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與窮的兩個美國中產階級漸消失

亞洲週刊

黃靜華

美國新貧階層出現，貧窮人口數量創歷史新高。社會各階層在居住上的區分與教育上的鴻溝，讓美國變成了富與窮的兩個美國，很少很少的富人及很多很多的窮人，中產階級正在消失。


自九月中，一千多名以二三十歲青年為主的民眾響應自由派刊物《廣告破壞者》(Adbuster)的號召，聚集在紐約下城曼哈頓區，試圖佔領華爾街以來，「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We are the 99 percent)」口號開始往全美漫開，它響亮而成功，因為符合事實。原來不在一塊的二三十歲懷抱理想主義的浪漫知識青年、四五十歲正為現實拼鬥的藍領工會成員或白領上班族，成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新貧族，對立面則是在財富金字塔頂端的百分之一的人——一份最近的分析指出，其中的百分之四十三是非金融財團的CEO，百分之十八在金融業，百分之十二是大律師或房市大亨。美國成了富與窮的兩個美國，很少很少的富人及很多很多的窮人，中產階級正在消失。

美國統計局在十月間公布二零一零年的收入、貧窮及醫療保險年度報告，有二百六十萬人加入貧窮行列，貧窮人口總數增加到四千六百二十萬，是自一九五零年代以來的歷史新紀錄。同樣創紀錄的是其中十八歲至六十四歲、一般定義為就業年齡的貧窮人口數，以及尤其嚴重的兒童貧窮人口。

這一波的新貧人口向原是中產階級聚居的都會郊區延伸，研究政府政策的布魯金斯基金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顯示，過去十年間，貧窮人口在主要都市的郊區成長百分之五十三，比城市快得多，是城市的二點二五倍。這樣的發展不只改變了抽象的社會階層的結構與分配，還改變了具象的社區結構的樣貌。

十一月中，一份由史丹福大學經濟及社會學教授聯合主持、在全美一百一十七個大都會區所進行的研究證實了這樣的趨勢。報告中以二零零七年與一九七零年比較，研究中定義為中間收入的家庭，從一九七零年的百分之六十五降低到百分之四十四，而富裕及貧窮的社區則各從百分之十五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三。研究止於二零零七年，金融風暴尚未爆發，如果延伸到今年，恐怕結果還要更「可觀」。

研究還包括以地圖色塊標示社區面貌因財富重分配而來的改變。雖然美國原就有貧民區與著名的富豪聚居之地，但多數仍是中產與中上階級混居的郊區「好街坊」(good neighborhood)，但十年來，宛如五十年代城市黑人與郊區白人住宅區的形成一般，那些好街坊漸漸分成了新貧區與富豪聚居的小區塊。在研究所選定的百多個中、大型都會及鄰近地區中，有高達百分之九十發生這種進一步的貧富區隔。

研究主持人里爾登(Sean F. Reardon)教授指出，這種貧富更加兩極的結果，對於美國的下一個世代有更嚴重的指涉。居住區的貧富區隔將使新貧區的孩子無法取得可以在社會階梯上往上爬的資源，這又是五十年代以來城市黑人所遭遇的翻版，可能還更嚴重。

在美國，有越來越多的孩子接受政府的午餐補助。根據負責學童午餐補助計劃的美國農業部的資料顯示，去年度接受補助的學童達二千一百萬，比二零零七年的一千八百萬增加了百分之十七。其中佛羅里達、內華達、新澤西及田納西等四個州，已連續四年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研究該計劃的Benjamin Senauer說，變化及成長速度之快，使得在這領域的研究幾乎無法跟上。

午餐補助反映窮人增加

美國國會在一九四六年通過學校午餐法案(National School Lunch Act)，用意是以學校辦午餐的方式來幫助消耗過剩的農產，以維持農產價格，避免穀賤傷農。在一九七零年，大概全國每天所供的二千二百萬份午餐中，有五分之一是接受補助的，去年的比例卻超過了百分之六十。

約半凡是符合請領糧食(food stamp)的都會自動列入午餐補助的名單，因為失業率不斷攀升，合格的人越來越多，佛羅里達在過去三年內增加了二十六萬五千人，這樣的數字已經夠可觀的，但並不是符合資格的家庭都會申請補助，午餐補助計劃因此被認為是比僅僅依據家庭年收入要來得更準確的貧窮指標。上月份教育當局所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申請人佔符合資格人口的比例從去年的百分之四十九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二，雖然只是百分之三的區別，但它跨過了百分之五十的關鍵點。

而那只是全國的平均，在喬治亞州首府東邊的小鎮康爾斯(Conyers)，申請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六十三。一個學校中經辦該業務的行政人員說﹕「其中有許多是第一次合乎申請資格的。」

一如前面所說的一般，新貧階級在郊區的「好街坊」，學生需要午餐補助的比例印證了這樣的發展。離明尼蘇達州首府不過幾分鐘車程的羅斯維爾(Roseville)原是一個繁榮的商業城，四年來，接受午餐補助的學童比例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在紐約州的羅徹斯特(Rochester)，多數居民是高教育水平的專業人士，曾獲選為全美第六個適合人居的城市，但現在因為科達、全錄等大科技公司裁員，許多工程師及技師為孩子申請午餐補助，有的還特別拜託學校為他們保守秘密。住在喬治亞康爾斯市的道森是沃爾瑪百貨的銷售員，有一個十五歲的女兒，她的丈夫原是餐廳經理，去年丟了工作。她苦笑說﹕「我們盡一切可能的省錢，到二手店買衣服，今年第一次合補助資格，繳了這麼多年的稅，沒想到是以這樣的方式回收。」

新貧階級在郊區，並不表示藍領階級的小鎮或城市貧窮區的情況就較好。在北卡羅萊納的一個小鎮，多數居民在一家木材及紙業工廠工作，工廠大規模裁員之後，需要午餐補助的學童一下子多了幾百人。在拉斯維加斯，原本許多富人願意去多購置一個豪宅作為度假休閒之用，金融風暴之後，房市蕭條，富人不過是少一間房子，但建築工人失業，導致市教育局多了一萬五千名需要午餐補助的學生。在密蘇里州堪薩斯市的一個學區，幾年來，區內的一個大百貨商場及連鎖大賣場陸續關門，合乎補助資格的學生佔全體學生的百分之七十三。在原本就是貧窮人口多的如達拉斯、芝加哥等大城市，許多學校連晚餐都提供，以免孩子餓著肚子上床。

這種新貧人口的增加，加上社會階級在居住上的區分，在教育上已出現鴻溝。里爾登指出，現在貧富學區學生學習評比上的差距比七十年代因膚色而產生的差距更加大百分之四十。而因經濟的差距，莫說那些連午餐都要補助的孩子沒多大機會上大學，即使上了大學，以現今每年至少四萬美金的學費，可能無法完成學業。這也就同時意味著將來的經濟政治精英很可能為富人的第二代所壟斷，而他們將因成長於更大的族群隔閡的環境下，而更缺乏為弱勢考慮的能力。

美國政策向富人傾斜

這一貧富兩極化的美國，是因為政策上右傾而造成的。《紐約時報》的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說明了賦稅制度、企業財務規範等政府政策對貧富差距的影響。在過去三十年間，中產階級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但在金字塔頂層，那百分之一的富豪的收入卻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八十。光是二零零五一年，他們的平均年所得就從四百二十萬美元竄升到二千四百三十萬美元。

賦稅政策上，在九十年代以現今競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金里奇(Newt Gingrich)為首的國會，將作為富人財富來源的資產利得的稅課大舉調降，而中產階級主要收入的薪資稅負卻上升。小布殊時代除了大幅降低富人的所得稅外，還大手筆地讓企業的境外經濟活動免稅，而營業開銷，不分境內外，都可要求退稅。超黨派的稅務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指出，有四分之一年收入超過一百萬美元的富人只繳少於百分之十二點六等級的稅，比許多中產階級低。這還不包括二零零八年以來的各種紓困措施，一般民眾投資失利得自行認賠，大企業財團才有政府出手幫忙，CEO們紅照分，利照拿。

現在的國會發言人約翰·博納(John Boehner)貧困出身，每談起幼時的苦，總要落淚。他不是不知道底層階級的苦，但這個以共和黨為多數的國會仍不肯在取消富人稅負減免上讓步，如何能指望將來那些生在、長在雲端的精英能在政策上縮短貧富差距？

哈佛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威廉·威爾遜說，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從財富開始，不止於財富，那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人們越來越不會視美國為一個整體、一個我所屬的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