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江岩北
編 者按：中國古話說“有其父必有其子”，現代人未必同意。但是人們認爲：一個人的童年遭遇對他後來價值理念、性格心理的形成，有深遠的影響。而薄熙來的童 年、少年時代的經歷，無疑隨著其父親薄一波的宦海浮沈而“一榮俱榮，一枯俱枯”。從這個意義上，人們有理由將其父子聯繫起來探究。江岩北著有《從薄一波到 薄熙來》一書，本刊獲得授權，刊發其中部分章節。
上篇 薄一波
叛徒出賣，蹲五年監獄
薄一波從事地下軍運期間，四次被捕，兩次入獄，第三次入獄被判刑八年。1931年6月由於叛徒出賣，薄一波在北平被捕，被關進“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即草嵐子監獄），開始了長達五年的監獄生活。
薄一波去世後官方發布的標準像。
楊建中在《薄一波與戰友：歷經烽火，情深意濃》一文中也談到薄一波因叛徒出賣而被捕入獄：1931年5月8日，新的河北省委正式成立。然而，由於省軍委負責人廖劃平被捕叛變，新組建的河北省委機關再次遭到嚴重破壞，甚至留在天津工作的一些同志也未能幸免。
6 月26日，薄一波、劉瀾濤等一批幹部相繼被捕，關押在北平東北軍憲兵司令部看守所。8月初，薄一波等39人，又被送到海陸空副司令行營軍法處。在這裏，薄 一波被判刑八年。8月底，薄一波等“重要分子”全部被關進“北平軍人反省分院”。這是專門關押政治犯的監獄，因坐落在草嵐子胡同，被稱作“草嵐子監獄”。 9月，早前被捕的陳原道（河北臨時省委組織部長）、劉亞雄（河北臨時省委秘書長）夫婦等被押解到北平，關押在軍法處，不久也被轉入草嵐子監獄關押。
薄一波、陳原道等人抓住放風的機會，秘密碰頭，利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形勢，開展一次爭取“無條件釋放政治犯共赴國難”的鬥爭，得到了全體政治犯的響應，於1932年3月向當局遞送呈文，並以絕食的方法迫使獄方表示“一定轉達”。
據 當年草嵐子監獄的難友劉武雄回憶：“在這艱苦的歲月裏，獄中黨支部為團結獄中全體同志，提高黨、團員和群眾的階級覺悟和堅定的鬥爭意志，粉碎敵人的‘反省 政策’和‘高壓政策’，把監獄變成對敵鬥爭的戰場和學習馬列主義的課堂，每當集體在牢房院內放風的時候，我注意以原道以及安子文、殷鑒、薄一波、劉錫五、 楊獻珍、張友清等同志三三兩兩湊在一起，一面飲水，一面低聲細語，談談問題，我想他們大概是研究交談對敵鬥爭的方針、政策吧！”
扶屏寫的《回憶在北平草嵐子監獄》也數次提到張永璞（薄一波的化名）：
【囚徒中的活躍分子，如黃建純、張永璞、徐子文（即安子文）、楊仲仁（即楊獻珍）等，經常代表全體難友和敵人進行面對面的鬥爭，無形中成了大家心目中的領袖。實際上，他們都是這個秘密組織的領頭人。
張永璞、徐子文等親自對看守做工作，曉以大義，施之恩惠，買通了一些看守。那些看守，把這看成是生財之道，不斷從外面把我們需要的報紙、刊物買好，偷偷地運入獄中交給我們。】
後來，薄一波在回憶錄中寫道：
【獄 中五年，是我們經歷人生和革命征程中的特殊考驗、特殊鍛煉與特殊鬥爭的五年。這五年中草嵐子監獄中被關押的共產黨員，逐步形成了一個以黨支部幹事會為核心 的堅強的戰鬥集體。黨支部幹事會帶領大家粉碎了敵人的三期“審查”，使他們的“反省政策”遭到破產。同時，我們結合獄中的實際，係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和 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把監獄變成了學校。】
1936年8月，薄一波（中）出獄後與難友合影。
1935年底，中共中央決定劉少奇以中央代表的名義，前往平津指導北方局的工作。《黨史文匯》2005年第1期刊登的《薄一波傳奇一生》指出：
【當 時，華北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急需幹部領導，但由於“左”傾錯誤的危害，白區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時任北方局組織部長的柯慶施建議：可以讓關押在草嵐子 監獄的同志履行“簽字”手續出獄，以解燃眉之急。劉少奇認為：如果日寇打進來，這批同志必遭殺害；這些同志經受了長期考驗，是好同志，登《反共啟事》出獄 夠格。於是他們代表北方局向中央報告，建議立即採取措施，即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按國民黨的規定履行出獄手續，在《反共啟事》上簽字後出獄，以儘快營救這 批同志。中共中央批准了這個異乎尋常的建議。】
“文革”被算舊帳打進監獄
1943年，中共準備召開七大。薄一波作為晉冀魯豫代表團副團長到了延安。在毛澤東的窯洞中，他曾說到這段往事。毛澤東說：“這件事我們知道。中央完全負責。”“你們在班房裏做了很好的工作。”
1947年，康生率領中央土改工作團到了山東渤海區，幫助搞土改。1948年春節，土改工作團全體成員回到渤海區黨委所在地——惠民地區信陽縣何家灣過春節。區黨委組織部長劉格平請康生吃飯，工作團全體成員也“參席”。
劉 格平是誰？《關在監獄中的62名黨員怎麼成了“61人叛徒集團”》一文對其簡單介紹說，劉是二十年代初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是行政三級的高幹，解放初期在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當副主任。是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後來到寧夏當自治區當主席，與書記汪鋒因在民族服飾等問題上爭執，被中央定性在民族問題 上“反黨”。
三十年代初，草嵐子監獄關押者中就包括劉格平。從1936年8月下旬開始，草嵐子監獄中的幾十名中共黨員分九批陸續出獄，但是有一個人卻不願意履行國民黨監獄機關的出獄手續，他就是劉格平。劉格平說：我寧肯讓國民黨殺掉！
劉格平還是個穆斯林，他認為用這種方式出獄，會“下朵子海”火燒油炸。所以劉作為一個普通刑事犯，繼續跟那些殺人放火的匪徒們關在一起，直至1944年4月刑滿出獄，比薄一波、安子文、楊獻珍他們多關了八年。
五十年代時康生曾說：劉格平既然是老黨員，當然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一提到伊斯蘭教的《可蘭經》，他的馬克思主義就不見了。康生認為讓劉格平拒不假投降又坐了八年牢的動力不是馬克思，而是穆罕默德的《可蘭經》。
康生還說：“劉格平這麼個二十年代初的共產黨員，怎麼對宗教的經典還是那麼樣神聖不可侵犯呢”？
接著說劉格平宴請康生。飯後，康生與土改工作團團員張琴秋、毛岸英、于光遠、曾彥修等人到村外散步。康生從劉格平也在當年的北平軍人反省院裏坐過班房談起，說到了薄一波等同志的出獄之事。
康生當時說，那時如果再不加緊營救，蔣介石就可能把這批人轉往南京；如果日寇很快侵佔了平津，或者華北國民黨政權漢奸化，這些人就只有全部被殺。考慮結果，中央決定，讓他們辦理了出獄手續。
日月輪轉。“文革”1966年開始，8月4日，毛澤東貼出《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前一天，“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為呼應徹底整垮劉少奇，下令在已很龐大的“彭羅陸楊”專案組中，悄悄塞進“1936年專案”，簡稱“三六”專案。
康生9月16日給毛澤東寫信：“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的北京報紙，從他們所登報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並隨信附上1936年有關報紙的影印件。（《新史記》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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