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迅：梁振英新政兩岸關係新橋樑爭取連任

梁振英當選香港新任特首，他的新政包括香港要善用優勢，當兩岸的新橋樑。梁振英積極推進港台關係，他年前曾組織由律師、大律師、會計師、建築師、工程師、醫生、牙醫、園境師、規劃師和測量師等組成的專業聯盟，赴台交流；他提出要建構與內地合作的新機制，加大力度協助香港各產業加快拓展內地市場，掌握CEPA商機。他並事先張揚，要爭取五年後的全民普選，在直選的民意中連任。


香港特首選戰，硝煙滿城，戰況激烈，三月二十五日終於塵埃落定，三位競選人「洗兵海島，刷馬江洲」。這是香港回歸以來競爭最激烈、過程最艱難的一場選舉。一千一百九十三名選委的一千零五十張有效選票中，五十七歲的梁振英以六百八十九票（得票率百分之六十點九），擊敗唐英年和何俊仁兩位對手，當選香港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人選，三月二十八日獲中央政府任命，將於七月一日上任。這一戰果，在三四個月前，沒有多少香港人會相信。梁振英的選舉工程是一次「愚公移山」，他實踐「一步一腳印，證吾道不孤」。據知，在這場「刀光劍影」的競選大戰中，中央心目中最低底線是梁振英能取得六百五十票。當選舉管委會主席宣布結果時，梁振英沒有狂喜，肅穆的臉容顯露百感交集。他知道，滿城集體焦慮感，新一屆政府的新政風雲，將面臨嚴峻挑戰。

他向在場人士一再鞠躬，而後出人意料，他轉身向競選對手唐英年一鞠躬。接著，他趨前伸出右手，落敗的唐英年也微笑覑伸出右手。一雙手緊緊握覑。同屬建制陣營而都獲北京認可的這對「兄弟」，在競選博弈中都傷痕累累，此時很難「一笑泯恩仇」。唐英年向梁振英說了句祝賀的話，此時，梁振英的左手伸向唐英年，四指與拇指分開，緊緊揣著唐的右臂。從政治人物行為學的肢體動作看，這絕對是強者、贏者的握手風範。

政治領袖與人握手是有講究的。這是他們的另類魅力。政治人物的舉手投足，都顯現其心理狀態。梁振英步下台，再度出人意料，他先走向唐英年陣營的競選團隊，微笑著與唐營人士一一握手，而後再回到與他同甘共苦多月的競選團隊握手。

一旦勝選，便向唐英年鞠躬，走下台先去唐營握手致敬，這是梁營事先設計的動作。這無疑是一種象徵，表示一種態度：大和解。這是他治港新思維的第一步。正如他在稍後的勝選宣言和記者會上一再強調，「競選已經結束，合作馬上開始」，「已經沒有唐營、梁營、何營之分，只有『香港營』」，「希望大家團結包容，將正能量重新注入香港」。選後翌日，梁振英表示約見敗選的唐英年的意願，要修補建制派在選舉中出現的嚴重裂痕；也表示約見敗選的何俊仁，力圖緩和朝野對立。

中共十八大前夕，在兩岸三地關係中，中共面臨兩大挑戰：一月台灣總統選舉，馬英九能否戰勝蔡英文；三月香港特首選舉，同屬建制派的唐英年和梁振英，不論是誰，能否取得過半數的六百零一票。有趣的是，香港這場特首選戰與台灣總統大選竟然有些巧合。兩地都是「雙英對決」；兩地勝選的票數都是六、八、九這三個吉利數字，梁振英六百八十九票，馬英九則六百八十九萬，只是多四個零。更重要的是，梁振英當初出選特首而獲中央首肯，正是與台灣有關。

董建華執政時期，曾蔭權執政初期，對台關係都相當謹慎，香港極少主動與台灣互動。北京不滿香港特區政府在對台問題上過於謹慎，束手束腳。二零零九年一月初，北京《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週年之際，梁振英接受亞洲週刊獨家專訪，他說：「中央政府給香港的政策其實是很寬鬆，香港要善於用，要改變思維。人不在當地，不在現場，工作是很難展開的。包括台商在內的台灣經濟產業界，在香港有各種名目的機構，有半官方的，有民間的，它們在香港存在肯定有它們的理由，包括港台雙邊經貿的需要。那揦為什揦香港就沒有在台灣辦一些類似的機構呢？」

他舉例說，台灣業界對香港仲裁中心特別有興趣，香港律師會和台灣律師協會竟然完全沒有聯繫，香港交易所、香港旅遊發展局在台灣從來都不設機構，剛剛設立辦事處的貿易發展局規模極小，難成氣候。他又說：「我們有那揦多專業團體，有那揦多半官方機構，還有政府部門，應該率先去做些事。台灣海基會董事長來了香港，國民黨秘書長來了香港，那揦香港也派個司長、局長去台灣，不談別的，談談經貿旅遊又如何？特區政府應該主動些、積極些。」

梁振英經常去台灣，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在台灣有業務，每年去幾次，二零零八年他去了台灣三次。二零零八年十月底，他組建一個香港專業聯盟的團去台灣考察。那時他有大陸全國政協常委、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雙重敏感身份。梁振英此舉，對港台關係融合發展，起了「解凍」關鍵作用。專業聯盟包括律師會、大律師公會、會計師公會、建築師學會、工程師學會、醫學會、牙醫學會、園境師學會、規劃師學會和測量師學會等香港最大的十個專業團體，代表了屬於這十個專業團體的六萬多專業人士。他同時還請了香港交易所、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貿易發展局隨團。他們向陸委會、海基會等，介紹香港的專業和相關經濟功能，這些都是香港有競爭力的、有優勢的行業，對促進兩岸三地的經貿往來可以發揮很大效用。

二零零九年八月，台灣內部為了要不要和大陸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爭論不休。此際，梁振英接受龍應台文化基金會邀請，在台北以「飛躍、躁動——看中國的新眼光」為題發表演講，分析未來兩岸三地的經濟互動。一個月後，現任副總統吳敦義，時任國民黨副主席，他在總統馬英九告知將由他組閣的就職前夕，密訪香港，在台灣一度掀起風波。此行不到二十小時，吳敦義在香港會見了梁振英。梁振英在台灣有不少朋友。二零一二年一月，他對亞洲週刊說希望經常去台灣多做交流，多見朋友。他說：「港台關係的面很寬，我們現在談得最多的就是經濟和旅遊。港台之間有一個面我們沒有好好去開發，這就是文化。台灣把中華文化保存和發揚得特別好，香港完全可以同台灣有更多的接觸。港台關係可以是全方位的關係，這也有利於香港經濟、文化，乃至社會的發展。」

梁振英與台灣的互動，在當時的香港沒有引起輿論關注，卻引起北京極大關注，頗獲中南海讚賞。正是梁振英赴台，台灣官員赴港，台港關係由最初鬆動發展到今天交往頻繁而熱絡，以致通稱「小兩會」的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成立。由此，梁振英履新，給推動台港關係發展帶來諸多想像空間。

將選戰視為普選演習

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認為，香港的選舉工程受台灣影響極大。梁振英的當選，印證得人心者得天下，港人人心思變，許多人受不了既得利益巧取豪奪，梁振英出身草根，天下是自己打的，從他的「落區」策略，可以看到香港選舉工程確實受到台灣影響很大。梁振英提前把這次選戰視為二零一七年普選演習，「穩中求變」訴求正中港人人心思變趨勢，但選後梁振英要推動「穩中求變」，必然有相當挑戰。

梁振英是基層警察的兒子，父親早逝，母親是纏小腳的婦女，與代表富商的董建華、代表港英舊官僚的曾蔭權這些前任特首相比，他大概是香港首位中下階層平民家庭產生的最高行政長官。梁振英透過三年持續不斷的努力，將民意支持度從剛開始不足一成，在誰都不看好的態勢下，逐步推高民望超逾五成半的高位，更成功抵禦無數批評、攻擊、抹黑，透過穩中求變、重建公平社會的政綱，說服選委。評價梁振英，有人說他冷，有人說他傲，有人說他奸，有人說他狠，更多的人說他狼。為負面印象追本溯源，總找不到原始資料，言之鑿鑿傳得沸沸揚揚，卻是道聽途說。接觸過他的人，卻又是另一個南轅北轍的版本，有人說他重情重義，有人認為他值得信任，有人覺得他勇於擔當，更多的人相信他的能力與魄力，認同他是廉潔正人君子。

一個新特首，要能為香港把脈斷症而開出良方。有施政綱領，更要有施政靈魂。他要有系統總結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經驗教訓，尋找成功經驗以進一步推廣，找出問題以對症下藥解決。提出具體可行治港藍圖，為香港走出政治經濟社會困局，提供可能出路。要促使社會就參選人的政治藍圖展開理性辯論，以構建社會共識。梁振英心裏明白，他是在政治弱勢中勝選的，就需重新團結各界逐步提振民望，作為有效管治的基礎，距離上任尚有百天，他會不時下區接觸市民，了解民意，深化自己的競選政綱。將政綱中的目標轉化為行動計劃，籌組民望與能力兼具的主要官員班子。梁振英首要工作是籌組新班子，政府架構洗牌在所難免。目前的三司十二局將分拆為五司十四局，並新委任兩名副司長統籌跨部門政策。

梁振英當選後發表的勝選宣言表明，積極解決諸多社會問題和香港深層次矛盾，全力制訂人口政策，推「港人港地」房屋政策，倡議新市鎮地域「橋頭經濟」扶貧，建立法定機構「金融發展局」推動香港金融業等多項新政改革。梁振英「行之正道，穩中求變」的競選政綱中，與內地的關係是一大亮點。

梁振英認為，現有與內地的合作機制有待突破。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落實存在問題，它內容豐富，且在每年的補充協議中不斷增添新的開放領域，但至今落實效果並不理想；隨著內地產業的轉型升級和各種成本不斷上升，在內地的大量港資企業面臨經營和轉型困難；香港未來經濟增長點與國家的發展策略和規劃息息相關，但效果缺少官、產、學、研相結合與國家規劃相對接機制。

他提出，要建構內地合作的新機制，包括加大力度協助香港各產業加快拓展內地市場，解決「大門開了，小門不開」的問題。針對遇到較多障礙的行業，由特區政府提出，和國家商務部、發改委、各行業主管部門以及地方政府，在北京或廣東共同建立分行業的聯合工作小組和「一站式」服務機構，解決港商遇到的具體問題，並為港商建立一個清晰和可以推廣的進入市場程序；提升特區政府駐內地機構的職能，增加相關政策局派駐人手，協助港人港商在內地發展事業；重視在港中資企業對香港的貢獻，支持中資企業加入各類諮詢機構。

他還提出，向國家爭取，將現有深圳居民「一年多簽」的自由行擴大到珠三角其他城市，同時提升邊境通關效率，令珠三角居民來港消費從「旅遊消費」逐步變為「日常消費」。高鐵香港至廣州段以珠三角城際「地鐵化」模式運作，盡快研究廣深港鐵路高鐵香港站實施「一地兩檢」的可行性和具體操作方案，逐步增加二十四小時通關口岸，包括深圳灣口岸。與內地協商開辦「港人子弟學校」，解決在內地工作港人的子女教育問題。

這場選舉被視為分管港澳事務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半年後舉行的中共十八大執掌中南海前夕的一場硬仗，選舉順利舉行，選後民心穩定，對習近平至關重要。有知情者透露，中央事先沒有想到，這場選舉中自我陣營出現的亂象而頗感震撼：一批商界財閥富豪認為梁振英不是自己一夥的人，竟然公開不聽中央建議而拒絕接受他；建制派候選人為了民望和選票，竟然一再扭曲自己一貫的既定立場，與泛民主派「合謀」，齊齊倒梁振英。

中共喉舌新華社以滾動新聞發布選舉現況。二十五日上午，九點零九分：香港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九點五十三分：香港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開始；十三點零四分：梁振英當選香港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人選。有趣的是，新華網英文版則在十二點十九分便搶先發布梁振英當選的消息，此時選舉管委會尚未核實問題選票，更未公布選舉結果。據知，這一報道是依據香港一家電視台現場目測的結果，即一張張放進一號、二號、三號票箱的選票總數。北京終於鬆了一口氣。原先擔心建制陣營參選者無法獲得過半數選票而令這場選舉流選，兩個月後重選則「夜長夢多」，不過，梁振英在首輪投票中便取勝了。

選前，中共宣傳主管部門多次下達指令，任何傳媒不准擅自報道香港這場選舉，只能刊登新華社通稿。香港選舉報道的規定遠比台灣選舉的報道嚴格多了，甚至有些省市宣傳主管部門在選前三個月就發出通知，嚴禁擅自刊登任何有關香港特首選舉的報道。由於媒體報道所限，中國內地百姓對香港這場選戰了解不多。有內地網民在微博上發起投票，對香港三位候選人投票，看看誰能當選，結果，三天過去，參與投票的不到百人。在瘋狂的微博世界如此冷場，是難以想像的。不過，在網絡上仍有一批關注者，他們在網上微博和跟帖顯示：「當選的梁振英，面相濃眉大眼，說話滴水不漏，符合內地官員的標準形象」，「香港人民有勇氣爭取普選是社會一大進步」，「我們也要爭取公民的選舉權」，「內地人或許要到三十年後才會意識到自己要有選舉權」……

早在二零零七年十二月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上，二十四日這一天，分組審議關於香港政制發展諮詢情況。在討論到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時，時任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說：「按規定，二零一二年現任特首曾蔭權不能連任，下一任行政長官一定是個新人，這個人是誰？我看中央暫時沒有底，港人也沒有底。這個新人能不能為中央接受，為香港同胞所擁護，對這個誰也拿不準。如果二零一二年普選的話，會是誰當選，更是一個未知數。作為中央來說，作為香港愛國愛港的群眾來說，心裏沒底，就不太保險。」可見，零七年年底北京心目中尚沒有欽定特首人選，梁振英當時也沒有流露要參選的跡象。

強化民意參與一七年普選

不過，有一點卻很明確。據悉，從港澳辦到中南海高層，當時已經擬定路徑：二零一二年香港特首應透過自己五年的努力，強化民意，參與競選二零一七年特首普選。吳康民當時就認為，假如二零一二年在不舉行普選的基礎上，選出一個行政長官，經過五年的施政，如果中央對他的施政滿意，香港人對他五年的施政也滿意，那麼到二零一七年時連任的可能性就比較大，那時再進行普選，群眾就會選他，中央也放心，大家心中比較有數，第一次普選就比較順暢。吳說：「所以，二零一七年能普選的道理，也就是在二零一二年選出的行政長官能夠繼續連任，這是一個平穩的選舉制度的過渡。這次國務院港澳辦作出二零一七年直選的時間表，也是這個道理。」

梁振英勝選前後已經表明，他願意接受二零一七年普選洗禮，即他有意參加二零一七年普選，願意在這未來五年中，推動二零一七年特首普選和二零二零年立法會普選。他認為，普選可以增加政府認受性，改善現時的政治生態，又希望接受普選的洗禮，爭取巿民授權。



亞洲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