理的主旨,变成了一篇声讨特别法庭的檄文。”

刘家驹文中说：“（《林豆豆口述》——博主注）继而问责黄火青：‘您关于林彪一案的讲话……是否保留有‘君过臣代’之类封建主义因素？是否做到了‘法不阿贵’？’这些豪言壮语既与全文基调不符，也不是林豆豆当年所用。”

有没有“君过臣代”，“法不阿贵”？请看林豆豆原文。

也幸好整理者舒云手里有原件。

刘家驹说反了，1980年的豆豆才能说出如此愤激之话，而舒云无此身临其境，真说不出这些话来。

刘家驹文中说：“舒云在改动的信中，竟然用了盛气凌人的口吻：‘有的同志……利用政治特权，并使这种特权深入到包括文艺界的社会政治生活各个领域，恃权凌法，不仅先入为主，而且先声夺人……’ 请看林豆豆原文：

刘家驹文中说：“我仅举几例。如：‘江青哭哭啼啼来找叶群，说‘反革命分子’己经快冲到主席住处，高喊‘抓住那个胖子’！‘打死那个胖子’！他们喊的那个胖子就是主席……’这是我的原文，舒云照抄不误。”

请看林豆豆的原文。

刘家驹说“舒云改编”和“舒云抄袭”的内容，全部是林豆豆的原文。

刘家驹文中说：“又如叶群对邱会作说：‘我劝101（林彪）也去武汉，他说：‘闹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本事处理。总理心脏不好，劝总理也不要 去。江青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去？’对我的这段文字，舒云略加修饰，改为：‘林彪气的发抖说：一个领袖这样不争气，干这种……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 没有本事处理这些乌七八糟的事。这是他自找的，我是个军人，不能跟着他去丢那个丑。你（指叶群）也不要去。总理心脏不好，每天累成那样，劝总理也不要去。 现在国家这么乱，有那么多大问题需要总理来处理。主席在那里为了出风头，胡来，弄得中央领导只顾忙他个人的事去了，弄得党不党、国不国了！叶群在旁边一直 小声劝他（林彪）说，你小声点呀，这些话要是被窃听了，不得了呀。”

请看林豆豆原文。

刘家驹文中说：“让我愤懑的是，信中对1967年在武汉发生的7.20事件的表述，是抄袭改造了我的《惊破毛泽东的霓裳羽衣曲》未完成稿。这是我在 1988年7次走访邱会作后写下的一篇追记文字，其中有邱的原话，有我当时的体会联想，文章还不成熟，后来我对有关问题(包括史实) 的了解又有了变化，我一直在思考修改，没有发表。舒云看到了这篇东西，既未经我同意，又不详加分析考证，囫囵吞枣添改到林豆豆1980年给黄火青的信中。 偷抄我的草稿冒充史料，这不是胡闹吗?”

呵呵，谁抄谁呀！

您刘家驹根本没有把未发表的稿子给舒云看过。这明明是林豆豆的原文！

《林豆豆给黄火青的信》总共70页，每一页都没有刘家驹的大名！结尾署名林豆豆（林立衡）、张清林。此信写于1980年，不止一个人看过，也不止一个人听林豆豆说过这段丑事。

刘家驹文中说：“再如：我的文章中，把武汉空军政委萧前，误记为空降15军参谋长。舒云照抄，也跟着我错。”

这明明是林豆豆原文，难道又是1980年的林豆豆抄了1986年的刘家驹？当然，作为整理者舒云有错，没有核实萧前是武空政委，而不是武空参谋长，在此向网友真诚道歉。但这决不是抄刘家驹。

刘家驹文中说：“这些窃取或改装的语句，在‘信’中随处可拾。”

呵呵，麻烦刘家驹把所有“窃取”和“改装”的语句都找出来！我们来拿林豆豆原文对照。否则有人还会疑心生暗鬼，认为舒云“做了手脚”。

刘家驹文中说：“我的原文是：林立果说：主席在武汉演这场戏，整陈再道，不是整陈再道一个人，而是为了做给军队看的。那么多群众互相残杀，死于非 命， 地方那么多老干部和陈再道等军队老干部被斗得那么惨，家破人亡。他还在寻欢作乐！这太重色轻国了！与幽王无故点烽火有什么区别？！总理、首长（林彪）和军 队把他救护出武汉，他不放心，也可能不好意思回北京，却去了上海，住在最高级别墅里，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陪着。可是他一天也离不开……，就叫汪 东兴用专机把刘某某等人立即送到上海，藏在一个小楼里，怕江青知道，弄得江腾蛟、余立金很为难。他把好心好意保证他安全的陈再道弄到北京斗得那么惨，他疑 心太重了！他容不得别人对他有任何不同意见，除了江青和几个‘秀才’，他谁也不相信。”

呵呵，这是1986年以后刘家驹的文章吗？这明明是1980年林豆豆的信！请看林豆豆原文。这是林立果亲口和林豆豆说的，您刘家驹从哪里来的这段话？莫不是1980年的林豆豆又抄了1986年的刘家驹？

刘家驹文中说：“如：当年毛不愿离开武汉是非之地，是他正迷恋一个伺候他的女服务员。这是汪东兴对邱会作亲口所说。对这个说法，我当时一方面相信这是事实，但一方面在文章的最后给毛泽东的私生活贴了金，舒云也原文照抄并添加了内容。”

而这段话，明明是1980年林豆豆信的原文，而刘家驹却偏偏说是他1986年以后的“作品”。还是让1980年的林豆豆原文说话吧。

刘家驹文中说：“这件事在许多人的心里并非什么秘密。提起这件事，（以上楷体字部分为舒云添 加）不禁想起法国历史学家圣博甫和鲁迅的话。圣博甫说：一 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形成，往往由于‘许多细小的暧昧的不可捉摸的原因’。他举例说：‘假如古代埃及女皇克留帕拉特拉的鼻子生得矮一点’,‘历史的进程也许会 成为完全另一种样子’。鲁迅在《阿金》一文中说:‘我一向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那些古话。……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 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周邻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请看林豆豆的原文。

 

舒云博客

刘家驹：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是真是假？

　　署名“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在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后，引发大陆史家学者的一片嘘声。我知情很晚，是豆豆的夫君张清林打电话给 我，指责整理者舒云在书中弄虚作假，编造史实，未经他和豆豆的允许就贸然出书。张清林很是愤然，表示准备对舒云提出侵权诉讼。我问豆豆是怎么回事？豆豆 说，舒云没对她说过出书的事，更不知书的内容。

　　正好此时，我的一位朋友弄来这部书，他看了，说是一部大杂烩。我赶紧借来一读，内容确 实杂乱，大都是用旧文组装。全书不过26篇文章，其中24篇，早在二十六年前我就读过，有1980年豆豆给中央的申诉信，1982年她来北京就9.13事 件的真情实况向中央领导做的陈述，还有她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10篇旧作，另两篇分别摘自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和官伟勋的《我所知道的叶群》，为她的境遇 鸣不平。唯有说理不清的《为林彪元帅辩护》和添枝加叶的《林豆豆披露9.13事件真相》两篇算得上口述，却是出自舒云之口。

　　舒云改编林豆豆致黄火青的信

　　整理者为了“丰富”书的内容，对旧文做了大量的“翻新改造”，掺杂当今词语，虚拟情节细节，随心所欲地演绎。

　　其中《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就是舒云“深加工”“整理”出来的。其内容的混乱，让人难以卒读。

　 　我在1986年采访林豆豆时，就见过这封信的底稿。那是在1980年中央宣布决定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后，豆豆写出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黄火青的信》，文中都是申诉人有条有理地用事实在为林彪一案的冤情作出辩护，没有谴责批判的用语。舒云为出书，篡改了原信说理的主旨,变成了一篇声 讨特别法庭的檄文。

　　比如，在信的开头“热烈欢呼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准备就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提起公诉”之后,先赞扬“极大地显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尊严与权威，有利于克服‘凡是’经学的巨大障碍，从而推动气势磅礴的思想解放运动”，

　　继而问责黄火青：“您关于林彪一案的讲话……是否保留有‘君过臣代’之类封建主义因素？是否做到了‘法不阿贵’？”这些豪言壮语既与全文基调不符，也不是林豆豆当年所用。

　　舒云在改动的信中，竟然用了盛气凌人的口吻：“有的同志……利用政治特权，并使这种特权深入到包括文艺界的社会政治生活各个领域，恃权凌法，不仅先入为主，而且先声夺人……”

　　还教训法庭：“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同样是要付出代价的。党和人民在同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反复激烈搏斗中，已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代价，也许还要付出新的代价。”

　　1980年的豆豆，是说不出这些话来的，无论她当时的认识水平、身份地位和整体社会氛围，都是不允许的，显然是舒云在塑造当事人胸怀正气的高大形象，采用了写小说的手法添加的。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作为本书正文第一篇的第一句居然就错：“从9月28日《光明日报》上看到您9月20日在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上的建议和发言……” 实际上，那次会议的召开日期是当年9月26日至29日，9月20日尚未开会，何来黄火青的“建议和发言”？正所谓“开口就错”。这是当事人的错，还是整理 者的错？

　　让我愤懑的是，信中对1967年在武汉发生的7.20事件的表述，是抄袭改造了我的《惊破毛泽东的霓裳羽衣曲》未完成稿。这 是我在1988年7次走访邱会作后写下的一篇追记文字，其中有邱的原话，有我当时的体会联想，文章还不成熟，后来我对有关问题(包括史实)的了解又有了变 化，我一直在思考修改，没有发表。舒云看到了这篇东西，既未经我同意，又不详加分析考证，囫囵吞枣添改到林豆豆1980年给黄火青的信中。偷抄我的草稿冒 充史料，这不是胡闹吗?

　　我仅举几例。

　　如：“江青哭哭啼啼来找叶群,说‘反革命分子’己经快冲到主席住处,高喊‘抓住那个胖子’！‘打死那个胖子’！他们喊的那个胖子就是主席……”这是我的原文，舒云照抄不误。

　　又如：叶群对邱会作说：“我劝101(林彪)也去武汉,他说：‘闹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本事处理。总理心脏不好，劝总理也不要去。江青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去?’”

　 　对我的这段文字，舒云略加修饰，改为：“林彪气的发抖说：一个领袖这样不争气，干这种……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有本事处理这些乌七八糟的 事。这是他自找的，我是个军人，不能跟着他去丢那个丑。你（指叶群）也不要去。总理心脏不好，每天累成那样，劝总理也不要去。现在国家这么乱，有那么多大 问题需要总理来处理。主席在那里为了出风头，胡来，弄得中央领导只顾忙他个人的事去了，弄得党不党、国不国了！”

　　“叶群在旁边一直小声劝他(林彪)说，你小声点呀，这些话要是被窃听了,不得了呀。”

　　再如：我的文章中，把武汉空军政委萧前，误记为空降15军参谋长。舒云照抄，也跟着我错。

　　这些窃取或改装的语句，在“信”中随处可拾。

　　更令我啼笑皆非的是，舒云连我的观点和发挥——包括我已经抛弃的错误，也抄了上去。

　　如：当年毛不愿离开武汉是非之地，是他正迷恋一个伺候他的女服务员。这是汪东兴对邱会作亲口所说。对这个说法，我当时一方面相信这是事实，但一方面在文章的最后给毛泽东的私生活贴了金，舒云也原文照抄并添加了内容。

　　我的原文是：

　 　林立果说：主席在武汉演这场戏，整陈再道，不是整陈再道一个人，而是为了做给军队看的。那么多群众互相残杀，死于非命，地方那么多老干部和陈再道等军队 老干部被斗得那么惨，家破人亡。他还在寻欢作乐！这太重色轻国了！与幽王无故点烽火有什么区别？！总理、首长（林彪）和军队把他救护出武汉，他不放心，也 可能不好意思回北京，却去了上海，住在最高级别墅里，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陪着。可是他一天也离不开……，就叫汪东兴用专机把刘某某等人立即送到 上海，藏在一个小楼里，怕江青知道，弄得江腾蛟、余立金很为难。他把好心好意保证他安全的陈再道弄到北京斗得那么惨，他疑心太重了！他容不得别人对他有任 何不同意见，除了江青和几个“秀才”，他谁也不相信。

　　这件事在许多人的心里并非什么秘密。提起这件事，（以上楷体字部分为舒云添加）不禁想起法国历史学家圣博甫和鲁迅的话。

　　圣博甫说：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形成，往往由于“许多细小的暧昧的不可捉摸的原因”。他举例说：“假如古代埃及女皇克留帕拉特拉的鼻子生得矮一点”,“历史的进程也许会成为完全另一种样子。”

　 　情林彪的的晒半小时的太阳）（此处与上文接不上，原文如此，疑有脱落——明镜网编辑注），鲁迅在《阿金》一文中说：“我一向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 吴，杨妃乱唐那些古话。……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周邻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 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改革开放之初，虽然社会舆论已开始批毛，毛的光环仍在我这个老军人的心目中挥之不去。毛的生活作风不检点, 我总认为是小节，依然是用传统观念把被迫和毛上床的女孩子看成了“祸水”，借用了女皇和娘姨两个典故，给“伟大领袖”盖了块遮羞布。

　　我从后来的多年采访中获知，毛泽东是帝王心态，是他祸女人，不是女人祸国。玩弄女性在他是一桩小事，根本不会影响他的文革大业和个人行止。我一直在想撕开毛的这块丑陋的面纱，没来得及动手，就给舒云剽去当成宝用了。

　　舒云出了书，已感知自己的弄假成不了真，又让《新史记》刊登了《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的片断，用的标题却是《我听说的“720”事件》。她在这篇文章末尾，特意新添加了几句掩耳盗铃的“声明”：

　　“关于此事，均听他人所说，且记忆有限，以核实为准。”

　　还核实什么？一份本来完整的、已成为史料的信，给舒云大胆妄为地以自己的水平改来改去,

　　已经损害了当事人的信誉，又以道听途说来推卸责任，这不是在忽悠读者么?

　　我把对《林豆豆口述》的读后感告诉豆豆。豆豆抱怨说，人是你推荐来的，舒云还说她的材料是复制你的。——这更是让我有苦难言。

　　舒云确实是我引领她见豆豆，开始采写9.13事件的，我还给她介绍过我的研究9.13事件所得，提供有关书籍、资料，安排她接触多位当事人。这些年她四出走访，出了几本关于林的著述，平心而论，她对林的研究是勤奋的，是有一定贡献的。

　 　但是，且不论她别的著述有多少问题，仅以本书而言，对当事人，对读者，对历史，都是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这种经过“润色”的“史实”，难道真能做到 “天知地知人不知”？即使是在境外发表，就不会有人来“找茬”？其实，早有人关注她在书中做的手脚，文革学者余汝信在电话里对我说：“舒云写的林彪，是写 《三国志》呢，还是写《三国演义》？”她急功近利、弄虚造假，竟然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程度。我真为她感到愧疚！

　　关注9.13事件的读 者，都希望听到已是老年的豆豆在自己的口述中，披露她所了解的历史真相，甚至有深刻的反思。很遗憾，舒云急于沽名，不严肃出书，歪曲了历史应有的真实，也 欺骗了读者质朴的感情。要知道，当今的读者已走出思想的牢笼，成百上千研究文革史的学者，不再受党文化的禁锢，泡沫般的历史在他们眼里被视为垃圾，更不会 听任像舒云这类“专家”的忽悠。

　　林豆豆四十二年前给黄火青的信，早己存进有关档案库，要是有朝一日翻出原信，两相对照，岂非遗笑后人?

　 　林彪问题的研究，是严肃的历史课题，涉及到文革史、军史、党史、国史乃至国际共运史，有大量的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反思。它固然与林彪本人及有 关当事人、亲属的名誉待遇分不开，却绝不仅限于此。因此，对待挖掘、搜集、整理史料这一最基本的工作，就特别需要严谨、负责的态度（且不论功力），谨慎尚 唯恐差讹，岂能伪造史料平添困扰？更何况，这一领域的研究还面临当局干扰、档案不开放、研究者稀缺、研究成果难以面世、当事人知情人纷纷亡故的困境。我只 能祈望有志学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孜孜以求，写出一个真实的林彪来。

　　我是较早介入林彪事件研究的人，采访过近百人，磨难备尝。我把我采写的经历和遭遇，理出几段文字来，以使公众略知其中曲折。


　　为林彪立传,初见“监护”中的林豆豆

　 　那是1986年春，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约我撰写林彪传。虽说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依然是我们头顶上的紧箍咒，要写一 个已定性为“叛党叛国、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元凶”，我笔触的尺度怎么把握？编辑部主任王长龙给我消除疑虑，说他们编辑部准备为元帅立传，不能没有林彪，林彪 是个特殊人物，写他的书，目前只能作内部读物，出版计划已得到总政宣传部的批准，请我出山，考虑到我是老编辑，会把握好政治是非的关口。王拍胸脯：“你放 宽心地上马，要有事，先打我王长龙的屁股。”

　　我和王长龙是老相识，他热情地举荐，又有官方的支持，政治上似乎已开始解冻，写作也有了自由度，可要表现一个真实又敏感的人物，仍旧会触动我党我军宣传口的阶级斗争导火索。在受领任务时,

　　我不无顾忌地向王表示：“我绝不会给您惹事生非，遇到麻烦我就得甩手。”

　　我早知道林彪女儿林立衡（豆豆）发配在河南郑州。前些年，一位河南作家对我说过，他的一位亲戚在郑州汽车制造厂一分厂工作，和豆豆在一个办公室，还桌对桌。有了这一难得的关系，我先去了郑州。

　 　汽车厂是纪登奎抓的点，造反派当家，豆豆在汽车厂虽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因是特殊人物，一直受到公安部门的监控。我想起有个战友在郑州市公安局当副局长， 就上门找他。正巧，他分管监控全市的地富反坏右，豆豆就是他掌控的重点人物。他告诉我，豆豆属中央监控对象，到郑州落户后，省公安厅对她的“安全”有严格 约束，她的日常行动，由汽车厂革委会指派得力的专人给予“保护”，不经允许不得离厂，经批准的外出也必须有人随从。

　　这位战友给我讲了 两个关于豆豆的笑话。豆豆进厂不久，全国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郑州市在体育场召开批判大会，点名要豆豆参加。那天, 会议主持人宣布到会省市革委会领导人名单之后，为了增大讨伐邓小平的声势，又提高了嗓门宣布说：“到会的还有林彪女儿林豆豆！”这下像炸了窝,都伸头四 望,发现观众席中有个女军人，误认是林豆豆，纷纷离座围过去看稀罕, 会场顿时乱成一锅粥……从此,汽车厂成了风景点，天天来一大群人守候在厂门口，等着一睹豆豆的尊容。再一件事是豆豆安家时，工人给她搬运一只木箱，发现很 沉，是两人抬的，很快就有传说是一箱黄金，林彪留下的遗产。经派人查实，是豆豆的一箱书。

　　战友还告诉我，近些年，省市公安厅对豆豆的 监控已有很大的松动，但豆豆深知自己还在大软禁中生存生活，除了上班下班，一般都闭门不出，偶尔到食堂打打饭菜，从不与外人接触。战友对我很通融，要我以 总政名义向厂方提出是来向豆豆访谈9.13事件的，让厂方向他作出请示报告。他当然会高抬贵手。

　　我依照他提议的公事公办的组织程序见到了豆豆。当时她患皮肤过敏症住在省中医院。初见她，真是像林彪基因的遗传，体形纤小瘦弱，身着一件天蓝间白花的对襟短衫，俨如一家庭主妇，憔悴的脸庞，仿佛刻记了她15年的悲情岁月。

　　经验告诉我，只追求律师一样的效应，为林彪去做无罪辩护，访谈只能走进死胡同。我决定让她走出医院，逛大街，见她结识的新老朋友，松动了她封闭的精神。逐渐地，她像老朋友一样，开襟见怀地谈起她的家事、境遇和她不幸的沦落……

　　听豆豆讲述三年磨难

　　豆豆给我讲述了以下故事——

　　9月13日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后，惊动了世界，举报这一事件的豆豆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被召回北京玉泉山接受秘密问讯。审问人是谢静宜，她带来毛的安抚信：

　　豆豆：
　　不要伤心。你们家分两派，我在一个月前就听说了。好好注意身体。

　　毛泽东
　　10月6日

　 　谢静宜开出一张要豆豆交待的问题的清单，内容有：9.13事件的经过；林彪手令怎么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幕后；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关 系……特别要追查9月12日晚上叶群和周恩来通话的内容，这是毛最担心的——自己的卧榻旁，是不是还睡有“中国的赫鲁晓夫”。

　　豆豆只回答了一条：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诓骗上飞机的。

　　谢静宜认为豆豆是在舍车保帅，她凛然对豆豆说：“你要放明白，毛主席派我来不是来听你宣传的，你交待好了，还能给你保留《空军报》副总编辑的位置。”

　　谢要豆豆不要再冥顽不化，和家人划清界线，揭批林彪的阴谋，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再立新功。

　 　谢是毛泽东身边了解外界的一只眼，她很熟悉空军在文革中内部派系的争斗。她的丈夫苏延勋，原是空军的机要局长，因反对老司令刘亚楼已“靠边站”。毛请他 吃饭，安抚他，要他继续留在空军：“看看他们会对你怎么办！”苏把搜集来的“小舰队”的“异常活动”都通过自己的夫人报给了毛，这些信息在毛林之争中（特 别是毛南巡前后）起了特殊作用。

　　豆豆坚持不改自己的说法，谢静宜口含天宪也难以应对豆豆的不屈。唯一能惩治她的，就是下令撤销她和张清林六菜一汤的优待，一日三餐送来战士食堂的大锅饭菜。

　　豆豆也写出不少交待，在谢静宜看来却都是在避重就轻，都不是毛泽东所要的。其中，有林讲毛林关系时对毛不利的言词，谢静宜看了大为光火：“这是放毒，把这些告诉群众是在犯罪!”

　　她要完成钦命，不得不天天来施压，争吵。谢看到久拖难有成果，想出新招——软化张清林。把他们分开，各住一座楼。谢静宜要张清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跟她合作，她对张清林说：“为党立功，交待出了成绩，毛主席高兴了，会见你的。”

　　三人苦争苦斗了半年，张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待，谢静宜修改后交豆豆重抄，送给了毛泽东过目。

　　1972年8月26日晚上，周恩来带领李德生、纪登奎在人大会堂接见豆豆。那次还有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在座，谢静宜做记录。

　　周恩来开场说得很亲和：“主席要我和你们两人谈谈，我拖了几个月，今天我代表主席来见你们。”接着，周批评豆豆：“听说你们和谢静宜同志吵架了？谢静宜同志是代表毛主席，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周问询豆豆9.12晚上一些情况后，转入正题：“豆豆,你在北戴河向我报告，林彪的出逃，都是老虎搞的。他是副统帅，谁还能命令他？老虎在9.13前我还见过……”

　　豆豆不放过这一机遇，向周恩来陈述林彪是怎么被骗出走的，没说几句，周拉下脸来开始指责豆豆：“你林立衡的思想作风，完全是你林家的那一套!”纪奎奎也训斥她：“林立衡,你不要自认为是很清白的!”

　　周对豆豆的执迷不悟很不满，要领导专案的李德生继续管束豆豆。李说：“我要出国。”周当即宣布，由他亲自管理豆豆，并要豆豆回空军去接触群众，接受再教育。

　　豆豆回到空军，空军派出著名女飞行员诸惠芬等三人来轮番“帮助”。郭玉峰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三天两头来查案情。豆豆在高压下精神崩溃了，服用了一把安眠药，经301医院抢救后，交回空军报社隔离审查。

　 　豆豆被视为林彪留下的“钉子”，由空军报社组织人大会批,小会斗。为防止再自杀，把她关进一间只有8平米的房间，派专人日夜监守。窗户用报纸糊死，房间 内昼夜开着灯，不准挂蚊账，她身上给蚊子咬得遍身是肿块，看守人每天端来一盆稀释的敌敌畏泼洒在地面上。屋内空气污染，又数月不见阳光（看守人在墙上挖了 个小洞，每天让她伸出手臂晒半小时的太阳），牙掉了6颗，头发掉了一半，体重剩下70多斤。在自己生命存亡关头，她向毛泽东写出求救信。

　　1974年7月31日,空军政委高厚良向监禁中的豆豆传达最高指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同张清林往来，他们与死党有区别。

　　经政治局讨论，决定豆豆下放到农场劳动锻炼。

　　8月初，豆豆和张清林一起来到黄河滩上，这里是空降15军43师的农场。豆豆改名叫张萍。

　 　最初安排豆豆的劳动是给果树打农药，农药引起她皮肤过敏，浑身红肿搔痒，后改为牵牛种地，她使唤不了牛，又让她锄草，喂猪，做酒。干过多种农活。空降 15军政委张纯清来看望她，同情她的处境，要她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豆豆说，我不会再写信了，我会活着，我活着历史也活着。

　　1975年10月5日，中央组织部和空军干部部派人来农场，向豆豆宣布邓小平的指示：恢复组织生活，恢复真名，按干部待遇安排到地方工作。

　　豆豆提出回北京的请求被拒绝，只能去人生地不熟的郑州。


　　走访近百知情人,艰辛备尝,还招来横祸

　 　豆豆做过编辑、记者，现在换了位，她懂得如何应对我。最初几天的交谈，我提示，她叙说。我急切地想从她口中知道，林彪的出走是主动或是被动？多年来，社 会对林的晚节褒貶不一，生发出许多的小道传闻。豆豆虽有个人刻骨铭心的沉痛记忆，却无法作出对这一关键史实的确切说明。

　　一个月的访 谈，虽然对林豆豆的个人遭遇有了了解，我想要得到的关于林彪的情况却收获甚少——不是豆豆不想谈，是她谈不出来。她虽生活在优渥的帅府，但这里处处都是政 治藩篱，她受阅历和学识所限，无法深入父亲胸怀中的另一个世界，特别是那些叱咤风云的军事斗争和残酷又阴暗的政治博弈。

　　我决定扩展访 谈范围。回到北京，我甩开两手开始拉网式地采访林的方方面面。先找到前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些老人，战争年代，他们和林朝夕相处，现在都退休在家，如副总 谋长阎仲川, 总参作战部长苏静，某国防工程负责人蒲锡文，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等。林的老秘书中，我拜访了潜艇工程基地主任夏桐，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以及部分建国后林 办的工作人员。我还走访了8341的警卫人员、专案组、“小舰队”和其他知情人等。更高层的有林的老部下萧克，耿飚，任思忠 (广州军区政委)，专案领导人李德生。

　　我还想走访9.13事件中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黄吴李邱，他们经受过特别法庭的审讯，也许会从 愤懑的胸中吐露出些真情。可他们都不在北京，军事法院把他们交给军区看管，黄永胜在青岛，吴法宪在济南，李作鹏在太原，邱会作在西安。我决定先去见李作 鹏。李在东野是林身边的作战处长，东北战场他是最知情的人。李作鹏可能是急于要摆脱自己背负的沉重枷锁，得知我要见他，就给公安部写了封揭发信，说我到太 原向他了解林彪的历史，是筹谋为林彪翻案。此信转到了总政，总政怕“火烧阎王殿”，不去清理批准出书的宣传部，反来抓我一个编辑当祭品，责令我停止对林的 一切采访活动，要我保持晚节，并写出书面检讨。

　　这突如其来的橫祸加身，我像是狠狠地挨了一闷棍！我向找我谈话的领导人表明：我出师有名，是解放军出版社聘请的，组织出版这部书，有你们宣传部的批示，我没有过错，更不承担任何责任，绝不会给总政写出一个字的检讨。

　　最终，由《星火燎原》编辑部担当了责任，写出了书面检讨。事后，王长龙忧愤地对我说： “我们生存在总政的屋檐下,只能低个头。”

　　我的一支秃笔却给封了，采访笔记也锁进了箱底。很快，就给我下达了退休命令。


　　还原真实的林彪,路漫漫其修远

　　1990年代初，我走进了《炎黄春秋》编辑部，被聘为副主编。在编委会中，有不少是从旧意识形态营垒中冲杀出来的老革命，他们谆谆地教化我，要我摒除党文化，远离“立场观点”的偏见，用刘知己的“不掩恶”、“不虚美”的理念重新审视我们这支“王者之师”。

　 　老革命们解放了的史观，燃起我重写林彪的热情。我的一位邻居曾是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专案的材料组成员，是他把全军批判揭发林彪的材料编辑整理成十大 捆，存入西山军委档案馆。这是难得的“宝藏”，我试图走进档案馆查阅，可惜那里已高挂杨尚昆等“五人小组”的禁牌：关于林彪的一切资料不得解密。

　　我不甘心碰壁，用了几年功夫，通过搜集知情人的眼见耳闻,

　　获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实，证明林彪在9.13事件中是无罪的。林彪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一个十恶不赦谋害毛泽东的罪魁祸首；“林彪反党集团”根本不存在；“小舰队”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却是闪亮生辉，林立果等一帮仁人志士壮志未酬，值得讴歌。


　　我由此猛然醒悟到，执笔写众望所属又关卡森严的大部头，首先得把推进粪坑里的“死魂灵”扒拉出来冲刷，还原林彪真人的模样。这对我来说，是一项要去翻越历史穷山恶水的艰巨工程。

　 　我有自知之明，没有能力去作为，我只能把走访萧克、耿飚、李德生等熟知林彪的高层领导人的言论，逐字逐句地记录在案，也原汁原味录下林彪身边的参谋、秘 书等工作人员对林的记忆。这些可贵的资料，我都没有公开，仍旧在做缜密的研究，考证它的原委，琢磨它的真实性。多年的编辑经验告诉我，在政治环境浑浊的当 下，若要把历史的真相面世，官方肯定会来兴师问罪；若所述史实稍有偏差，读者更不会饶恕你。

　　我还看到，被扭曲的9.13事件要回归真 相，最大的困难，是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定性林彪“叛党叛国”的1971年57号文件，印发全党数落林种种“罪行”的三批材料，以及持续数年之久的“批林批 孔”,这些发动亿万军民参与的大批判运动已“深入人心”，在我们这个思想一统的“共和国”，要转变被颠倒了的舆论，非我单枪匹马所能做到，唯一的办法是鼓 动有识之士参与拾柴，只有熊熊的大火才有可能照亮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些年来，研究林彪的人越来越多。凡是有志者找上门，我是来者不 拒，都诚心接待，告之他们我的所得，提供资料，安排介绍对当事人的采访。他们中大多是国内外读者十分信赖的。其中值得我推崇的，一位是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孙 万国，他的《古有窦娥，今有林彪》较真实地反映了9.13事件始末；另一位是美籍学者丁凯文，经他多年搜集汇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集纳了国内外知名学者 对林彪事件提出的质疑和评述，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还有一位是从未谋面的美籍华人司马清扬，他是化学博士，用业余时间从大量史料中研读梳理中共人物， 和丁凯文合作写出《找寻真实的林彪》,又独立著述了《周恩来与林彪的终极对比》,他的分析是深入的，公正的，能独到真实地握住林彪的政治品貌。在众多记叙 林彪的著述中，我认为他的书令人折服。

　　再一个是中新社老记者高瑜。她是最早向国内外介绍9.13事件和林豆豆落难情形的。2011年 9月初，我们在北京郊区召开了9.13事件40周年反思纪念会，邀请当事人和家属26人，专家学者18人，畅谈了9.13事件的发生、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变 故，以及今天的认识。我请高瑜来主持会议，并写了报道。全世界5300家网站转载，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与这些真诚的、有责任感的 学者相比，舒云走的却是另一条路。舒云走近林彪，热情有余，严谨不足。她是半路出家的，没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不具有史家的严谨，最初出现的错误，我是谅 解的。她本应接受教训，敬畏历史，在自己前进的路上做出更为艰苦的探索，花大气力从大量的口述中获取真实而有价值的史料，不料却名利心切，在书中添枝加叶 地编造情节，又窃走我写成的资料加以滥用，失去了学者应有的人品和操守，玷污了史学研究真诚的风气。这种做法让人不齿。

　　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是告诫她，摆正自己的态度，走正道，为探索历史真相脚踏实地地前行。

　　刘家驹，新浪博客

明鏡特約記者探祕老撾“三不管”區域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朱諾

　　長途大巴開出老撾首都萬象，駛進茫茫的黑暗之中。

　　即使看不見道路兩邊的景象，從車身劇烈的顛簸和搖擺程度也可以想像，盤山道的路面狀況很差，路上有無數的急轉彎。事先從一些旅行攻略上得知，從萬象到豐沙灣這300多公里路程，基本沒有100米的直路，全是之字型盤山道，難怪說要走上13個小時。

　　我們乘坐的這輛長途汽車不是旅遊車，坐得滿滿的車廂內大多是拖著大包小箱的老撾當地人，只有四五位外國遊客，其中一位是隻身旅行的瑞士女孩。開車前，我看到她面對三隻巨大的旅行袋和一輛山地車正茫然無助地四下張望，便幫她把旅行袋舉到車頂上。她說，她要去豐沙灣一帶山地騎游，那是她環遊世界旅行的一個特別項目。

　　豐沙灣，英文叫Phonsawan，是老撾川壙省的省會，但你若請教當地人，他們的發音其實更接近於“篷沙灣”，最初將這個地名譯成中文的，多少有點想當然，不過一旦傳開，也就成固定稱謂了。

　　豐沙灣雖然是個新建的城市，卻因其境內有著東南亞最神秘的古跡而聞名。川壙高原位於老撾東北與越南的接壤處，由於地理的原因，歷史上一直是塊“三不管”區域，曾在很長時間內獨立於中老越三國的管轄之外，成為少數民族（普安族和苗族）躲避戰亂、散兵土匪嘯聚山林的極佳所在。

　　大概是由於交通不便，或者出於一些安全上的考量，很多去老撾旅行的遊人將自己的目的地限定在琅勃拉邦到萬榮、萬像一線，而跳過了豐沙灣這一站。而當我偶然讀到了豐沙灣和川壙的歷史之後，這裡便成為我老撾之行絕不會錯過的不二之選。

　　窗外的夜色漆黑一片，不時有樹影劃過車窗。橫豎也睡不著，我在心裡勾勒著曾經行走在這條道路上的各色人等。當年從中國南方逃出的普安人是否到過這裡？暹羅的大軍曾否從這裡經過、一直把疆域向東推進到大越的邊境？受過CIA訓練的老撾苗人是不是在這裡與敵人展開過激戰？他們又是否通過這裡、逃亡去了湄公河西岸的泰國？

　　不知是我們這趟車比較幸運，還是夜間行車比白天更順暢，汽車只用了10個小時就到了豐沙灣。清晨6點半，太陽剛剛升上川壙高原，寒氣尚未及散去，我已經為這個意為“天堂之丘”的地方興奮不已了。

　　（一）“查爾平原”

　　來到豐沙灣，人們最想看的莫過於著名的“石缸平原”了。

　　
　　石缸平原散布著上千隻來歷不明石缸群。

　　其實，這裡既不是高原，也不是平原。豐沙灣所在的川壙地區海拔只有一、兩千米，雖然比起位於湄公河谷的萬象和琅勃拉邦要高出許多，但與我心目中的“高原”還是有很大差距，充其量不過是一塊高地嘛。而所謂的“石缸平原”，也遠不夠平坦，不過是無數丘陵一樣的小山包之間、點綴的一片片相對平緩的荒地。

　　正是在這一片荒山野嶺之中，散放著上千隻來歷不明的巨大石缸。這些石缸並非排列在一起，而是在方圓幾公里的範圍內，形成了90多個石缸群，最多的一群裡有300多個，最少的只有一個。這些石缸大小不一，高的有兩米多，矮的則不到一米，或立或倒，或完整或缺損；極少數帶著石質的蓋子，大多數是空心的；有的大半截已埋入地下，有的缸裡生長出雜草，還有一棵樹從一隻石缸底部破缸而出，粗壯的樹幹撐破了缸壁，鬱鬱蔥蔥的枝幹向著天空揚長而去。

　　石缸平原又叫“查爾平原”。“查爾”是法語“jarre” 的音譯，意為“缸、罐、甕”。法國人首先給這個平原命了名。

　　整整80年前的1932年，當越南、老撾和柬埔寨還同屬於法屬印度支那的時期，法國人曾打算修築一條連接河內和琅勃拉邦的公路。儘管這條公路沒能最終完成通車，但是，當它修到川壙地區的時候，66歲的法國女考古學家麥德琳·寇拉妮（Madeleine Colani）博士，在這片荒野中發現了這些神秘的石缸群！

　　麥德琳·寇拉妮1866年出生於法德邊境的斯特拉斯堡，就是都德小說《最後一課》中小佛朗士的學校所在城市。她在1899年作為一位自然歷史教師到河內教書，並進行地質學研究。1920—1927年寇拉妮在河內參加了“印度支那地質局”，憑自己愛好對河內周邊、特別是北越山地的人文地理進行考察研究。1929年，寇拉妮加入研究遠東人文地理的“法國遠東協會”（該協會現在仍存在，在遠東各個國家設辦事處，包括北京），後沿著修建中的公路開始她的發現之旅，一直走到Ban Ang（寇拉妮時代對此地的稱呼），發現了遍佈石缸的荒原，隨之對這裡進行了詳細的勘測和考察。這位先驅將自己的發現和研究寫成600頁的論文發表，使石缸平原從此真正聞名於世。

　　雖然我們一路盤山而上的顛簸旅途足可謂辛苦，但我還是無法想像，80年前寇拉妮的探索之旅該是怎樣地艱辛！“我們僱用的幾個民工一個接一個地開了小差，甚至都沒要工錢。5月，第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我妹妹Eleonore、我們的老撾翻譯和剩下的幾個民工接二連三地病倒了……” 寇拉妮在她的書中如此記錄道，“晚上，很少見到村落，我們不得不睡在用香蕉樹葉搭建的避難棚子裡”。

　　如今，豐沙灣日漸興起的旅遊業已經不至於讓我們這些遊人露宿香蕉葉下，年輕的導遊開著別克廂車，帶著我們八九個來自不同國家的驢友，參觀了最先開放的三個石缸群。上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這一帶曾遭到美軍地毯式轟炸，越南老撾的抗美軍隊也利用這裡的山林地形，與美軍展開了防空反擊。爆炸的彈片和橫飛的子彈損傷了一些石缸，大批沒有爆炸的炸彈至今仍散落在周圍的田間和路邊。這不僅使得更多的石缸群不能對遊人開放，也阻礙了老撾政府將石缸平原申請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進程。(《明鏡月刊》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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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共思想改造的“戰犯”，未必說出歷史實情

國軍84師抗戰史實考證（3）




《新史記》高斌、高士潔

《新史記》編者按：75年前的1937年9月25日，林彪指揮八路軍115師，在山西平型關打了一個抗擊日寇的伏擊戰；75年後的2012年9月25日，中國 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等幾個機構，舉行了為期兩天的平型關大捷學術研討會，與會人員並參觀了平型關大捷紀念館和戰場遺址。

八路軍115師的平型關大捷，是當時中國十多萬軍隊參與的平型關戰役的組成部分。平型關戰役，是國民政府轄下的中央軍、晋綏軍、西北軍等和中共領導的八路軍 協同進行的，然而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這樣一些本應具有超越黨派、全民性質的機構，卻只紀念和研討共產黨領導的部隊的戰鬥經過。不 過，這次會議邀請了當時擔負正面阻擊日寇任務的國軍17軍軍長兼84師師長高桂滋中將的兒子和女兒高斌、高士潔兄妹，作為國軍將士的子女，參加這次研討 會。本文為高氏兄妹向研討會提交的論文。


（一）84師沒有在9月24日夜“擅自放棄團城口陣地”

1、 二戰區戰報、電報，均沒有高桂滋部隊在24日夜放棄團城口陣地的記錄。相反，二戰區平型關會戰紀要和電報均有84師在25、26日的作戰記錄。如：“唯高 軍出擊不利，仍退回原陣地以西固守”⑸ ；“（26日）17軍軍部及84師師部繁峙上台莊，250旅、251旅在團城口附近”⑵；“本午84師傷亡較重，全部潰退” ⑷。

2、高桂滋部下從未有人證明高桂滋曾在24日晚下令撤退。相反，他們的親歷如：“25日凌晨，84師奮勇隊再次奪回1886.4高地……代理團長杜文卿為搶堵突破口壯烈犧牲……”⑹證明84師25日仍在苦戰。

3、當時的晉軍人員行定遠《戰鬥在平型關的第428團》一文記述：該團於25日晨“經84師陣地出關，後衛部隊經過團城口時，太陽已經出來……” ⑿更證明84師25日還在戰鬥，並沒有在24日夜棄守。

因此，可以判斷，84師陣地在25日曾出現局部失守的原因，是傷亡過重，彈盡援絕，得不到相應的支持。所謂“高桂滋放棄團城口”以及84師為“報復”友軍沒有增援撤出陣地等等，純粹是某些人的臆斷和杜撰。

（二）為什麼日軍主力要進攻東跑池、團城口？

根據日軍《步兵第11聯隊史》：“迄今並無機會對山西軍實施徹底的打擊，因此得到情報的師團長認為這是個絕好的機會，將步兵三大隊交給步兵第21旅團長指揮，命令他將敵軍追擊至比大營鎮還要往西的繁峙縣”⒅。

1936 年蔚代公路通車之後，從靈丘到大營鎮及繁峙的汽車並不是從平型關經過，而是經過東西跑池之間的杏窪梁，這一帶的制高點是東跑池村北的1886.4高地。阪 垣師團是機械化部隊，所以他既然設定進攻目標是大營鎮和繁峙，就必定要通過東跑池，團城口也是通往大營鎮的一個隘口，團城口不能走汽車，卻有一條由渾源南 下的大車路，可以任山炮通行。

以上兩條路恰恰都通過84師陣地。因此可以說，在平型關戰役前期（9月26日前）84 師守禦著主陣地。在《二戰區平型關會戰紀要》：“23日晨，敵約一師團分兩路進攻平型關及團城口。以坦克車數十輛，沿汽車路進攻蔡家峪。” ⑸《第七集團軍傅作義部南口會戰、至太原守城戰鬥詳報》：“敵今晨對平型關84師陣地攻擊甚急……團城口高師正面之敵係阪垣師團。似完全為機械化部隊，步 炮約四千餘人……東跑池汽路附近我陣地受敵攻擊數次，但均被擊退⑼”。在這些戰報中，都可以清楚看到84師陣地的重要性。

84師在平型關戰役前期的堅守，既殲滅相當數量的日軍，又為整個平型關戰役的運籌贏得寶貴時間，是對115師取得平型關大捷最重要的支持。

（三）陳長捷的《平型關戰役經過》究竟有哪些參考價值？

原 晉軍將領陳長捷被天津戰役被解放軍俘獲後羈押多年，被特赦後，寫過一篇《平型關戰役經過》，雖然介紹了一些閻錫山策劃平型關戰役的情况，但時任72師師長 的陳長捷，於9月27日才趕到戰場附近的大營，他對27日前的戰鬥情況並非親歷，因此所敘述的戰爭經過不是語焉不詳，就是錯誤頻出。比如：他說高桂滋在 24日夜“由於錯覺而怨憤，擅自放棄團城口，鷂子澗、東西跑池各部亦均退迷回村”⒆，顯然與《第二戰區平型關會戰紀要及經過》大相徑庭。


陳長捷。（資料圖片）

再 比如，陳長捷說“在郭軍到達前，高部的團城口、鷂子澗、西泡池間陣線，雖不斷受敵炮擊，守軍依托強固陣地，配備稍疏，尚無重大傷亡”。⒆而閻錫山卻在給蔣 介石的密電中報告，僅23日一天“我高軍傷亡團長副營長數員，連排長30餘員，士兵千餘。”。然而，因爲陳長捷畢竟也是平型關戰役的參加者，所以他的許多 說法，被後世史家誤認爲是權威見證。
陳長捷所謂“郭宗汾出擊被阻”究竟發生在哪一天？陳文：“軍主力經迷回村，越第84師陣地，直出團城口 攻擊敵人。部隊於半夜出發，在靜謐行動中，絕不虞高部早已悄悄地放棄了陣地。⒆” 衆所周知，林彪部隊伏擊敵寇的戰鬥，發生在9月25日，如果郭宗汾部是於9月24日半夜或25日凌晨出發，何來“時值八路軍於前一日抄擊敵後，於東河南以 西地區，殲敵近一個聯隊⒆”？如果郭宗汾部在八路軍抄擊敵後之後的半夜即25日半夜出發。那麼，顯然郭宗汾就沒有執行25日凌晨出發的命令！

正如續範亭先生在當年傳誦一時的文章《三年不言之言》中所說：“××軍官到師部去看他（指郭宗汾）時，他還在被窩裏睡覺，並且說：‘昨夜天氣不好，所以未曾行動。’”⒂
不 過，陳長捷也有說對了的，例如這一段話：“閻錫山和孫楚未能明瞭團城口高軍告急的真相，他們多少是不盡相信八路軍林師已插進敵後，造成了特別有利的形勢。 在對全局情況的迷惘下，自認出於慎重處理，對高桂滋說：即派郭宗汾預備軍增援；對八路軍說：待預備軍到達平型關，即從北翼團城口出擊。實際只命郭宗汾的預 備第二軍到大營，聽孫楚相機使用，仍留陳長捷的預備第一軍在代縣，而不以全力堅決出擊。舉措失著，致誤戰機。”（原文注釋略。請看《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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