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企业的使命（下）

沉重的主义

　　晚清是历史送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一个绝好机会。一方面有与尼德兰类似的民族矛盾的助力，另一方面，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带来的国家权力下移和地方绅权的崛起(杨国强《太平天国的起落和清代国家权力下移》)，形成了一个与中世纪的欧洲非常类似的群龙无首、各行其政的局面。如此庞大的帝国，在革命党人的几声乱枪中，居然像扑克牌屋一样悄无声息地倒下，张謇等人以一己之力，能够在辛亥革命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都与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然而，两千多年的传统岂能如此善罢甘休，很快它们就要还魂了。“明治维新一声炮响，在自由主义的表皮下送来军国主义；十月革命又一声炮响，在社会主义的表皮下送来极权主义”(秦晖《从引西救儒到兴法反儒》)。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主义”泛滥的世纪。正如当年的清廷、孙中山和袁世凯都以自己的方式与张謇越行越远，二十世纪的不同的“主义”最后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完了从联合资本到抛弃资本、从利用资本到打击资本、从创造财富到掠夺财富的过程。

　　为南京政府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江浙财团，最后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其代表人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始人陈光甫，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曾在晚年感慨：“接近政治如玩火，过去对国民党政府押了一宝，险些引火烧身”。1927年3月，蒋介石带领北伐军进驻上海。犹豫再三的陈光甫担任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先后为蒋介石政府筹集了数以百万计的巨款。但站稳脚跟的蒋介石并没有停止掠夺之手。南京政府通过直接借款、发行国库券、控制中央银行等方式攫取财富，欲壑难填。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一步步被政府兼并，连最大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也被改组为官僚资本银行。到1935年前后，官僚资本垄断金融业的局面已经形成。

　　财富掠夺的最高阶段是金融掠夺。金融掠夺的最高阶段是恶性通胀。只是这一招使出来之后，一个政权也差不多该寿终正寝了。1935年，南京政府法币发行额4.5亿元；1937年抗战前夕，发行额为14.8亿元；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发行额达5744.1亿元。到了1948年，国民政府的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物价水平与抗战前夕相比上涨3492万倍。1948年8月，辽沈战役一触即发之际，南京政府决定发行金圆券，规定私营银行不得收兑、持有或保管黄金、白银、银币和外汇，一切外汇资产必须向政府申报登记，并将现金外汇移存中央银行保管。这无疑是对大众的一次赤裸裸的掠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被迫按规定申报登记外汇资产692万美元，如果不是毕业于宾州大学的陈光甫在美国交游广泛，长袖善舞，悄悄把绝大多数外汇资金转移到了美国，这次基本上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该关门的时候了(左玉河《陈光甫：中国的摩根》)。

　　南京政府时代，资本至少还可想方设法努力维持其相对的独立性，手握国家权力的掠夺者在国内、国外都还有所忌惮。左手国家机器，右手意识形态(即政教合一)的新中国政府双剑合一，玉宇澄清，从法理层面、道德层面、甚至是信仰层面上完全取消了私营企业存在的基础。从两次国共合作期间、到国共战争期间、再到建国初期的对资产阶级相对温和的政策都只是特定历史形势下的权宜之计，形势不一样了，政策立刻发生了变化。开始的团结利用的方针，很快转向了“利用、限制、改造”的逐步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1949年在讨论《共同纲领》的过程中，政府制订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明确提出对资本家要团结、争取，刘少奇在天津还大讲“剥削有功论”。1952年，政府发起了“粉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五反”运动，资本家就变成了打击对象，一夜之间，从万人仰望的偶像沦落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资本家们不仅对前途没有信心，连自身存在的价值都成了问题，只好一死了结。仅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五反”之后，公私合营运动顺势推出，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运动结束时，私营企业干脆就不存在了(杨奎松《建国以来中共资产阶级政策》)。

　　回到陈光甫的例子。1948年，战局大变，陈抵达香港。北京方面虽然屡屡向他释放善意，但他一直称病，观望拖延。与陈相反，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资耀华结束在哈佛商学院的研究和考察，回到了炮声隆隆的天津。当年守身如玉般保持自己民营身份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这次再也无法抵挡国有化的大潮了。参加完1949年9月的全国政协会议后，资便开始为该行实行公私合营奔走。因该行的特殊背景，未果。为了进一步靠拢国家银行，资将总行改为总管理处，并将其由上海迁移到北京。1952年“五反”运动爆发，银行业全行业统一实行公私合营。资耀华先是被隔离审查，然后被派到类似资料室的部门工作，历经各次运动的批判，矻矻终老，与世无争。

　　与南京政府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是国有化，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留下的是官僚资本的骂名，而这次广大工商业者则是甘心情愿，争先恐后。意识形态的魔力可以大到什么地步，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可惜，市场不相信魔术。不管打着什么旗号，权力跨界资本的结果都是财富创造者们丧失了创造的积极性，生齿日繁，而大锅里的饭越来越少。城市公私合营之后，是1958年农村的人民公社运动，数以千万计的人很快就要化为饿殍。阿马蒂亚·森强调饥荒更大程度上是食物分配机制上的不平等造成的，掌勺人独占了大锅饭。其实，在这种权力大一统的体制下，掌勺人又能占到多大的便宜？“四大家族”中蒋家、陈家之清贫，基本是共识。据学术界的考证，宋家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富裕。唯一可以坐实贪腐的也许是孔家，然而他也未必富可敌国。财富都到哪儿去了？其实这问题首先就问得不对。没有了财富创造者，财富从何而来？

　　总之，经此一役，中国大陆的资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都彻底消失了，而且还成了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污名。马克思的名言从此妇孺皆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利润达到百分之一百，人间所定的一切法律，都将被它踢开了；利润达到百分之三百，资本就会不顾任何的犯罪，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了”；“资产阶级除了贪得无厌地而且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外，在资本原始积累中，为了掠夺和抢劫殖民地人民的财富，对殖民地人民曾进行欺骗、迫害、镇压、屠杀，其强暴与野蛮，简直是没有言语可以表达的”。连素来温和的周恩来都公开宣布说：资产阶级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

　　尴尬的遗产

　　如果说过去的意识形态是双刃剑，一方面激励大众，“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一方面也约束权力掌管者，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意识形态如果逐渐被空壳化，结果是既约束不了权力掌管者，更无法激励大众。权力跨界资本，在建国初期是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一种宏观经济理论取代另外一种宏观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空壳化之后的今天，含情脉脉的面纱已经撕下后，基本上是特殊利益集团打着国家和公家旗号的掠夺，其对财富创造者的打击、对整个社会的危害自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这种公然的掠夺能让更多人看清含情脉脉的面纱背后掠夺者的真面目，也未必不是好事。

　　然而，这种意识形态还不完全是空壳，它还在以一种大家熟视无睹的微妙方式在继续发酵，引发了一些全新的问题和矛盾。这些年来随着现代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体系的引进，在经济思想这个市场上，劳动价值理论退避三舍，经过最基本的微观经济学专业训练的学者一般都会认为不值一辩。然而，这却不影响这些理论照样在绝大部分大学课程、甚至高中课程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如果这些年轻人、未成年人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学完就忘，倒也无谓。可是，总有一些记忆力好的年轻人，居然还记得这些话：“劳动是惟一的价值源泉”、“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等等。如果碰巧是爱思考的年轻人，一番琢磨之后，十有八九还会觉得这些话颇有道理。事实判断之后是价值判断，劳动价值论的推论是资本是罪恶的代名词，资本主义自然也就成了万恶之源。价值判断之后是行为判断，消灭资本家，消灭私有财产不现实，至少应该与资本家展开斗争，阻挠、妨碍、不配合资本家开展工作吧。

　　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就这样青黄不接地成长起来了。管理这种从小学习和掌握了斗争哲学的年轻人，是从老沃森到韦尔奇、到李嘉诚都难以想象的灾难。最要紧的是，这种年轻人往往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员工中的“知识分子”，在员工中最有独立思考能力，能量最大、影响力最大。对这些满脑子“原罪”、“剥削”、“斗争”观念的年轻人讲管理体系和企业文化，是多么大的一个反讽和挑战。欧美企业尚能依靠他们的母国的强势文化抵挡一阵，台港日韩企业、本土企业基本上就只能手忙脚乱地招架了。稍微不小心，就会进入靠管、卡、控等高压手段来运转企业的“僵化循环”：更多的制度带来更多的空子，更多的空子需要更多的制度来堵上。重重关卡、层层等级下面，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自然难于实现。同时，这种管理方式，通过心理学上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机制，又坐实了这些员工对资本家先入为主的判断：果真是万恶的资本主义！

　　当受这种意识形态熏陶的人成为资本家后，这些观念又吊诡地成为一些人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的通行证。书本上对资本的那些批判，成为一些他们超越人性底线做出种种伤天害理、人神共弃的掠夺行为的辩护词和安慰剂。不管多大程度的赤裸裸的罪恶，大家只要神符一样地背背教科书上那些批判资本主义的经典话语，一瞬间仿佛就心安理得了：都是这样过来的啦，有什么好少见多怪的。作者要是知道他的文字在一百多年之后，还在以这种他所料未及的方式继续发挥着它的魔力，成为作恶者事实上的帮凶，该会怎么想？以暴易暴，未知其可，不管是行为的暴力，还是语言的暴力，在历史的磁场中，都会像澳洲土著的飞来去器一样，不管你怎么扔出去，都会以一种诡异的方式飞回来。

　　比颁发“作恶执照”更严重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在事实上剥夺了员工的一些最基本的权利。公有制下只有人民内部矛盾，有干群问题，没有劳资问题，所有那个时代的企事业单位里，“党政工团”铁板一块，一切服从上级，没有集体谈判，没有劳资博弈，不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工会。在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成为各地政府的工作重点后，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很自然地延续了这种管理方独大的传统，再加上对农民工实行的歧视性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工在城市没有社会保障，中国从此拥有了全世界最听话、最肯干、最耐劳的一支蓝蚂蚁大军，中国成了全世界资本家的梦寐以求的福地。不仅任劳任怨，还不怕打来不怕骂，这样的好员工，到哪儿去找。

　　例如，中国的韩资企业以工作条件恶劣著称。“下跪门”、“搜身门”之类层出不穷。为什么？LG公司的一中层曾在采访中直抒胸臆：“能到中国工作是很多像我一样的公司中层领导的愿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工作要比在韩国工作轻松许多……在韩国，我大部分周末休息的时间都花费在解决工会提出的问题上了。”铸就而今相思错，恨当初，费尽人间铁。一百多年前，为工人阶级利益摇笔为旗、殚精竭虑的意识形态创始人们，听到资本家们的这段情深意长的表白，是否会恨不得自盲其目？
　　微观企业层面，斗争哲学让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走上双输的恶性循环，难于建立起基于合作和双赢观念的管理体系和企业文化。在宏观社会层面，这种哲学自然也阻碍着资本与大众之间的共识的形成。而且，权力之手还在继续以各种方式有意无意地挑拨着这两者之间脆弱的平衡。这里最有代表性的是2007年版的《劳动合同法》。比起美国，西欧尤其是德国的劳动法相对而言更强调劳工的权利，但前提是社会保障体系承担相应的、对接的职责和义务。美国雇主可以无因辞退(employment　at　will)，但员工失业福利也寡淡如鸡肋(高自由，低福利)。西欧企业解雇员工代价沉重，但员工的失业保障，也好到令人嫉妒(低自由，高福利)。而我们这里，在民众福利付之阙如，失业保险金低到让人难以启齿的地步的情况下，《劳动合同法》却打着提高劳动者地位、“为民做主”的旗号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解雇成本和税负水平(低自由，低福利)。乍看起来是罗宾汉式的劫富济贫，仔细看其实是锦衣卫式的为虎作伥。一方面博取主子的青睐，一方面还要骗取众人的掌声，“专家”无良，莫过于此。

　　作者：肖知兴，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领导力学院院长

　　原载: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