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參記者胡立／蕭功秦是湖南衡陽人，著有《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危機中的變革》、《中國的大轉型》等書，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台灣大學《政治學論叢》編輯委員，同時擔任海峽兩岸學術交流促進會學術委員、《大公報》特邀評論員，多年來，作為中國“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為海內外所知曉。
2012年5月，蕭功秦拜訪紐約，再度闡述了他對重慶模式的想法，他認為，只有把重慶模式與薄熙來事件作如實的切割，才能把重慶的有益探索從極左文革派的綁架中解脫出來。
蕭功秦說，他既反對極左派片面鼓吹重慶模式的唱紅打黑，也不同意激進的自由派把重慶在民生建設的積極作用也予以否定，其實，這兩派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把薄熙來與重慶混為一體。對重慶模式應該用理性務實的態度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重慶模式作為中國的多種嘗試之一，仍有其價值。他說，海外傳媒雖然很發達，但好像很少聽到中間派的聲音，他也就作為中間派談談自己的看法。
薄熙來事件引發中國政壇大震盪後，蕭功秦趁本次去賓州大學開會，回國路過紐約的機會，對《外參》記者等人再度闡述自己對重慶模式的觀點，以及從新權威主義角度，對中國未來走向民主憲政五步邏輯的分析。
蕭功秦說，薄熙來事件發生以後，社會上存在著對重慶這些年來的探索全面否定的傾向，凡是有自由派傾向者，都一概否定重慶模式，凡是左派傾向者都支持這一模式，這種兩極對立並不正常，他認為，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不能用一種傾向壓倒另一種傾向，只有全面地認識重慶，客觀地肯定其成績，批判其左的錯誤，才能讓廣大重慶民眾與官員避免受極左派挑拔與煽動，後者總是要號召底層群眾為薄熙來叫屈，進行反攻倒算。
蕭功秦說，他並不是左派，也不是重慶模式的簡單的擁護者，相反，他是國內最早對重慶模式提出質疑的學者之一，早在去年5月，他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重慶模式研討會，當時他是唯一在大會上發言對重慶模式提出批評的人。蕭功秦在那次會上發言，所提的第一點質疑是，由於毛的極左文革與中共革命傳統共享了紅色，籠統唱紅是否可能造成“唱左打改（革）”、“唱毛打鄧”？其次，重慶模式是透過強人政治來解決問題，而不是用公民社會的發展來解決社會矛盾，會不會使本來應該發展起來的公民社會的發育受阻並退化？第三，以非法治的方式打黑，會否造成程序正義受到破壞的嚴重後果？第四，強勢政府通過“理性的工程設計”推行大幅度城市換戶口的改革，萬一經濟蕭條，那麼多民工既無工作，又回不了家鄉怎麼辦？人的理性能力畢竟有限，如何避免建構式的理性設計變成烏托邦式的大災難？
蕭功秦認為，他對重慶的認識的深化，是在2011年11月參觀重慶之後。蕭功秦利用到重慶參與學術研討會的機會了解實情，還與多年未見的重慶老朋友進行私下交流，他發現，重慶利用政府威權體制的動員能力，在民生工程方面做得還不錯。對於重慶的民生工程，尤其是公租房建設頗為贊賞。
全文將發表於《外參》
蕭功秦（左）2012年5月在費城會議上。（蕭功秦提供外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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