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眼中的鄧小平，歷史地位相當高。他認為，鄧小平在提升百姓生活水平與影響世界歷史上，都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鄧小平知道鎮壓會導致糟糕的結果，但不這麼做，國家可能分崩離析。鄧小平決定中國在國際事務上，要扮演有建設性的、和平的角色，其領導方式對後來的中國領導人有深遠的影響
《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天安門鎮壓後中國保持了穩定
外界對鄧小平的評價褒貶不一，而傅高義眼中的鄧小平，歷史地位相當高。他認為，鄧小平在提升百姓生活水平與影響世界歷史上，都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鄧小平決定中國在國際事務上，要扮演有建設性、和平的角色，他的領導方式，對後來的中國領導人有深遠的影響。”傅高義對《新史記》說。
鄧小平的國際觀，從年輕時代已開始培養。傅高義解釋，鄧小平15歲的時候就通過考試，16歲時跟著其他學員到法國留學。在法國待了5年之後，鄧小平還到蘇聯求學1年。
接替罹患癌症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之後，鄧小平逐漸遠離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傅高義對《新史記》解釋，毛澤東死後，許多黨內高層開始懷疑這種將如此大的權力集中於一個人身上的體制，在此機制下，若此人犯錯，就不可能去糾正他。因此鄧小平接班後，並未得到如毛澤東那樣多的頭銜和權力，鄧小平也小心翼翼地關注著政治生態和權力平衡，試圖在保持和爭取其他主要領導人支持之下，處理困難的政治議題。雖然鄧小平仍屬所謂專制型領袖，但他沒有像毛澤東那樣集大權於一身。
傅高義認為，若將鄧小平與毛澤東相比較，1959年後或可看出最大的不同：當時，毛澤東希望持續“大躍進”，但他不站在第一線，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則對毛澤東的“大躍進”產生疑慮，認為持續“大躍進”會讓中國經濟崩潰，因此開始調整經濟方針，找到讓中國快速恢復、發展的道路。許多分析普遍認為，正是鄧小平走了一條與毛澤東不同的道路，使得兩人的關係產生裂痕。
傅高義說，他不同意那些認為鄧小平純粹想引入資本主義的說法，或認為鄧小平用其它名義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最終，土地仍是國有，人們沒有私有財產，中國的國有企業也比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大得多。”
寫鄧小平，不可能迴避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與相關事件。有些人認為傅高義在書中並未對人權議題有所著墨，旅居美國的天文物理學家方勵之在《紐約書評》雜誌發表書評，批評“人權”這個詞沒有在《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書後的索引中出現，而“這種忽略並不是索引製作者的疏忽。這本書的一個特色就是系統性地不考慮人權問題”。
傅高義對《新史記》表示，他在書中講述了1986年和1989年學生抗議事件，以及胡耀邦所支持、推動的改革。“內容都在那兒，雖然可能我沒用那些會讓方勵之開心的字眼。”
政治問題方面，《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一書並未太多地探討“文革”或“六四”天安門事件對鄧小平的影響。傅高義解釋，由於鄧小平在許多事件中都沒留下記錄，因此他寫書的重點在於描述情況和事實，讓這本書有更大、更長遠的價值，而非加入過多個人的評判。
對於“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實際死亡人數，傅高義並最未自己下判斷，中共當局宣布的死亡人數為300人，而海外記者起初報導稱死亡人數有數千人，傅高義認為記者的報導可能有些誇大，他個人認為比較重要的數據是當時住在北京的學者、加拿大漢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死亡調查》中根據北京13家醫院等各方資料統計出的死亡人數——479人。
如今回顧“六四”天安門事件，不少人認為鎮壓與死亡是應該而且能夠避免的，傅高義對《新史記》表示，是否可能透過對話的方式和平落幕，由於很難去判斷並未發生的事，因此他只願意用已經發生過的事去證明自己的推斷。不過傅高義相信鄧小平在1988年確實犯了些錯誤，當時鄧小平主張“價格闖關”，結果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與全國性恐慌，住在北京的人也感到日子更難過。
同樣的，在“四二六社論”上，傅高義也認為處理不妥。示威風潮開始後，趙紫陽到訪朝鮮之際，鄧小平、李鵬等開會，最終出台了“四二六社論”。傅高義指出，該社論讓學生更加失望和激動。“我認為李鵬和其他人害怕與學生對話，因為他們想讓官方學生組織保有主要學生組織的地位，認為對話會給其他學生組織合法性。但社論招來了學生們的怨懟，在這個決定下，當時官方沒有任何一個人對學生組織採取可能讓情況改變的行動。”
“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步入社會穩定和經濟成長的時期，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時強調改革開放，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奠定思想基礎。傅高義指出，鄧小平知道鎮壓會導致糟糕的結果，但不這麼做，國家可能分崩離析。“很難因為中國之後的穩定和經濟成長，就說天安門鎮壓有其正當性，但確實採取行動後，鄧小平讓中國保持了穩定，過去20年，中國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傅高義對《新史記》說。
傅高義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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