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政治鬥爭中屢敗屢戰

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與鄧小平見面時說，香港人對1997之後的情況深感憂慮，北京要正視這個問題。聽了麥理浩的擔憂後，鄧小平指出：“如果你覺得香港難治，你應該試試治理中國。”當時，中國剛經歷“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已經看出中國的處境艱難


《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在政治鬥爭中屢敗屢戰

1972年，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讓汪東興轉交。信中他表示自己在勞動和學習中已經改過自新，表達希望回到中央的願望。在1973年10月舉行的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重返中央。當時毛澤東已病重，這次大會為毛澤東最後一次參加的黨代表大會。毛澤東選擇了王洪文作為接班人。中央委員會成員大幅更新，宣告林彪時代的結束，同時因許多資深官員回到中央委員會中，讓鄧小平在1973年底掌握更大權力時，得到有力的支持。

1973年12月，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表態批評周恩來，與周恩來關係一直有疙瘩的毛澤東得知後，下令政治局安排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之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使鄧小平集中央黨、政、軍重要領導職務於一身。

隨著周恩來健康情況的惡化，鄧小平的重要作用越來越大。1974年春天，鄧小平成為第一位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的中國領導人，闡述毛澤東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可看出毛澤東對鄧小平重新漸增的信任。

傅高義認為，1975年對鄧小平來說是最關鍵的一年，在周恩來病重的情況下，該年鄧小平正式接掌周恩來擔負的事務。對鄧小平來說，他需要思考如何維持毛澤東的支持，又能令中國走在發展道路上。鄧小平於是不斷讚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避免直接批評“文化大革命”，並在毛澤東“三項指示為綱”的名義下，大刀闊斧消滅混亂、讓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鄧小平認為，必須根治領導班子的“軟、懶、散”狀况；他也開始整頓科技、教育系統；他還要求讓官員遴選不再只靠關係，而是靠知識與能力。

鄧小平也整頓軍隊，重建紀律、縮編、改善訓練。尤其是整頓半軍事化的鐵路和交通運輸，效果十分顯著。鄧小平多管齊下，一方面確保毛澤東繼續信任和支持自己，一方面依賴有能力的官員；他最終整頓了徐州鐵路樞紐，快速增加運輸能力，鼓舞士氣。在徐州取得成功後，鄧小平將徐州模式擴展到其他領域，大幅增産煤炭、鋼鐵……

1975年4月，毛澤東發出打算賦予鄧小平更大權柄的清楚信號。當時，毛澤東讓鄧小平參加他與金日成的會面。毛澤東對金日成說：“我不會跟你談政治事務，我讓他跟你談，那個人叫鄧小平，他能發動戰爭，他可以反對修正主義，紅衛兵攻擊他，但現在沒問題了，那時，他有幾年的時間被打倒，但現在他又回來了，我們需要他。”

5月27日和6月3日，鄧小平首次取代王洪文，成為政治局會議的主持人；5月，鄧小平前往法國，這是中共領導第一次到西方國家的國是訪問，鄧小平有機會認識到這個他曾待過一段歲月的國家如何發展變化，並思考中國應該如何達到“四個現代化”。

不過，也正是從1975年春天開始，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戒心越來越濃。毛澤東擔心自己死後，鄧小平會召回被打倒的政治領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損害毛澤東的聲譽。11月，毛遠新告訴伯父毛澤東，鄧小平甚少談及“文革”的“成就”，甚少批評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也很少讚美“批林批孔”運動。毛遠新還表示，鄧小平可能會恢復“文革”前的組織架構，這說中了毛澤東內心最深處的擔憂。此次談話後，毛澤東和鄧小平之間的緊張關係急遽上升。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仍是副總理的鄧小平將政治局擬宣布周恩來死訊的草稿送交毛澤東審批，毛澤東並未否决107名治喪委員會任何一名成員，包括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朱德等人；毛澤東也同意讓鄧小平致悼詞；不過，毛澤東並未出席葬禮。隨後，毛澤東既未選中鄧小平，也未選中鄧小平的政敵張春橋，而是任命華國鋒為總理。毛澤東也欲削弱鄧小平在軍隊中的權力（當時鄧小平擔任總參謀長），讓鄧小平更難掌管軍權。

此時，與鄧小平原本就有矛盾的“四人幫”不斷攻擊鄧小平，4月5日，由悼念周恩來引發的天安門事件爆發，鄧小平被視為“反革命份子的總代表”，在4月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遠新傳達了毛澤東的旨意：撤銷鄧小平的黨、政、軍所有職務，鄧小平再度被打倒。

1976年5月11日，毛澤東因心力衰竭極度虛弱，9月9日逝世。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發動懷仁堂事變，逮捕“四人幫”，華國鋒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但因為黨內對是否應該逮捕“四人幫”質疑聲不斷，甚至也懷疑毛澤東是否真的選擇華國鋒為接班人，畢竟毛澤東從未公開提及這點，因此華國鋒亟欲尋求黨的支持。

10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表達擁護之意，他是第一個向華國鋒表示擁護的領導人之一。不過，是否該恢復鄧小平的職務、恢復什麼職務，在“四人幫”被逮捕後一直是個問題。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為回應許多人對鄧小平受到不公正指控的指責，華國鋒指示中宣部不要再提起天安門事件抗議的話題。華國鋒也承認鄧小平沒有策劃天安門事件。

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終於正式恢復1976年4月5日之前的職務，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國物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排名第三，在華國鋒和葉劍英之後。

鄧小平時代的來臨

1978年，鄧小平時代開始成型。3月，鄧小平當選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1975年帶領高級官員訪問法國，五日內考察工業、交通、管理、科學等領域，為海外考察團開了先例；1977年至1980年間，許多高級官員海外考察團，為中國的觀念更新創造了條件。

1978年，鄧小平訪問了緬甸、日本、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鄧小平在訪問新加坡時，訝異於新加坡的發展水平，意識到中國的體制需要改革。傅高義認爲，整體來說，經過一系列訪問後，鄧小平對未來中國該走什麽道路的想法，變得更具體。

1978年底，鄧小平總結考察團的成效時表示，見得越多，越瞭解到中國的落後。許多高層也認為鄧小平“中國必須採取新路線”的觀念是正確的，中國走改革開放的路線逐漸成爲全黨的共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被視為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的開端。但是傅高義指出，改革開放，實際上在華國鋒手上就啓動了，但確實是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才實現。提出“兩個凡是”、與鄧小平路線相左的華國鋒，在此次會議中進行了檢討，最高領導地位也被鄧小平所取代，中國正式進入鄧小平時代。

1978年開始，中國陸續對日本和美國開放、交流，1979年2月的中越戰爭，讓鄧小平決定精簡軍隊，他也辭去解放軍總參謀長一職。擁有12年軍隊領導經驗的鄧小平，重視權威和紀律，鄧小平也推崇“黨內民主”的概念，認為為了減少犯嚴重錯誤的危險，領導要聽取有建設性的意見。鄧小平也相信經濟成長能強化黨和他個人的權威——這個觀點後來證明是正確的，1983年至1984年，當經濟起飛時，鄧小平的權威幾乎是無法挑戰的。

1979年起，中央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試辦經濟特區。地方官員學習到，要吸引外商（以及港商、台商）來投資設廠，必須設立“一站通”決策中心，讓境外投資者免去與無數政府部門打交道、過無數關卡的麻煩；此外，地方政府也學習到該如何向外來投資者收費。一開始，地方政府的索價往往超過全球標準太多或太低；其次，地方官也瞭解到公信力的重要：若希望外來者擴大投資，則地方官員必須取信於人。

經濟現代化也在農村地區推動開來。雖然鄧小平喜歡說“摸著石頭過河”，但事實上，對於如何渡過那條經濟現代化的特別的河，鄧小平發展出一些強烈的信念，其中之一就是共產黨應該掌權。鄧質方曾告訴美國友人，鄧小平認為戈爾巴喬夫是一個“傻子（idiot）”，因為戈爾巴喬夫先改變政治體制，如此他便失去解決經濟問題的權力，人民就會要他下台。

鄧小平想知道中國境內的真實情況，他不喜歡聽誇大的進度報告，他相信人民需要實質的激勵，必須見到明顯的進展，以保持動力，他也堅信蓬勃的經濟來自於競爭。

鄧小平瞭解達成“四個現代化”不容易，他也沒有耐心研究每個細節，因此他首先選擇陳雲，之後提携趙紫陽，協助他處理經濟事務。經濟之外，鄧小平在軍事、外交、教育、黨內幹部的培訓和退休上，都做了改革，其中，為了收復台灣、香港、保有中國統治下的西藏，如同其他中國領袖一樣，如必要，鄧小平也準備動用武力，但他更偏好透過和平手段擴展和保持控制力。

鄧小平在1982年詳細闡述“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政策並系統化：香港、台灣得有50年獲更久的時間保有相異的社會體制，鄧小平也願意授予西藏相當份量的自治。1984年12月19日，趙紫陽與撒切爾夫人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明示在“一國兩制”制度下，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在香港正式實施。

16歲的鄧小平在法國。（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