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幕記者柯宇倩／中央支持下的重慶模式，集中了政府各部門的資金，目標將重慶打造成中國西部的經濟重鎮，但美國著名智庫密爾肯經濟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資深經濟學家黃華躍在接受《內幕》專訪時提醒，重慶模式的政治依賴性亦強，如何持續下去是個問題，這得看重慶未來的發展是否依靠本身根植西南部的經濟關係。
黃華躍為國民城市銀行（City National Bank）資深VP暨資深經濟學家、密爾肯經濟研究院前地區經濟主任、環球透視（Global Insight）前資深經濟學家暨地區預測主任。黃華躍專業領域為美國、中國、台灣等地的地區經濟、發展與經濟預測等議題，著有《美國的工作：經濟成長與競爭的投資和政策》等多部專書。
中央主導重慶模式方向
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海嘯令中國政府做出內需導向的經濟策略，重慶就這樣成了中央大力支持的地區。黃華躍對《內幕》表示，不同於自主性強的廣東模式，重慶模式是中央政府已經掌握了經濟發展和開發方向，認為重慶能成為經濟重鎮、把中國西部的經濟撐起來，因此集中了政府各部門的資金和配合，爭取將外國投資引進重慶。
相對來說，黃華躍指出，廣東在過去的政治背景下，由於當時的政府“不知道該指導些什麼”，因此開了一塊地，邊走邊看，邊看邊改，等於實現了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因此廣東的自主性較高。
廣東模式裡，有認為應以廣州模式為代表，但黃華躍認為深圳模式更具代表性。黃華躍對《內幕》分析，廣州是一個什麼都有的地方，不像深圳、上海、溫州有自己的品牌，因此似乎缺少自己的模式；當深圳開始開發時，廣州還遠遠落在後頭。
1979年，在鄧小平的設想下，深圳特區成立，並在短短20多年裡便獲得耀眼的成績。注重開放、效率的深圳模式，帶動了溫州模式、浦東模式的出現，汪洋主政廣東後浮現的廣東模式，也可說是深圳模式的推廣衍伸。
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是兩個不同政策環境下的產物。黃華躍對《內幕》表示，深圳是中國的第一塊試驗田，深圳剛開發的時候，計畫性相當低，中央放手讓深圳市政府自己摸索，先將香港、台灣的資金引進，做小規模的成衣、鞋子、家俬產業，再接著引進科技產業；重慶則是中央政府已經決定好的立體性建設，後者的基礎設施、金融體制、外國公司的投資，都是全套引入。
密爾肯經濟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資深經濟學家黃華躍。（密爾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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