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常委的現行格局及特徵

《內幕》主筆：夏寒冬 程恭羲

現任的政治局九名常委是由2007年的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的，包括胡錦濤（總書記、國家及軍委主席）、吳邦國（人大委員長）、溫家寶（國務院總理）、賈慶林（政協主席）、李長春（精神文明委主任）、習近平（國家及軍委副主席）、李克強（副總理）、賀國強（中紀委書記）、周永康（政法委書記）。

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具有異乎尋常的意義，正式啟動了總書記的限任制，九名常委的結構也是從十六大開始的。據方紹偉撰文分析：1973年的十大也有過九常委，但新的九常委卻具有明顯的不同特徵，這些特徵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職能代表特徵”。十六大和十七大的常委都有總書記、人大委員長、國務院總理、政協主席、紀檢委、精神文明委、政法委等七大職能代表，另外兩名常委是書記處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通過具體個人的政治背景，這些職能代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條塊利益”。在新總書記第一任的十六大，書記處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只是一般的職能代表，具有某種“應急預案”的含義；到了總書記第二任的十七大，書記處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就不再是一般的職能代表，而是下屆十八大的可能接班人。這顯然是一個巧妙的“梯隊接班制”安排。

由此出現的第二個特徵是“新老雙層特徵”。這個特徵沒有出現在新總書記第一任的十六大，因為接班人問題要到總書記第二任才確定，故十六大的常委年齡都在58歲以上，最大的是67歲的羅幹（符合70歲的最高年齡線）。到了十七大（2007年），最年輕的常委是52歲的李克強和54歲的習近平，最大的是67歲的賈慶林。學歷上也從十六大的本科和碩士兩層學歷（溫家寶和吳官正是碩士）提陞為本科、碩士和（在職獲得）博士三個層次（習近平是清華博士、李克強是北大博士）。

九常委的第三個特徵是“集體領導特徵”。集體領導並不意味著沒有首腦，但有首腦也不必然是“個人獨斷”。這裡，“個人崇拜”的政治文化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是“個人崇拜”的制度基礎。

九常委的第四個特徵帶有更多的歷史痕跡，這就是政治局常委選舉制度上的“提名醞釀特徵”。中共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選舉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然後再從常委中選出總書記，再由常委提名表決中央書記處人選。中共的黨內選舉禁止西方的“競選”，“差額選舉”只用於地方黨組織的委員和代表，中央黨組織和地方黨委書記一律採用“等額選舉”（包括政治局、常委、中紀委、地方各級黨委和紀檢委正副書記）。

中央一級的“差額選舉”只出現在預選中，如2007年10月的中共十七大上，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和中紀委委員預選，都採用了差額選舉辦法，差額比例在百分之八以上。2011年3月14日，總理溫家寶在兩會上提出，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應當實行差額選舉。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

方紹偉在文章中還強調：在中央委員會這個層次上，“提名醞釀製”有更多的“自下而上”的性質；但在政治局和常委這兩個層次，“自上而下”的性質就更加明顯。“提名”之後，真正的功夫都體現在“醞釀”之上，它無非也就是個人意志和集體意志的協調過程。“提名醞釀”也因此而被稱為“內定”，與毛澤東時代的區別是，現在政治局和常委新成員的“內定”更加集體協商化了。這個過程往往被“暗箱操作”等說法所神秘化，可如果理解了上述“梯隊接班制”的種種安排，這個過程其實並不神秘，年齡、關係、任期、政績、資歷、學歷、思想傾向等等都幾乎是明擺著的。實際上，這種制度化的透明度甚至可以說是“故意的”，其目的在於對高層來說至關重要的“政治穩定和連續”。

制度化問題觸及了九常委的第五個特徵：“黨權最大化特徵”。“黨權最大化”指的不僅是黨對國家政權的獨立控制，而且也是中央對黨的領導權的獨立控制，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權最大化”既是中共高層領袖的個人行為目標，也是他們的集體行為目標。這個最大化已經從偏向於範圍和程度的權力最大化，轉變和收縮為偏向於控制效率的權力最大化。

九常委的第六個特徵是“績效強權特徵”，這個特徵涉及九常委和中共本身的政治合法性問題。一脈相承的馬列主義指導思想，一方面使中共偏離了中國文化本身“道統和學統”的儒家“傳統合法性”，另一方面卻使中共獲得了具有某種超越性質的共產意識形態的“神聖合法性”。只是，隨著蘇聯模式和中共立國後前三十年的失敗、以及中共改革開放和外部世界全球化的加速，共產意識形態的“神聖合法性”已經近於喪失殆盡，至少也是陷入了危機。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已經從轟轟烈烈的“魅力領袖”時代進入了平平淡淡的“能力領袖”時代。只有新的“魅力領袖”再度出現，九常委的現行格局才可能發生變化。(《內幕》第1期。出版时间：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