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国之后，立即揭露中共当局的暴行。随即，中共发布了两个信息。一个是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的说法，一个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说法。这两个说法不能自圆其说，自相矛盾，表明中共当局的文宣系统和意识形态部门已经陷入了脑瘫状态。
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余杰不是“著名作家”
在一月十二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问：“余杰离开中国，您如何评价？”发言人刘为民回答说：“我没听清你说的是谁，每天那么多人出国。”记者补充说：“余杰，中国著名作家。”刘为民回答说：“我不清楚你说的情况，但我没觉得有多少中国人觉得他是著名的作家。”
从刘发言人的这个回答来看，他多多少少知道我的一些情况，至少他知道“没有多少中国人觉得”我是一个“著名作家”。但是，既然连日理万机的刘发言人都知道我是一个“不著名作家”，进而专门调查过中国民众对我的“不知道”，可见我还是有一点点“著名”的。
转换话题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一件看家本领。在日本记者的问题中，我的“著名”或“不著名”并非关键所在，日本记者询问的是中共当局对我离开中国有何评价。一个专制政权不能容忍任何批评意见，用暴力手段逼迫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祖国无法生存而离开，刘为民应该如何评价呢？对他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转移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影帝温家宝之下，外交部部长和外交部发言人，哪一个不是演技出神入化的戏子呢？
能够当上独裁政权外交部门的发言人，个个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谎话大王。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发言人萨哈夫，在美军兵临城下之时，还大言不惭说要与之决战到底。言犹在耳，他即仓惶逃窜，不久便落入法网。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发言人穆萨·易卜拉欣，口口声声说要与伟大领袖共存亡。话音刚落，他便弃主而去，女扮男装，企图蒙混过关，仍然锒铛入狱。两个谎话大王的下场都颇为凄惨。我相信，刘为民的下场未必比他的两个前辈好；因为他的主子胡锦涛的下场未必会比萨哈夫的主子萨达姆和穆萨·易卜拉欣的主子卡扎菲好。
中共治国的法宝就是暴力和谎言。在这个极权体制下，不愿说谎的人必然被淘汰出局，远的有“六四”时央视的播音员杜宪、薛飞，为同情学生而穿丧服上镜，结果被央视扫地出门；近的有白岩松忍无可忍，在温州动车事故中说了几句良心话，而遭遇“被下课”。反之，习惯说谎的人则游刃有余，飞黄腾达。反之，巧舌如簧的人必定仕途发达。刘为民便是如此，他爬呀爬，从驻外使馆低级文员做起，终于爬到了大使级的发言人的位置。这个台阶是多少谎言堆砌而成的？他能够成为中共政权的“名片”，不是他长得有多么英俊潇洒，而是他说谎的本领已然炉火纯青。所以，笨嘴拙舌、阴森刻板的胡锦涛及“真理部”的其他头头们，自然会重用此种黑白颠倒、指鹿为马者。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余杰制造了巨大的“敏感”
这边外交部的发言人口吐莲花，那边《环球时报》的评论员吹拉弹唱。一向以党中央的打手自居的《环球时报》（流氓文人摩罗誉之为“中国最优秀的报纸”），在这个时刻当然也不甘落后。《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亲自出马，在微博上发表了若干针对我的攻击性的言论。他说：“看看我在微博上受到的汹涌攻击，就知道余杰在现实社会中那样写书，究竟制造了多大的敏感。这些敏感是客观存在的，当余杰后来这几年把它放到足够大时，体制的反应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
有趣的是，胡锡进在发言之前，显然没有跟刘为民作好充分的沟通工作。刘为民说我“不著名”，胡锡进本应当跟着继续证明我的“不著名”。然而，胡的说法恰恰反证了我的“著名”——他一批评我，立即就遭到微博上言论的“汹涌攻击”。由此，他认识到余杰“制造了多大的敏感”，对于这样的“敏感因素”，当局动即便用暴力手段来整肃，也就是“必然的和必须的”。
外交部发言人和《环球时报》总编辑制造了两个自相矛盾的“真相”——如果真相如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所说，像我这样的“边缘人士”，即便出走异国，也悄无声息，又怎么可能如胡锡进所说，引发“汹涌”的评论浪潮呢？但倘若胡锡进说的是真话，那就表明关注我的命运的人仍然很多，在公开的媒体上无法发表，遂在微博上汇集成汪洋大河。由此可见，我的“著名”程度未必低于占据外交部发言人高位的刘为民。
在胡锡进在微博上发表如此言论的次日，《环球时报》发表了署名单仁平的社论《中国不是禁止自由主义的铁幕》。这篇文章中涵盖了胡锡进博客里的好几句名言，可见这篇文章要么是胡锡进亲自操刀，要么是他命令手下“口述实录”。这篇社论指出：“余杰长期与中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崇尚对现实的极端批判……这次他‘出走’美国，对他个人来说应当算是一种解脱。”这篇文章又认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出走与世界大量有才华的人纷纷来中国创业，是逆向而行的。就在本周一，《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号召美国青年人’去中国’工作，原因是中国‘有充裕的就业前景’，‘有相当多自由’。”
在单仁平看来，我离开中国的选择逆世界潮流而动——人家纷纷进来，你却孤零零地出去。当然，今天的中国确实是全世界最容易赚钱的地方。天下熙熙攘攘，为利而来，为利而去，来中国的老外，是为了赚钱，而不是认同中国的制度。否则，为什么没有多少外国人争先恐后地加入中国国籍呢？他们赚到一笔钱以后就离开了。这根本说明不了中国有多大的软实力和自由度。
靠酷刑维持的政权有多大的吸引力和软实力？
单仁平一厢情愿地把中国的现状描述得如花似锦，他却忘记了中新网上发布的一则消息：“中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富人想要移民，而亿万富翁中，有移民意向的更高达百分之七十四。其实，这种状况已非一日了。现在的现实是，但凡有点家产，官员做裸官，演员改国籍，学者最好有国外的绿卡，而民营企业家，移民似乎成了一种潮流。”这个数据表明，不仅平民百姓对当局充满怨恨，的精英阶层在这个国家也没有安全感，对这个国家更没有认同感。连中共的下一任党魁习近平都将女儿送到美国镀金，是美国好，还是中国好，习近平先生心中自有一个小算盘。习近平的官当得比单仁平和刘为民大，智商也比他们高，所以习近平的选择才是更多中国人的选择。
对于富人阶层来说，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国家；而对于像我这样将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视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知识分子来说，中国是一个自由极度匮乏的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认为，一些公民受到法律制裁，不是因为中国压制言论自由或宗教自由，而是这些人违反了中国法律的底线，因此受到惩罚，这与“所谓的”人权毫无关联。刘晓波的遭遇是如此，我的遭遇也是如此。胡锡进则认为，我的言论是在“为难”中国。然而，无论是刘为民还是胡锡进，都不敢公开回应我揭露的秘密警察滥用酷刑的事实——我不是惟一遭受酷刑的中国公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这些秘密警察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国的哪一条法律和联合国人权宪章的哪一个条款呢？
滥用酷刑，践踏法治，最终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无论我著名或不著名，无论我的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我的言论都在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言论自由的范畴之内。今天，当局可以肆无忌惮地践踏我的基本人权、对我施行暴力；明天，这种暴力也可能会降临在每个中国人身上，包括刘为民和胡锡进都无法幸免。今天剃他人头者，明天自己的头亦被他人所剃。卡扎菲的下场便是如此：他残暴地杀戮民众，最终自己也落得个暴尸街头的下场。肆意说谎、纵容暴力的刘为民、胡锡进以及他们的主子胡锦涛、温家宝，当三思而后行。
──《观察》
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余杰不是“著名作家”
在一月十二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问：“余杰离开中国，您如何评价？”发言人刘为民回答说：“我没听清你说的是谁，每天那么多人出国。”记者补充说：“余杰，中国著名作家。”刘为民回答说：“我不清楚你说的情况，但我没觉得有多少中国人觉得他是著名的作家。”
从刘发言人的这个回答来看，他多多少少知道我的一些情况，至少他知道“没有多少中国人觉得”我是一个“著名作家”。但是，既然连日理万机的刘发言人都知道我是一个“不著名作家”，进而专门调查过中国民众对我的“不知道”，可见我还是有一点点“著名”的。
转换话题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一件看家本领。在日本记者的问题中，我的“著名”或“不著名”并非关键所在，日本记者询问的是中共当局对我离开中国有何评价。一个专制政权不能容忍任何批评意见，用暴力手段逼迫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祖国无法生存而离开，刘为民应该如何评价呢？对他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转移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影帝温家宝之下，外交部部长和外交部发言人，哪一个不是演技出神入化的戏子呢？
能够当上独裁政权外交部门的发言人，个个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谎话大王。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发言人萨哈夫，在美军兵临城下之时，还大言不惭说要与之决战到底。言犹在耳，他即仓惶逃窜，不久便落入法网。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发言人穆萨·易卜拉欣，口口声声说要与伟大领袖共存亡。话音刚落，他便弃主而去，女扮男装，企图蒙混过关，仍然锒铛入狱。两个谎话大王的下场都颇为凄惨。我相信，刘为民的下场未必比他的两个前辈好；因为他的主子胡锦涛的下场未必会比萨哈夫的主子萨达姆和穆萨·易卜拉欣的主子卡扎菲好。
中共治国的法宝就是暴力和谎言。在这个极权体制下，不愿说谎的人必然被淘汰出局，远的有“六四”时央视的播音员杜宪、薛飞，为同情学生而穿丧服上镜，结果被央视扫地出门；近的有白岩松忍无可忍，在温州动车事故中说了几句良心话，而遭遇“被下课”。反之，习惯说谎的人则游刃有余，飞黄腾达。反之，巧舌如簧的人必定仕途发达。刘为民便是如此，他爬呀爬，从驻外使馆低级文员做起，终于爬到了大使级的发言人的位置。这个台阶是多少谎言堆砌而成的？他能够成为中共政权的“名片”，不是他长得有多么英俊潇洒，而是他说谎的本领已然炉火纯青。所以，笨嘴拙舌、阴森刻板的胡锦涛及“真理部”的其他头头们，自然会重用此种黑白颠倒、指鹿为马者。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余杰制造了巨大的“敏感”
这边外交部的发言人口吐莲花，那边《环球时报》的评论员吹拉弹唱。一向以党中央的打手自居的《环球时报》（流氓文人摩罗誉之为“中国最优秀的报纸”），在这个时刻当然也不甘落后。《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亲自出马，在微博上发表了若干针对我的攻击性的言论。他说：“看看我在微博上受到的汹涌攻击，就知道余杰在现实社会中那样写书，究竟制造了多大的敏感。这些敏感是客观存在的，当余杰后来这几年把它放到足够大时，体制的反应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
有趣的是，胡锡进在发言之前，显然没有跟刘为民作好充分的沟通工作。刘为民说我“不著名”，胡锡进本应当跟着继续证明我的“不著名”。然而，胡的说法恰恰反证了我的“著名”——他一批评我，立即就遭到微博上言论的“汹涌攻击”。由此，他认识到余杰“制造了多大的敏感”，对于这样的“敏感因素”，当局动即便用暴力手段来整肃，也就是“必然的和必须的”。
外交部发言人和《环球时报》总编辑制造了两个自相矛盾的“真相”——如果真相如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所说，像我这样的“边缘人士”，即便出走异国，也悄无声息，又怎么可能如胡锡进所说，引发“汹涌”的评论浪潮呢？但倘若胡锡进说的是真话，那就表明关注我的命运的人仍然很多，在公开的媒体上无法发表，遂在微博上汇集成汪洋大河。由此可见，我的“著名”程度未必低于占据外交部发言人高位的刘为民。
在胡锡进在微博上发表如此言论的次日，《环球时报》发表了署名单仁平的社论《中国不是禁止自由主义的铁幕》。这篇文章中涵盖了胡锡进博客里的好几句名言，可见这篇文章要么是胡锡进亲自操刀，要么是他命令手下“口述实录”。这篇社论指出：“余杰长期与中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崇尚对现实的极端批判……这次他‘出走’美国，对他个人来说应当算是一种解脱。”这篇文章又认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出走与世界大量有才华的人纷纷来中国创业，是逆向而行的。就在本周一，《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号召美国青年人’去中国’工作，原因是中国‘有充裕的就业前景’，‘有相当多自由’。”
在单仁平看来，我离开中国的选择逆世界潮流而动——人家纷纷进来，你却孤零零地出去。当然，今天的中国确实是全世界最容易赚钱的地方。天下熙熙攘攘，为利而来，为利而去，来中国的老外，是为了赚钱，而不是认同中国的制度。否则，为什么没有多少外国人争先恐后地加入中国国籍呢？他们赚到一笔钱以后就离开了。这根本说明不了中国有多大的软实力和自由度。
靠酷刑维持的政权有多大的吸引力和软实力？
单仁平一厢情愿地把中国的现状描述得如花似锦，他却忘记了中新网上发布的一则消息：“中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富人想要移民，而亿万富翁中，有移民意向的更高达百分之七十四。其实，这种状况已非一日了。现在的现实是，但凡有点家产，官员做裸官，演员改国籍，学者最好有国外的绿卡，而民营企业家，移民似乎成了一种潮流。”这个数据表明，不仅平民百姓对当局充满怨恨，的精英阶层在这个国家也没有安全感，对这个国家更没有认同感。连中共的下一任党魁习近平都将女儿送到美国镀金，是美国好，还是中国好，习近平先生心中自有一个小算盘。习近平的官当得比单仁平和刘为民大，智商也比他们高，所以习近平的选择才是更多中国人的选择。
对于富人阶层来说，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国家；而对于像我这样将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视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知识分子来说，中国是一个自由极度匮乏的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认为，一些公民受到法律制裁，不是因为中国压制言论自由或宗教自由，而是这些人违反了中国法律的底线，因此受到惩罚，这与“所谓的”人权毫无关联。刘晓波的遭遇是如此，我的遭遇也是如此。胡锡进则认为，我的言论是在“为难”中国。然而，无论是刘为民还是胡锡进，都不敢公开回应我揭露的秘密警察滥用酷刑的事实——我不是惟一遭受酷刑的中国公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这些秘密警察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国的哪一条法律和联合国人权宪章的哪一个条款呢？
滥用酷刑，践踏法治，最终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无论我著名或不著名，无论我的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我的言论都在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言论自由的范畴之内。今天，当局可以肆无忌惮地践踏我的基本人权、对我施行暴力；明天，这种暴力也可能会降临在每个中国人身上，包括刘为民和胡锡进都无法幸免。今天剃他人头者，明天自己的头亦被他人所剃。卡扎菲的下场便是如此：他残暴地杀戮民众，最终自己也落得个暴尸街头的下场。肆意说谎、纵容暴力的刘为民、胡锡进以及他们的主子胡锦涛、温家宝，当三思而后行。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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