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富、均富與共享
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原意，是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因為發展的條件，有地區性的差異，到了後期，更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先富在先，共富在後，究竟今日的中國大陸，有沒有做到？
國父的均富，是分階段，按能力，並非「三反」、「五反」式的把地主的財富沒收，最後平均分配，亦非大躍進時期的大鍋飯，變成共貧。台灣早期的「三七五」減租便是最佳的實踐，最後是耕者有其田，到了今天，台灣的農民都是富人，只是富的程度，會按付出、講能力而有差異，唯一沒有差異的，是機會。
世界上並沒有絕對共富的國家，因為貧富的差距仍然存在。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從未出現過零，差距最小的國家，諸如北歐的挪威等，亦只低至0.2至0.3，台灣略低過0.4，勉強可稱為適度，若高過0.4，會是略高，大陸最後的統計，是2000年已攀上0.412，若果今天仍有統計，會貼近今天香港的0.533，是嚴峻的限度。在南非，已超過0.6，是危險的程度。因此改革開放的深化，是貧富差距的激化，就算在台灣，社會仍未能稱上共富，至於港澳與大陸，更談不上共富。
非但不能共富，還是未富。若以人均生產值計，澳門最高，其次是香港，跟著是台灣，最後是大陸，但澳門靠開賭，如是有九成以上的人，收入是低於香港；若以物價平準計算，台灣的人，收入並不低於香港，若論生活質素，則稍高於香港，因為台灣絕少一家人住在四十平方公尺的公寓，而香港有的是地產霸權與經濟壟斷。大陸的人均生產值，只是美國的十分之一，起碼要到2030年，才達美國的一半，若加入物價平準的計算，生活質素才貼近美國，中國人何能稱強國人。
大陸的情況比香港更差，因為香港仍有法治，可防止剝削，維持競爭，反而在大陸，官商的勾結，已成為慣例，連到唱紅的薄熙來，亦有貪污的跡象，政治改革若跟不上經濟改革，非但經濟放緩，還會官迫民反。誠如溫家寶所言，政制改革已到了攻堅的階段，監察政府，壓抑官權，貧才可因機會均等而致富。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還有三個決定因素：第一是不斷增加現代化因素，包括知識、科技、教育和資訊；第二是不斷增加社會主義因素，完成共富的目標；第三是不斷增加獨特的中國文化因素，提升中國文化的軟實力，豐富世界的多彩多元文化。
就共富方面，是共同發展，共同富裕，共同分享。共富與國父的均富，有相同的涵意，就是共享，有了共同目標，兩岸才可談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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