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傅高義。（柯宇倩攝）
鄧小平的國際觀，從年輕時代已開始培養。傅高義解釋，鄧小平15歲的時候就通過考試，16歲時跟著其他學員到法國留學。在法國待了5年之後，鄧小平還到蘇聯求學1年。
接 替罹患癌症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之後，鄧小平逐漸遠離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傅高義對《新史記》解釋，毛澤東死後，許多黨內高層開始懷疑這種將如此大的 權力集中於一個人身上的體制，在此機制下，若此人犯錯，就不可能去糾正他。因此鄧小平接班後，並未得到如毛澤東那樣多的頭銜和權力，鄧小平也小心翼翼地關 注著政治生態和權力平衡，試圖在保持和爭取其他主要領導人支持之下，處理困難的政治議題。雖然鄧小平仍屬所謂專制型領袖，但他沒有像毛澤東那樣集大權於一 身。
傅高義認為，若將鄧小平與毛澤東相比較，1959年後或可看出最大的不同：當時，毛澤東希望持續“大躍進”，但他不站在第一線，而時任中共中 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則對毛澤東的“大躍進”產生疑慮，認為持續“大躍進”會讓中國經濟崩潰，因此開始調整經濟方針，找到讓中國快速恢復、發展的道路。許多分 析普遍認為，正是鄧小平走了一條與毛澤東不同的道路，使得兩人的關係產生裂痕。
傅高義說，他不同意那些認為鄧小平純粹想引入資本主義的說法，或認為鄧小平用其它名義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最終，土地仍是國有，人們沒有私有財產，中國的國有企業也比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大得多。”
寫 鄧小平，不可能迴避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與相關事件。有些人認為傅高義在書中並未對人權議題有所著墨，旅居美國的天文物理學家方勵之在《紐約書評》雜誌 發表書評，批評“人權”這個詞沒有在《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書後的索引中出現，而“這種忽略並不是索引製作者的疏忽。這本書的一個特色就是系統性地不考慮 人權問題”。
傅高義對《新史記》表示，他在書中講述了1986年和1989年學生抗議事件，以及胡耀邦所支持、推動的改革。“內容都在那兒，雖然可能我沒用那些會讓方勵之開心的字眼。”
政治問題方面，《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一書並未太多地探討“文革”或“六四”天安門事件對鄧小平的影響。傅高義解釋，由於鄧小平在許多事件中都沒留下記錄，因此他寫書的重點在於描述情況和事實，讓這本書有更大、更長遠的價值，而非加入過多個人的評判。
對 於“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實際死亡人數，傅高義並最未自己下判斷，中共當局宣布的死亡人數為300人，而海外記者起初報導稱死亡人數有數千人，傅高義認為記 者的報導可能有些誇大，他個人認為比較重要的數據是當時住在北京的學者、加拿大漢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死亡調查》中根據北京13家醫院等各方資料統計出的死亡人數——479人。
如今回顧“六四”天安門事件，不少人認為鎮壓與死亡是 應該而且能夠避免的，傅高義對《新史記》表示，是否可能透過對話的方式和平落幕，由於很難去判斷並未發生的事，因此他只願意用已經發生過的事去證明自己的 推斷。不過傅高義相信鄧小平在1988年確實犯了些錯誤，當時鄧小平主張“價格闖關”，結果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與全國性恐慌，住在北京的人也感到日子更難 過。
同樣的，在“四二六社論”上，傅高義也認為處理不妥。示威風潮開始後，趙紫陽到訪朝鮮之際，鄧小平、李鵬等開會，最終出台了“四二六 社論”。傅高義指出，該社論讓學生更加失望和激動。“我認為李鵬和其他人害怕與學生對話，因為他們想讓官方學生組織保有主要學生組織的地位，認為對話會給 其他學生組織合法性。但社論招來了學生們的怨懟，在這個決定下，當時官方沒有任何一個人對學生組織採取可能讓情況改變的行動。”
“六四”天安門事 件之後，中國步入社會穩定和經濟成長的時期，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時強調改革開放，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奠定思想基礎。傅高義指出，鄧小平知 道鎮壓會導致糟糕的結果，但不這麼做，國家可能分崩離析。“很難因為中國之後的穩定和經濟成長，就說天安門鎮壓有其正當性，但確實採取行動後，鄧小平讓中 國保持了穩定，過去20年，中國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傅高義對《新史記》說。
維持自己、黨和政府的權力，是鄧的原則
批 評者認為，鄧小平一邊極力推動經濟改革，但一邊又堅持限制政治改革，傅高義對《新史記》表示，這樣的認知並不正確。“1978年鄧小平支持讓民主牆持續4 個月，還有1980年8月鄧小平所做的重要講話呢（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必須改革權力過分集中、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等。——記者註）？或 者為什麼他允許1986年對政治改革的討論（該年鄧小平在聽取中央領導同志匯報時，表示政治體制改革應提到日程上來。——記者註）？他也支持趙紫陽，所以 他對政治改革的想法，並非如他人所說。”
對於鄧小平在經濟上的貢獻，其他人也有話要說。方勵之認為傅高義所謂“鄧小平讓億萬人脫貧”的說法本末倒置，因為在後毛澤東時期，中國的經濟增長靠的是億萬中國人的苦力勞動。
傅 高義對《新史記》解釋，數以萬計的勞工和許多明智的官員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上，當然有所貢獻，但在毛澤東時代晚期，中國經濟陷入非常糟糕的情況，正需要一 個帶領中國走出困境的強有力的領袖，而鄧小平正是這樣的領袖，讓中國局勢的轉變成為可能。“所以當然，不是鄧小平一個人的功勞，但對於改變中國，他的領導 是必要的。”
鄧小平於1997年逝世。傅高義表示，如果鄧小平還在世，應該會在外交和經濟上發揮深遠的影響力。他一定會對中國的發展感到高興，但 也可能擔心中國的腐敗越來越嚴重。鄧小平非常希望中國變得更富裕、更有影響力，他在職業生涯尾聲時表示，一方面要推動中國的開放，一方面要懲治腐敗，從嚴 治黨。
鄧小平也曾說過，先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富起來，再帶動和幫助落後的地區，如果他仍在世，將認為現在就是富裕地區幫助貧困地區的時候。外 交方面，傅高義分析，鄧小平强調睦鄰友好，比起現任領導對軍方又擁有更大影響力，因此鄧小平可能會推動更多軍方對軍方的交流，降低解放軍在南海發生衝突的 機會。
雖然鄧小平本人留下的書面資料不多，但傅高義勤於收集，可撰寫的內容讓編輯都不禁要說“太多了”。“我的編輯說，既然這本書的重點是鄧小平 如何改變中國，我應該簡單介紹鄧小平的背景就好，而把完整的解釋留給鄧小平的後半時期，所以我縮短了前面的介紹。”但也因此有人認為傅高義太快地略過鄧小 平艱苦及黑暗的過去，不過傅高義覺得刪減內容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在這種書的撰寫上就應該這樣做，但如果你讀得仔細，會發現我在描述鄧小平早年的時候，講 述了他支持‘反右’運動等，我覺得自己對他的重要所作所為都寫到了——篇幅較短，並不意味著就忽略某些事。”傅高義對《新史記》說。
傅高義表示， 鄧小平從沒徹底否定“反右”運動，1975年，鄧小平在胡耀邦的幫助下，大大減輕了“反右”運動的負面後果，當時鄧小平認為正式為“右派”平反還太早，但 他們也想改善“反右”運動受害者的境遇。1978年鄧小平取得權力後，承認自己對“反右”擴大化負有責任，但仍堅持對部分人不予平反。“我認為對鄧小平來 說，政府需要權力，如果他太快承認政府犯了錯誤，則民衆的批判會衝擊到政府的權力。他想維持自己、黨和政府的權力，這是他的原則。”
懷疑自己還有力氣再寫另一本書
由於篇幅有限，有些傅高義認為有趣的故事，並未收錄到書中，他對《新史記》記者舉例，美國國會認為中國應該更加尊重法治，在促進法治上做更多努力，鄧小平答道：“你們說的沒錯，但你們的律師太多了。”
令 傅高義感到遺憾的是，自己未曾與鄧小平談過話。1973年5月，在美國國家科學院（NAS）的支持下，傅高義與代表團一行第一次到北京，見到了周恩來等中 國領袖，傅高義在那次參訪中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中國領袖們談論鄧小平近日回到權力圈的事，認為他將扮演要角，帶來重大改變，但那時沒有人預期到中國在 之後20年間產生的驚人變化，以及在這位領導人的努力下，中國的未來如何大幅改觀。
1979年1月，傅高義在位於華盛頓的國家美術館 （National Gallery）的美中正式建交歡迎會上，與鄧小平有了最近距離的接觸，該歡迎會聚集了來自美國政府、學界、媒體、企業的中國專家，許多人已認識多年，有 些人則許久沒見，因此廳中充滿交談聲，加上國家美術館的音響效果非常糟糕，使得傅高義完全聽不到鄧小平與其翻譯的聲音，儘管他與鄧小平只相隔幾英尺遠。鄧 小平身邊的人告訴傅高義，鄧小平對於現場的噪音和與會者的忽視感到難堪，不過在旁人看來，鄧小平就像對著一群安靜端坐的中國聽眾發表講話一般，此點讓在場 許多人印象深刻。
《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即將於2012年5月由香港中文大學推出繁、簡體字版，由於中國大陸的出版社要求傅高義刪節內容，因此傅 高義未將書稿交給後者。傅高義對《新史記》表示，未來他不會再為其他中國領導人寫書，他甚至不知道是否會寫下一本書。“我已經81歲，光寫鄧小平的傳記就 花了10年的時間，我懷疑自己還有力氣再寫一本書。”
接到許多演講邀請的傅高義，未來一年的計畫是到訪世界各地。“我已經準備到美國、歐洲、亞洲各地進行演講，也希望在更多地方講述鄧小平，我也希望評論美中關係議題、日中關係，所以未來會投入更多心力在這些事上。”（《新史記》第六期）
傅高義（右）在紐約介紹新書，左為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歐倫斯（Stephen A. Orlins）。（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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