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名“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在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后，引发大陆史家学者的一片嘘声。我知情很晚，是豆豆的夫君张清林打电话给 我，指责整理者舒云在书中弄虚作假，编造史实，未经他和豆豆的允许就贸然出书。张清林很是愤然，表示准备对舒云提出侵权诉讼。我问豆豆是怎么回事？豆豆 说，舒云没对她说过出书的事，更不知书的内容。
正好此时，我的一位朋友弄来这部书，他看了，说是一部大杂烩。我赶紧借来一读，内容确 实杂乱，大都是用旧文组装。全书不过26篇文章，其中24篇，早在二十六年前我就读过，有1980年豆豆给中央的申诉信，1982年她来北京就9.13事 件的真情实况向中央领导做的陈述，还有她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10篇旧作，另两篇分别摘自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和官伟勋的《我所知道的叶群》，为她的境遇 鸣不平。唯有说理不清的《为林彪元帅辩护》和添枝加叶的《林豆豆披露9.13事件真相》两篇算得上口述，却是出自舒云之口。
舒云改编林豆豆致黄火青的信
整理者为了“丰富”书的内容，对旧文做了大量的“翻新改造”，掺杂当今词语，虚拟情节细节，随心所欲地演绎。
其中《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就是舒云“深加工”“整理”出来的。其内容的混乱，让人难以卒读。
我在1986年采访林豆豆时，就见过这封信的底稿。那是在1980年中央宣布决定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后，豆豆写出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黄火青的信》，文中都是申诉人有条有理地用事实在为林彪一案的冤情作出辩护，没有谴责批判的用语。舒云为出书，篡改了原信说理的主旨,变成了一篇声 讨特别法庭的檄文。
比如，在信的开头“热烈欢呼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准备就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提起公诉”之后,先赞扬“极大地显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尊严与权威，有利于克服‘凡是’经学的巨大障碍，从而推动气势磅礴的思想解放运动”，
继而问责黄火青：“您关于林彪一案的讲话……是否保留有‘君过臣代’之类封建主义因素？是否做到了‘法不阿贵’？”这些豪言壮语既与全文基调不符，也不是林豆豆当年所用。
舒云在改动的信中，竟然用了盛气凌人的口吻：“有的同志……利用政治特权，并使这种特权深入到包括文艺界的社会政治生活各个领域，恃权凌法，不仅先入为主，而且先声夺人……”
还教训法庭：“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同样是要付出代价的。党和人民在同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反复激烈搏斗中，已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代价，也许还要付出新的代价。”
1980年的豆豆，是说不出这些话来的，无论她当时的认识水平、身份地位和整体社会氛围，都是不允许的，显然是舒云在塑造当事人胸怀正气的高大形象，采用了写小说的手法添加的。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作为本书正文第一篇的第一句居然就错：“从9月28日《光明日报》上看到您9月20日在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上的建议和发言……” 实际上，那次会议的召开日期是当年9月26日至29日，9月20日尚未开会，何来黄火青的“建议和发言”？正所谓“开口就错”。这是当事人的错，还是整理 者的错？
让我愤懑的是，信中对1967年在武汉发生的7.20事件的表述，是抄袭改造了我的《惊破毛泽东的霓裳羽衣曲》未完成稿。这 是我在1988年7次走访邱会作后写下的一篇追记文字，其中有邱的原话，有我当时的体会联想，文章还不成熟，后来我对有关问题(包括史实)的了解又有了变 化，我一直在思考修改，没有发表。舒云看到了这篇东西，既未经我同意，又不详加分析考证，囫囵吞枣添改到林豆豆1980年给黄火青的信中。偷抄我的草稿冒 充史料，这不是胡闹吗?
我仅举几例。
如：“江青哭哭啼啼来找叶群,说‘反革命分子’己经快冲到主席住处,高喊‘抓住那个胖子’！‘打死那个胖子’！他们喊的那个胖子就是主席……”这是我的原文，舒云照抄不误。
又如：叶群对邱会作说：“我劝101(林彪)也去武汉,他说：‘闹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本事处理。总理心脏不好，劝总理也不要去。江青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去?’”
对我的这段文字，舒云略加修饰，改为：“林彪气的发抖说：一个领袖这样不争气，干这种……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有本事处理这些乌七八糟的 事。这是他自找的，我是个军人，不能跟着他去丢那个丑。你（指叶群）也不要去。总理心脏不好，每天累成那样，劝总理也不要去。现在国家这么乱，有那么多大 问题需要总理来处理。主席在那里为了出风头，胡来，弄得中央领导只顾忙他个人的事去了，弄得党不党、国不国了！”
“叶群在旁边一直小声劝他(林彪)说，你小声点呀，这些话要是被窃听了,不得了呀。”
再如：我的文章中，把武汉空军政委萧前，误记为空降15军参谋长。舒云照抄，也跟着我错。
这些窃取或改装的语句，在“信”中随处可拾。
更令我啼笑皆非的是，舒云连我的观点和发挥——包括我已经抛弃的错误，也抄了上去。
如：当年毛不愿离开武汉是非之地，是他正迷恋一个伺候他的女服务员。这是汪东兴对邱会作亲口所说。对这个说法，我当时一方面相信这是事实，但一方面在文章的最后给毛泽东的私生活贴了金，舒云也原文照抄并添加了内容。
我的原文是：
林立果说：主席在武汉演这场戏，整陈再道，不是整陈再道一个人，而是为了做给军队看的。那么多群众互相残杀，死于非命，地方那么多老干部和陈再道等军队 老干部被斗得那么惨，家破人亡。他还在寻欢作乐！这太重色轻国了！与幽王无故点烽火有什么区别？！总理、首长（林彪）和军队把他救护出武汉，他不放心，也 可能不好意思回北京，却去了上海，住在最高级别墅里，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陪着。可是他一天也离不开……，就叫汪东兴用专机把刘某某等人立即送到 上海，藏在一个小楼里，怕江青知道，弄得江腾蛟、余立金很为难。他把好心好意保证他安全的陈再道弄到北京斗得那么惨，他疑心太重了！他容不得别人对他有任 何不同意见，除了江青和几个“秀才”，他谁也不相信。
这件事在许多人的心里并非什么秘密。提起这件事，（以上楷体字部分为舒云添加）不禁想起法国历史学家圣博甫和鲁迅的话。
圣博甫说：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形成，往往由于“许多细小的暧昧的不可捉摸的原因”。他举例说：“假如古代埃及女皇克留帕拉特拉的鼻子生得矮一点”,“历史的进程也许会成为完全另一种样子。”
情林彪的的晒半小时的太阳）（此处与上文接不上，原文如此，疑有脱落——明镜网编辑注），鲁迅在《阿金》一文中说：“我一向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 吴，杨妃乱唐那些古话。……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周邻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 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改革开放之初，虽然社会舆论已开始批毛，毛的光环仍在我这个老军人的心目中挥之不去。毛的生活作风不检点, 我总认为是小节，依然是用传统观念把被迫和毛上床的女孩子看成了“祸水”，借用了女皇和娘姨两个典故，给“伟大领袖”盖了块遮羞布。
我从后来的多年采访中获知，毛泽东是帝王心态，是他祸女人，不是女人祸国。玩弄女性在他是一桩小事，根本不会影响他的文革大业和个人行止。我一直在想撕开毛的这块丑陋的面纱，没来得及动手，就给舒云剽去当成宝用了。
舒云出了书，已感知自己的弄假成不了真，又让《新史记》刊登了《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的片断，用的标题却是《我听说的“720”事件》。她在这篇文章末尾，特意新添加了几句掩耳盗铃的“声明”：
“关于此事，均听他人所说，且记忆有限，以核实为准。”
还核实什么？一份本来完整的、已成为史料的信，给舒云大胆妄为地以自己的水平改来改去,
已经损害了当事人的信誉，又以道听途说来推卸责任，这不是在忽悠读者么?
我把对《林豆豆口述》的读后感告诉豆豆。豆豆抱怨说，人是你推荐来的，舒云还说她的材料是复制你的。——这更是让我有苦难言。
舒云确实是我引领她见豆豆，开始采写9.13事件的，我还给她介绍过我的研究9.13事件所得，提供有关书籍、资料，安排她接触多位当事人。这些年她四出走访，出了几本关于林的著述，平心而论，她对林的研究是勤奋的，是有一定贡献的。
但是，且不论她别的著述有多少问题，仅以本书而言，对当事人，对读者，对历史，都是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这种经过“润色”的“史实”，难道真能做到 “天知地知人不知”？即使是在境外发表，就不会有人来“找茬”？其实，早有人关注她在书中做的手脚，文革学者余汝信在电话里对我说：“舒云写的林彪，是写 《三国志》呢，还是写《三国演义》？”她急功近利、弄虚造假，竟然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程度。我真为她感到愧疚！
关注9.13事件的读 者，都希望听到已是老年的豆豆在自己的口述中，披露她所了解的历史真相，甚至有深刻的反思。很遗憾，舒云急于沽名，不严肃出书，歪曲了历史应有的真实，也 欺骗了读者质朴的感情。要知道，当今的读者已走出思想的牢笼，成百上千研究文革史的学者，不再受党文化的禁锢，泡沫般的历史在他们眼里被视为垃圾，更不会 听任像舒云这类“专家”的忽悠。
林豆豆四十二年前给黄火青的信，早己存进有关档案库，要是有朝一日翻出原信，两相对照，岂非遗笑后人?
林彪问题的研究，是严肃的历史课题，涉及到文革史、军史、党史、国史乃至国际共运史，有大量的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反思。它固然与林彪本人及有 关当事人、亲属的名誉待遇分不开，却绝不仅限于此。因此，对待挖掘、搜集、整理史料这一最基本的工作，就特别需要严谨、负责的态度（且不论功力），谨慎尚 唯恐差讹，岂能伪造史料平添困扰？更何况，这一领域的研究还面临当局干扰、档案不开放、研究者稀缺、研究成果难以面世、当事人知情人纷纷亡故的困境。我只 能祈望有志学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孜孜以求，写出一个真实的林彪来。
我是较早介入林彪事件研究的人，采访过近百人，磨难备尝。我把我采写的经历和遭遇，理出几段文字来，以使公众略知其中曲折。
为林彪立传,初见“监护”中的林豆豆
那是1986年春，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约我撰写林彪传。虽说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依然是我们头顶上的紧箍咒，要写一 个已定性为“叛党叛国、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元凶”，我笔触的尺度怎么把握？编辑部主任王长龙给我消除疑虑，说他们编辑部准备为元帅立传，不能没有林彪，林彪 是个特殊人物，写他的书，目前只能作内部读物，出版计划已得到总政宣传部的批准，请我出山，考虑到我是老编辑，会把握好政治是非的关口。王拍胸脯：“你放 宽心地上马，要有事，先打我王长龙的屁股。”
我和王长龙是老相识，他热情地举荐，又有官方的支持，政治上似乎已开始解冻，写作也有了自由度，可要表现一个真实又敏感的人物，仍旧会触动我党我军宣传口的阶级斗争导火索。在受领任务时,
我不无顾忌地向王表示：“我绝不会给您惹事生非，遇到麻烦我就得甩手。”
我早知道林彪女儿林立衡（豆豆）发配在河南郑州。前些年，一位河南作家对我说过，他的一位亲戚在郑州汽车制造厂一分厂工作，和豆豆在一个办公室，还桌对桌。有了这一难得的关系，我先去了郑州。
汽车厂是纪登奎抓的点，造反派当家，豆豆在汽车厂虽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因是特殊人物，一直受到公安部门的监控。我想起有个战友在郑州市公安局当副局长， 就上门找他。正巧，他分管监控全市的地富反坏右，豆豆就是他掌控的重点人物。他告诉我，豆豆属中央监控对象，到郑州落户后，省公安厅对她的“安全”有严格 约束，她的日常行动，由汽车厂革委会指派得力的专人给予“保护”，不经允许不得离厂，经批准的外出也必须有人随从。
这位战友给我讲了 两个关于豆豆的笑话。豆豆进厂不久，全国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郑州市在体育场召开批判大会，点名要豆豆参加。那天, 会议主持人宣布到会省市革委会领导人名单之后，为了增大讨伐邓小平的声势，又提高了嗓门宣布说：“到会的还有林彪女儿林豆豆！”这下像炸了窝,都伸头四 望,发现观众席中有个女军人，误认是林豆豆，纷纷离座围过去看稀罕, 会场顿时乱成一锅粥……从此,汽车厂成了风景点，天天来一大群人守候在厂门口，等着一睹豆豆的尊容。再一件事是豆豆安家时，工人给她搬运一只木箱，发现很 沉，是两人抬的，很快就有传说是一箱黄金，林彪留下的遗产。经派人查实，是豆豆的一箱书。
战友还告诉我，近些年，省市公安厅对豆豆的 监控已有很大的松动，但豆豆深知自己还在大软禁中生存生活，除了上班下班，一般都闭门不出，偶尔到食堂打打饭菜，从不与外人接触。战友对我很通融，要我以 总政名义向厂方提出是来向豆豆访谈9.13事件的，让厂方向他作出请示报告。他当然会高抬贵手。
我依照他提议的公事公办的组织程序见到了豆豆。当时她患皮肤过敏症住在省中医院。初见她，真是像林彪基因的遗传，体形纤小瘦弱，身着一件天蓝间白花的对襟短衫，俨如一家庭主妇，憔悴的脸庞，仿佛刻记了她15年的悲情岁月。
经验告诉我，只追求律师一样的效应，为林彪去做无罪辩护，访谈只能走进死胡同。我决定让她走出医院，逛大街，见她结识的新老朋友，松动了她封闭的精神。逐渐地，她像老朋友一样，开襟见怀地谈起她的家事、境遇和她不幸的沦落……
听豆豆讲述三年磨难
豆豆给我讲述了以下故事——
9月13日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后，惊动了世界，举报这一事件的豆豆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被召回北京玉泉山接受秘密问讯。审问人是谢静宜，她带来毛的安抚信：
豆豆：
不要伤心。你们家分两派，我在一个月前就听说了。好好注意身体。
毛泽东
10月6日
谢静宜开出一张要豆豆交待的问题的清单，内容有：9.13事件的经过；林彪手令怎么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幕后；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关 系……特别要追查9月12日晚上叶群和周恩来通话的内容，这是毛最担心的——自己的卧榻旁，是不是还睡有“中国的赫鲁晓夫”。
豆豆只回答了一条：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诓骗上飞机的。
谢静宜认为豆豆是在舍车保帅，她凛然对豆豆说：“你要放明白，毛主席派我来不是来听你宣传的，你交待好了，还能给你保留《空军报》副总编辑的位置。”
谢要豆豆不要再冥顽不化，和家人划清界线，揭批林彪的阴谋，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再立新功。
谢是毛泽东身边了解外界的一只眼，她很熟悉空军在文革中内部派系的争斗。她的丈夫苏延勋，原是空军的机要局长，因反对老司令刘亚楼已“靠边站”。毛请他 吃饭，安抚他，要他继续留在空军：“看看他们会对你怎么办！”苏把搜集来的“小舰队”的“异常活动”都通过自己的夫人报给了毛，这些信息在毛林之争中（特 别是毛南巡前后）起了特殊作用。
豆豆坚持不改自己的说法，谢静宜口含天宪也难以应对豆豆的不屈。唯一能惩治她的，就是下令撤销她和张清林六菜一汤的优待，一日三餐送来战士食堂的大锅饭菜。
豆豆也写出不少交待，在谢静宜看来却都是在避重就轻，都不是毛泽东所要的。其中，有林讲毛林关系时对毛不利的言词，谢静宜看了大为光火：“这是放毒，把这些告诉群众是在犯罪!”
她要完成钦命，不得不天天来施压，争吵。谢看到久拖难有成果，想出新招——软化张清林。把他们分开，各住一座楼。谢静宜要张清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跟她合作，她对张清林说：“为党立功，交待出了成绩，毛主席高兴了，会见你的。”
三人苦争苦斗了半年，张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待，谢静宜修改后交豆豆重抄，送给了毛泽东过目。
1972年8月26日晚上，周恩来带领李德生、纪登奎在人大会堂接见豆豆。那次还有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在座，谢静宜做记录。
周恩来开场说得很亲和：“主席要我和你们两人谈谈，我拖了几个月，今天我代表主席来见你们。”接着，周批评豆豆：“听说你们和谢静宜同志吵架了？谢静宜同志是代表毛主席，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周问询豆豆9.12晚上一些情况后，转入正题：“豆豆,你在北戴河向我报告，林彪的出逃，都是老虎搞的。他是副统帅，谁还能命令他？老虎在9.13前我还见过……”
豆豆不放过这一机遇，向周恩来陈述林彪是怎么被骗出走的，没说几句，周拉下脸来开始指责豆豆：“你林立衡的思想作风，完全是你林家的那一套!”纪奎奎也训斥她：“林立衡,你不要自认为是很清白的!”
周对豆豆的执迷不悟很不满，要领导专案的李德生继续管束豆豆。李说：“我要出国。”周当即宣布，由他亲自管理豆豆，并要豆豆回空军去接触群众，接受再教育。
豆豆回到空军，空军派出著名女飞行员诸惠芬等三人来轮番“帮助”。郭玉峰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三天两头来查案情。豆豆在高压下精神崩溃了，服用了一把安眠药，经301医院抢救后，交回空军报社隔离审查。
豆豆被视为林彪留下的“钉子”，由空军报社组织人大会批,小会斗。为防止再自杀，把她关进一间只有8平米的房间，派专人日夜监守。窗户用报纸糊死，房间 内昼夜开着灯，不准挂蚊账，她身上给蚊子咬得遍身是肿块，看守人每天端来一盆稀释的敌敌畏泼洒在地面上。屋内空气污染，又数月不见阳光（看守人在墙上挖了 个小洞，每天让她伸出手臂晒半小时的太阳），牙掉了6颗，头发掉了一半，体重剩下70多斤。在自己生命存亡关头，她向毛泽东写出求救信。
1974年7月31日,空军政委高厚良向监禁中的豆豆传达最高指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同张清林往来，他们与死党有区别。
经政治局讨论，决定豆豆下放到农场劳动锻炼。
8月初，豆豆和张清林一起来到黄河滩上，这里是空降15军43师的农场。豆豆改名叫张萍。
最初安排豆豆的劳动是给果树打农药，农药引起她皮肤过敏，浑身红肿搔痒，后改为牵牛种地，她使唤不了牛，又让她锄草，喂猪，做酒。干过多种农活。空降 15军政委张纯清来看望她，同情她的处境，要她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豆豆说，我不会再写信了，我会活着，我活着历史也活着。
1975年10月5日，中央组织部和空军干部部派人来农场，向豆豆宣布邓小平的指示：恢复组织生活，恢复真名，按干部待遇安排到地方工作。
豆豆提出回北京的请求被拒绝，只能去人生地不熟的郑州。
走访近百知情人,艰辛备尝,还招来横祸
豆豆做过编辑、记者，现在换了位，她懂得如何应对我。最初几天的交谈，我提示，她叙说。我急切地想从她口中知道，林彪的出走是主动或是被动？多年来，社 会对林的晚节褒貶不一，生发出许多的小道传闻。豆豆虽有个人刻骨铭心的沉痛记忆，却无法作出对这一关键史实的确切说明。
一个月的访 谈，虽然对林豆豆的个人遭遇有了了解，我想要得到的关于林彪的情况却收获甚少——不是豆豆不想谈，是她谈不出来。她虽生活在优渥的帅府，但这里处处都是政 治藩篱，她受阅历和学识所限，无法深入父亲胸怀中的另一个世界，特别是那些叱咤风云的军事斗争和残酷又阴暗的政治博弈。
我决定扩展访 谈范围。回到北京，我甩开两手开始拉网式地采访林的方方面面。先找到前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些老人，战争年代，他们和林朝夕相处，现在都退休在家，如副总 谋长阎仲川, 总参作战部长苏静，某国防工程负责人蒲锡文，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等。林的老秘书中，我拜访了潜艇工程基地主任夏桐，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以及部分建国后林 办的工作人员。我还走访了8341的警卫人员、专案组、“小舰队”和其他知情人等。更高层的有林的老部下萧克，耿飚，任思忠 (广州军区政委)，专案领导人李德生。
我还想走访9.13事件中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黄吴李邱，他们经受过特别法庭的审讯，也许会从 愤懑的胸中吐露出些真情。可他们都不在北京，军事法院把他们交给军区看管，黄永胜在青岛，吴法宪在济南，李作鹏在太原，邱会作在西安。我决定先去见李作 鹏。李在东野是林身边的作战处长，东北战场他是最知情的人。李作鹏可能是急于要摆脱自己背负的沉重枷锁，得知我要见他，就给公安部写了封揭发信，说我到太 原向他了解林彪的历史，是筹谋为林彪翻案。此信转到了总政，总政怕“火烧阎王殿”，不去清理批准出书的宣传部，反来抓我一个编辑当祭品，责令我停止对林的 一切采访活动，要我保持晚节，并写出书面检讨。
这突如其来的橫祸加身，我像是狠狠地挨了一闷棍！我向找我谈话的领导人表明：我出师有名，是解放军出版社聘请的，组织出版这部书，有你们宣传部的批示，我没有过错，更不承担任何责任，绝不会给总政写出一个字的检讨。
最终，由《星火燎原》编辑部担当了责任，写出了书面检讨。事后，王长龙忧愤地对我说： “我们生存在总政的屋檐下,只能低个头。”
我的一支秃笔却给封了，采访笔记也锁进了箱底。很快，就给我下达了退休命令。
还原真实的林彪,路漫漫其修远
1990年代初，我走进了《炎黄春秋》编辑部，被聘为副主编。在编委会中，有不少是从旧意识形态营垒中冲杀出来的老革命，他们谆谆地教化我，要我摒除党文化，远离“立场观点”的偏见，用刘知己的“不掩恶”、“不虚美”的理念重新审视我们这支“王者之师”。
老革命们解放了的史观，燃起我重写林彪的热情。我的一位邻居曾是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专案的材料组成员，是他把全军批判揭发林彪的材料编辑整理成十大 捆，存入西山军委档案馆。这是难得的“宝藏”，我试图走进档案馆查阅，可惜那里已高挂杨尚昆等“五人小组”的禁牌：关于林彪的一切资料不得解密。
我不甘心碰壁，用了几年功夫，通过搜集知情人的眼见耳闻,
获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实，证明林彪在9.13事件中是无罪的。林彪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一个十恶不赦谋害毛泽东的罪魁祸首；“林彪反党集团”根本不存在；“小舰队”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却是闪亮生辉，林立果等一帮仁人志士壮志未酬，值得讴歌。
我由此猛然醒悟到，执笔写众望所属又关卡森严的大部头，首先得把推进粪坑里的“死魂灵”扒拉出来冲刷，还原林彪真人的模样。这对我来说，是一项要去翻越历史穷山恶水的艰巨工程。
我有自知之明，没有能力去作为，我只能把走访萧克、耿飚、李德生等熟知林彪的高层领导人的言论，逐字逐句地记录在案，也原汁原味录下林彪身边的参谋、秘 书等工作人员对林的记忆。这些可贵的资料，我都没有公开，仍旧在做缜密的研究，考证它的原委，琢磨它的真实性。多年的编辑经验告诉我，在政治环境浑浊的当 下，若要把历史的真相面世，官方肯定会来兴师问罪；若所述史实稍有偏差，读者更不会饶恕你。
我还看到，被扭曲的9.13事件要回归真 相，最大的困难，是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定性林彪“叛党叛国”的1971年57号文件，印发全党数落林种种“罪行”的三批材料，以及持续数年之久的“批林批 孔”,这些发动亿万军民参与的大批判运动已“深入人心”，在我们这个思想一统的“共和国”，要转变被颠倒了的舆论，非我单枪匹马所能做到，唯一的办法是鼓 动有识之士参与拾柴，只有熊熊的大火才有可能照亮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些年来，研究林彪的人越来越多。凡是有志者找上门，我是来者不 拒，都诚心接待，告之他们我的所得，提供资料，安排介绍对当事人的采访。他们中大多是国内外读者十分信赖的。其中值得我推崇的，一位是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孙 万国，他的《古有窦娥，今有林彪》较真实地反映了9.13事件始末；另一位是美籍学者丁凯文，经他多年搜集汇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集纳了国内外知名学者 对林彪事件提出的质疑和评述，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还有一位是从未谋面的美籍华人司马清扬，他是化学博士，用业余时间从大量史料中研读梳理中共人物， 和丁凯文合作写出《找寻真实的林彪》,又独立著述了《周恩来与林彪的终极对比》,他的分析是深入的，公正的，能独到真实地握住林彪的政治品貌。在众多记叙 林彪的著述中，我认为他的书令人折服。
再一个是中新社老记者高瑜。她是最早向国内外介绍9.13事件和林豆豆落难情形的。2011年 9月初，我们在北京郊区召开了9.13事件40周年反思纪念会，邀请当事人和家属26人，专家学者18人，畅谈了9.13事件的发生、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变 故，以及今天的认识。我请高瑜来主持会议，并写了报道。全世界5300家网站转载，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与这些真诚的、有责任感的 学者相比，舒云走的却是另一条路。舒云走近林彪，热情有余，严谨不足。她是半路出家的，没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不具有史家的严谨，最初出现的错误，我是谅 解的。她本应接受教训，敬畏历史，在自己前进的路上做出更为艰苦的探索，花大气力从大量的口述中获取真实而有价值的史料，不料却名利心切，在书中添枝加叶 地编造情节，又窃走我写成的资料加以滥用，失去了学者应有的人品和操守，玷污了史学研究真诚的风气。这种做法让人不齿。
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是告诫她，摆正自己的态度，走正道，为探索历史真相脚踏实地地前行。
刘家驹，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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