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一個強制火葬的時代，一位害怕死亡並堅持土葬的高齡祖母，演繹出一段跨越30年的家族故事。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的英文著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The Little Red Guard: A Family Memoir，Riverhead出版）以幽默的筆調、流暢的情節、鮮明的人物，描繪出家庭中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與中國的變遷。
《紅小兵：家庭回憶錄》
獨特的題材：祖母的棺材
對大部分人來說，童年時陪伴自己入眠的，不外乎是父母親、童話書或布娃娃，但黃文廣早在10歲時，就有一樣特別的“床伴”——祖母的棺材，一放就是16年。《紅小兵：家庭回憶錄》就從黃文廣祖母朱秀英要求土葬說起。
短短三頁，黃文廣已將祖母的個性與形象生動呈現。1902年出生的朱秀英有老腦筋，又帶著迷信。老人相信墓地的好風水能為黃家帶來幾世繁榮，這份對風水的堅信，造就了她對入土為安的執著，朱秀英甚至認真考慮如何成為回族人，以實現她的土葬願望。
對於祖母的要求，黃家歷經多次爭執，但爭執中，仍一步步地準備祖母的後事，有一日，棺材終於出現在黃家，從此陪伴黃文廣入睡，“新成員”來到的第一晚，黃文廣輾轉難眠；當時的黃文廣心想，身為一名紅小兵，他應該守護毛主席的革命部署，而非守護祖母的棺材。
黃文廣在接受《新史記》專訪時回憶起祖母，笑道：“她身體健康時，會說自己怎樣怎樣死，當她身體開始衰弱時，突然怕死了。地震時，我們說最不怕死的應該是她了，因為她有棺材，但她很害怕，叫我一定要背著她。”
朱秀英凡事以兒子為重心。當肺結核奪走丈夫生命後，她從此守寡。從小受紅色教育的黃文廣問祖母，是否覺得自己是孔子思想的受害者、被迫守寡時，黃文廣原本期盼祖母咒罵封建制度，但祖母卻帶著不可思議的表情答道：“管什麽孔子？我只是不想讓兒子受後爹虐待。”
朱 秀英的人生道路充滿挑戰，在這條崎嶇不平的路上，她展現出過人的韌性。丈夫逝世後，大兒子也遭死神眷顧，於是朱秀英將所有心力都放在小兒子黃志有，亦即黃 文廣的父親身上。她帶著小兒子逃過長江洪水，逃過日本侵略，也逃過盜賊肆虐，到了山西，又抵達陝西，做過乞丐，也當過幫傭，直到中共接管中國。
“文革”時，政府打出“不能讓死人與活人爭地”的口號，禁止土葬，祖母的願望成了黃文廣家庭的爭執焦點，祖母的傳統、父親的矛盾、母親的現實思考，衝撞出一次次的火花，家庭成員見證著彼此的內心掙扎、見證了每個人的成長，也見證了生活如何跟著時代變遷而改變。
黃文廣對《新史記》說，其實，一開始《紅小兵：家庭回憶錄》只是個短篇。黃文廣總覺得自己身在一個最平凡的家庭，到美國後才突然發現原來他的家庭故事很奇特、有著許許多多的插曲，因而興起了寫短篇集的念頭，寫了一陣後，他發覺應該先觀察美國讀者是否對這樣的故事感興趣。
於是黃文廣在《巴黎評論》上發表了一篇以祖母棺材為題材的短篇，一個多月內，竟收到30多封美國讀者的電子郵件，許多人說，從黃的祖母的身上看到自己祖母的影子，雜誌編輯甚至讀得落淚，“我想，也許真能找到一種共鳴？”黃文廣於是決定將故事寫成長篇。
夾縫中的父親
黃文廣寫《紅小兵：家庭回憶錄》的目的之一，就是把故事獻給父親。黃文廣的父親黃志有在聽到母親的要求後陷入兩難，一來擔心自己的政治前途，二來又覺得有義務完成母親的願望。
1942年飢荒歲月之後，黃志有成了共產黨的忠實支持者。1959年開始，黨的書記鼓勵年輕人對官員提意見，改進黨的領導，黃志有照辦了，被批評的書記從此對他態度冷淡，之後又以黃志有回家照顧摔傷腿的母親為由，說他將家庭擺在革命的前面，將黃志有革職。
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與孩子的生活，黃志有仍交出了入黨的申請表，1972年真當上了黨員。但是當聽聞朱秀英要求土葬，黃志有兩難極了。最終，盡孝道的義務佔了上風，黃志有從此背負起規劃母親後事的使命。
在黃家，朱秀英代表傳統，黃文廣象徵現代，夾在中間的父親，既有傳統精神，又有現代思維，處處透露出矛盾情緒。原先追隨共產黨、當上文化局幹部，因說了真話被革職，從此變得小心翼翼；雖然自己加入中共，但對兒子“要求進步”卻又警告再三。
從小學到高中，黃文廣都是紅小兵和共青團的幹部，但當黃文廣在政治活動上花了越來越多的時間時，黃志有擔心了，他提醒：“政治像浮雲，重要的是學習真正的本事，能終生不忘、終生受益的本事。”在父親督促下，黃文廣學了各式各樣本事：書法、針灸、太極拳、小提琴……
對 於在共產黨教育中成長的黃文廣來說，不只祖母的觀念老舊，父親也被他歸在老一代裡，當時的黃文廣，一點也不想成為父親那樣的人，但隨著年齡增長，他越漸發 現自己身上有父親的影子。黃文廣對《新史記》回憶，當時中國處在“文革”到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父親代表老一代，他代表新一代，所以有點瞧不起父親，覺得父 親一輩子活得很沒價值，如今回想起來感到愧疚。
七十年代初期中國加入聯合國、尼克松訪問中國後，毛澤東指示幾所學校恢復教授英文課，才能 幫助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與“帝國主義對抗”。1964年出生的黃文廣，是進入西安外語學校的第一批小學生，在該校一路升到高中，他所聽到的第一個英文單字是 socialism（社會主義），第二個單字是revolution（革命）。
進入青春期後，黃文廣總希望遠離家庭、遠離西安，考上復旦大學英語 系後，黃文廣的願望實現了，在新環境、新思想的洗禮下，黃文廣的眼界也越來越開闊。他告訴《新史記》，從小，在中國傳統的教育下，他一方面聽從父母的指 示，但另一方面卻想找機會逃離父母的管教，“文革”後，他是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也進入了中國一流大學，更覺得父母的觀念老掉牙，產生叛逆心理。
但父親多次的諄諄告誡，最後被證實是明智的決定——包括對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那一年，黃文廣正在復旦大學求學，學潮開始時，復旦的學生都不再上課，許多人自發上街，黃文廣回憶，感覺就像爆發了革命。
帶著滿腔熱血，黃文廣從上海趕到北京，但父親生前要黃文廣別出風頭的告誡在耳邊響起，6月4日前，黃文廣回到上海，躲過了北京的鎮壓。黃文廣對《新史記》說，若當時沒聽父親的話回上海，在那樣的激情氣氛下，他6月4日當天肯定會在天安門廣場。
黃 文廣解釋，他想從一個普通參與者的觀點來看“六四”。“我現在會從另一種角度看‘六四’。當年我們確實富有激情，但不是民主鬥士，沒有西方講的那樣崇高， 也不是中國政府說的‘動亂份子’。我不覺得當時我們有多大的理想抱負，我只是一個積極、普通的參與者，參加‘六四’並非純粹為了政治，是覺得反腐敗是很愛 國的行為，同時也因為大家都上街，有一種好玩、衝動、好奇的情緒。”
黃文廣說，“六四”對他來說是個成長轉折點，“六四”後他真正開始成熟、開始思考中國的出路。（《新史記》第7期）
5 条评论:
聽大陸內地友人說黃文廣在復旦大學求學期間就已經是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請他能否談談他在復旦期間是如何處理黨員學生的身份矛盾以及他對中共的看法。
据我所知，黄文广蹲了三个月中共的监狱。
楼上，请问是何年何月入狱、什么罪名？
因为是同名，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被关了进去。出来后黄文做了些不离于政府的事，比如翻译了廖奕武等人的书。
中共在大学本科生中发展党员是相当罕见的，黄文广作为一名大学生党员，可以想象其思想觉悟需要多高(所以香港陈小姐在大陆仅仅是个共青团员就在香港政坛酿成轩然大波)。所以想请黄文广谈谈他在复旦(包括在英国利兹--不是他说的伦敦--一年交换生)期间是如何处理党员和学生这两个不同身份的(比如党员在大学生中扮演的角色和肩负的使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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