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温州尝试新金融模式：全国金融开放的前奏？

中国批准了在温州这个以创业和民间借贷闻名的城市进行金融改革的一揽子方案，这可能是中国在全国范围放开金融体系的前奏。

中国国务院的这一举措代表着朝向金融体系改革迈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一步。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被视为是阻碍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建立一种更完善、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的障碍。

关键的考验将是温州的改革是否会在中国其他地区推广。近年来政府承诺的其他多项改革措施都未兑现，政府过度监管的倾向可能会压制创新，使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合法性存在疑问的民间借贷一直处于地下运营状态。

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将允许温州的民间借贷机构依法设立投资企业，以便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温州民间借贷机构的法律地位一直游走在边缘状态。

中小企业一直抱怨说，由于中国国有大银行青睐国有企业，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贷款。在银行看来，国有企业偿还贷款的能力有资金充裕的中国政府做担保。

此外，国务院还说，正在研究在温州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向居民提供一个获得比银行利息更高回报的渠道。中资银行的存款利率常常低于通货膨胀率。目前，中国严格限制个人境外直接投资。

根据温州的试点方案，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年度总额不超过2亿美元（单项投资不超过300万美元）用于设立、收购或者投资于海外市场的非金融企业。

温州居民还可以将海外获得利润进行再投资。不过，温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苏向青说，国务院在审核过程中还可能对部分内容进行修正。

眼下，国内外要求中国改革的呼声正越来越高。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本月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民间金融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适应。

此外，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中国政府的一个智库今年2月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呼吁缩减国有企业规模。

与此同时，新上任的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也一直在谋求在中国的股市和债市进行大范围改革。

某大型中资银行的一位高管说，温州改革方案获批意义非凡；目前中资银行业不愿意备向中小企业贷款，部分原因是银行缺乏评估风险的专业能力。

温州一些企业老板对此表示欢迎。屈国宁（音）运营着一家小型电线电缆生产企业中，这样的企业在温州有数百家。他一直在为业务扩张计划的筹资问题而焦头烂额。他说，民间借贷正规化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筹资成本。

屈国宁说，他计划将业务扩大到家电制造领域，这类业务更有钱赚，但需要几千万人民币的投资。他说，很难从银行借到钱。

中国地下借贷活动的规模可能有多大目前仍不清楚。据瑞银(UBS)去年10月份估计，总规模可能在人民币2万亿元至4万亿元之间，也就是3,160亿美元至6,320亿美元之间。

据专家说，将非正规金融活动合法化的具体过程，可能涉及给现有地下钱庄颁发执照，让它们以小额贷款公司的身份运营，同时给它们设立吸收存款的相关规定。

如果采取这类措施，则将反映出作为一种存款基础的非正规金融部门也在迅速扩大。这个部门因为可能具有的高回报而吸引资金进入，但如果出现问题，储户可能会血本无归。近几个月，当地媒体报道了很多地下钱庄破产、愤怒的储户被弃之不顾的例子。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中国问题学者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非正规银行部门势头很盛，可能会侵蚀大银行的储户基础，从而给整体的金融稳定带来风险。他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正在采取措施把这些非正规银行纳入监管之中。

即便是着手将这些措施中的一部分向其他地区推广，中国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普拉萨德说，中国仍旧必须实现利率自由化，从而使中国大银行能够更多地对市场力量做出回应，否则这些改革方案就不会有效。

他说，这些将地下银行系统正规化的措施取代不了更基本的金融业改革。

尽管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表示利率自由化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国务院声明中却没有迹象表明政府已经在准备进行利率自由化改革。中国央行要向国务院汇报工作。

去年年初，温州市政府提出对当地人放宽境外投资限制，结果由于没有得到中央政府同意只得暂停。之后温州官员拿出新的方案（跟原来方案差不多），当作让温州成为金融改革试验场的整体方案的一部分上报。

虽然看上去中央政府已经站在了温州一边，但国务院声明并没有给出明确批复，目前还不清楚中央政府最终会在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一事上给温州居民多大的自由度。

中国官员也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国务院某些官员担心资本会大量外流；另一方面，中国央行则继续鼓励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以此促进其分散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努力。截至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位列全球第一。

去年，由于北京收紧了货币政策，温州的民营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受到了外界的关注。货币政策紧缩增加了温州小企业获得贷款或将贷款展期的难度。据中国国有媒体报道，超过12家企业的老板关闭工厂卷款出逃，抛下债权人不管。

在中国传统的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发挥着主导作用，而且存贷款利率由国家制定。这一模式将来自家庭部门的廉价信贷资金转移给了国有企业，这一做法对基础设施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财政性投资很有效。

分析人士称，由于中国经济目前正试图突破基于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的限制，上述做法的成本开始超过收益。国有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获得的廉价资本已经导致投资浪费的现象。而与此同时，小型民营企业却无法获得贷款。

国务院声明也提出了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增加对民营企业贷款的多种方式，比如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但从以往经验看，此类举措最后往往令人失望。国有银行抱怨说，中国缺乏信用评估机构，他们无法评估此类贷款的风险。

2011年，在传统银行体系的夹缝中萌芽的影子银行体系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一体系也提供信贷，但利息通常较高。中国政府处理了一批在它看来性质非常恶劣的案件，其中就包括吴英案。吴英是浙江省的一名企业家，因非法集资被判处死刑。

吴英因涉嫌以承诺高额投资回报的方式非法向公众集资7.7亿元而被判有罪。吴英的代理律师辩称，她只是从朋友那里借到了这笔资金，并把资金投到了有利可图的生意中去。此案引发了社会对吴英的普遍同情。

Lingling Wei / Dinny McMahon / Tom Orlik

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