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編譯 董裴東
胡錦濤領導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結構和流程，似乎也反映出集體領導以加強協商一致為基礎的決策目標。一方面，他們似乎旨在限制總書記獲得超過其它領導人獨裁權力的能力，如毛澤東在上個世紀60－70年代，還有斯大林在蘇聯政治中所享有的獨裁權力。另一方面，他們又似乎旨在抑制任何一個領導人或派系領導人，獲得比其它領導人或派系領導人更多的優勢。
這些目標是隱含的，不僅在常委會結構上，而且在常委會與更廣泛的政治局的關係上，總書記在兩者之間都佔有統治地位。因此：
◎胡錦濤至少在原則上明確了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政治局的從屬地位。自2004年以來，新華社已發表了胡錦濤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提交的例行工作報告。同樣，新華社也強調，政治局審議了政治局常委會在政治局會議上提交的工作報告。
◎總書記的地位首次得到明確，與政治局常委會其它常委和政治局全體委員都是平等的，我們從媒體的報道便可看到，沒有稱胡錦濤為十六大和十七大的領導“核心”，衹是簡稱為黨的總書記。這與在1989年至2002年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江核心”形成鮮明對比。此外，胡錦濤擔任中共總書記後，也沒有提出新的思想，他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一直被形容為他的個人知識產權，而且還經常歸因於第十六屆和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領導層的“集體智慧”。
◎努力平衡政治局委員所代表的領域，在十七大政治局委員中，除了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外，其它人都來自黨政機構、地方、軍隊和國家安全機構。如來自黨的機構的有：李長春、習近平、賀國強、王剛、劉雲山、李源潮；來自國家機關的有：李克強、王兆國、王岐山、回良玉、劉延東、張德江；來自地方的代表有：王樂泉、劉淇、汪洋、張高麗、俞正聲、薄熙來；來自軍方和安全機構的代表是：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從這方面看，十七屆政治局委員已被分解成機構選區，打破了十六屆政治局委員所來自的相同的平衡機構集團。自1987年以來，來自軍方的政治局委員都被限制在兩名或更少，似乎旨在特別限制總書記把使用軍隊作為權力專制的基礎。
胡錦濤執政時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結構及分工政策，反映出常委會自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起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歷了一個較長時間的演變。1945年召開的第七次黨代會，沒有按照以前的黨的機構的先例，任命一位政治局常委，取而代之的是在毛澤東領導下的由五人組成的中央書記處，來指導中國的內戰。1956年召開的中共第八次黨代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班子結構，旨在為完成集體化經濟提供均衡而全面的決策。
這個新領導層結構恢復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委員會主席由毛澤東擔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由政治局常委鄧小平擔任。根據這項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常委應該為決策提供總體方向，而書記處則掌管決策的具體細節。但整個政治局對決策的直接影響並不大，衹是偶爾才參與一下。在這一步驟下，第一個中央委員會的中央領導小組於1958年成立。這些新的領導程序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遭到大躍進的沖擊，並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廢除。
隨著70年代末改革時代的開始，鄧小平尋求重新恢復中共八大所確定的後來又被丟棄的領導程序。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共中央於80年代初期恢復了書記處，由胡耀邦負責，隨後又在1982年召開的第12次黨代會上，確定一個新的領導體制－－在政治局常委會指導下的吸納廣泛的政策，由中央書記處負責實施政策，當時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都由胡耀邦主持。幾年後，這個政治體制因胡耀邦下台而失敗。
在1987年晚些時候召開的中共十三大上，新的領導結構呈現出幾個特點，通過江澤民執政時期的完善，到胡錦濤執政後達到目前的成熟階段。這些特點包括：
◎大幅削減書記處規模，從1982年的12名中央書記處書記，到1987年減少至4名書記。但在江澤民執政時，1992年中央書記處擴至5人，1997年擴至7人，到了2002年胡錦濤的第一任期，仍保留7名書記。但中央書記處一直沒有恢復其1956年設立時，以及1980至1982年重新設立後所要發揮的突出作用，實際上它在今天已處於最低點。
◎在1987年第13屆中央政治局中出現了平衡機構選區的趨勢，文化大革命後首次有4位地方黨委負責人成為政治局委員，而解放軍代表衹有1人入選。
◎中國媒體開始對政治局會議進行定期連續報道。此外，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提出了一攬子政治改革計劃，並采取新步驟規範領導層決策，及向中央委員會報告。
米勒指出，從這個角度看，作為黨的領導人，胡錦濤在其任期內所構建的領導結構，並沒有偏離他所拓展的以往的做法。推動有效的領導，讓中國變成一個迅速改變的國家，變成一個新興的大國，避免重複毛澤東時代所出現的災難性領導，這些都是胡錦濤及其前任長期努力的結果。（《明鏡月刊》 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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