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辛子陵
一是共產黨位居憲法之上
毛 澤東的上述講話要害是這幾句：“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這篇談話，主要是打擊以周恩來為代表的黨內憲政派的。毛澤東先統一高級幹部的思想：制憲行憲是不得已，那是欺騙民眾的花樣，一切還得黨說了算，誰代表黨？ 我毛某人。
但有一句話毛澤東說對了：“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法理上，黨不能高於憲法，“偉光正” 的黨也不能高於憲法。共產黨須在憲法範圍內從事國務活動，違憲要受到彈劾。要麼不要憲法，實行軍事管制，不怕獨裁的壞名聲；你要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承 認“權為民所賦”，從民意中找到政權的合法性，就要自覺地尊重憲法，接受憲法的約束。儘管這部憲法是你這個黨領導起草的，或者是你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但你 的黨，你毛澤東本人，也得服從這部憲法。
毛澤東的公開姿態是要執行憲法的。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說： “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他還指出：“通過以後，全國人民每一個人都要實行，特別是國家機關 工作人員要帶頭實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實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在座的各位”當然應該包括毛澤東本人。
毛澤東就是這樣一個兩面派，一 個最大的兩面派。他說過“玩憲法”的話。他把全黨都玩了，把民主黨派和追求民主憲政的知識分子都玩了。黨國體制是毛澤東玩憲法的舞台。制憲行憲是一場文明 戲，毛澤東不是劇中人，他是編劇兼總導演，領導和主宰每一個劇中人，從國家主席到普通百姓。
在中國，黨章高於憲法， 黨主席高於國家主席，是毛澤東長期經營造成的，是個人崇拜對國家體制的破壞。1958年初，毛澤東提出不做下屆國家主席，專做黨的主席，一不是真心退隱， 二不是出於謙遜，三不是身體不堪繁巨。他的真實動機是要“高升”一步，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他要彷傚斯大林不到車站、機場迎送任何外國客人，不論 是總統、國王和皇帝。在國內，國家主席是他的大副。由國家主席到機場迎接外國元首，過兩天毛澤東出來接見一下，他的身份就在國家元首之上。黨主席至尊至 上，“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是這麼叫起來的。至於權力，他不僅不放鬆一點，而且更多更緊地集中在自己手裏。他是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裏提出不做下屆國家主席 的，同時明確了他繼續執政的方式是“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他強化省以下各級第一書記的權力，弱化政府的權力，強調第一書記說了算。 黨委的權威是這樣逐漸強化起來的。他不在政府任職了，權力中心就轉移到了黨的系統。
1958年8月21日，毛澤東在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講話：
【法 律這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還是馬青天（注11）那一套好，調查研究，就地解決問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麼多條誰記得了，憲法 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了；我們各種規章制度，90％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護秩序；人 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注12）
毛澤東領導國家，“基本上不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國務院“那一 套”。至於憲法，對不起，他“記不得了”，因此不算數了。國家政權和憲法，在他心目中是個民主裝飾，不是真要起作用的。黨國體制把毛澤東擺在了太上皇的位 置上，留下了不在國家體制內的元老干政的惡劣先例。“文革”中他竟超越憲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把國家主席劉少奇長期囚禁並迫害致死。
毛澤 東是法家，韓非子的信徒。韓非子把學問分成兩類：法和術。第一類學問是法。法是教化臣民，指導工作，治理天下的方法。第二類學問是術。術是帝王南面之術， 駕馭臣民，坐穩皇帝的要訣，是自己使用的東西。所以，韓非子有規定：“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法或以露布形式傳播四面八方，或以典籍形式流傳衙署學宮； 術則秘而不宣，只對最親近的人口傳身授。毛澤東那段關於憲法的談話是術，是現代帝王的南面之術。口傳身授，在黨內一代一代像傳家寶一般地傳下來。
二是軍權不在政府
毛澤東的黨國體制，是1954年制憲行憲時鬼斧神工般悄悄完成的。
1954 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為副主席；選舉劉少奇為全國人大會常委會委員長，宋慶齡、林伯渠、李濟深、張 瀾、羅榮桓、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彭真、李維漢、陳叔通、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賽福鼎為副委員長；根據毛澤東的提名，決定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根據周 恩來的提名，決定陳雲、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鄧子恢、賀龍、烏蘭夫、李富春、李先念為副總理；國防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 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程潛、張治中、傅作義、龍雲為副主席。
在政權系統高級職務的安排吸引了全國人民的注 意力，黨內外高層人士彈冠相慶的時候，1954年8月28日，在毛澤東的操縱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一個重建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此前在1949年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實現了軍隊國家化，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沒有另外的黨的軍委。 這次政權系統軍委改稱國防委員會，下有委員81人，成為安置原國民黨高級起義將領的統戰機構，並沒有指揮軍隊的實權。重建的黨的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 席，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委員。劉少奇、周恩來不再擔任軍職，朱德、彭德懷由軍委副主席降 格為委員，軍隊的統帥權和指揮權集中在毛澤東一個人手裏，彭德懷以國防部長的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這件大事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中未曾收錄，增加了它 的隱秘性和陰謀氣氛。
熱熱鬧鬧制憲行憲是明修棧道，重建黨的軍事委員會，把軍權從政權體系中“剝離”出來，是暗渡陳倉。後來宣稱這是“黨指 揮槍”，把毛澤東篡奪軍權的行為合法化和莊嚴化。所謂黨指揮槍是虛，毛澤東獨掌軍權是實。這是毛澤東建立軍事獨裁的第一步，他得逞了。從此以後，他的個人 權力就不可遏止地膨脹起來了。到“文化大革命”，他憑槍杆子做後盾，一個人打敗了國會，打敗了政府，打敗了執政黨。
三是政權二元化
黨 國體制的組織上的表現是二元化的政權。一個政權，兩套班子，兩個衙門。二元化政權不是兩個平行的權力機構，而是一個強本弱枝的鏈接體系。我們現在的權力結 構，一級權力在黨委，從上到下的系統是中共中央、省級（省級市）黨委、市級黨委、縣級黨委、鄉級黨委；二級權力在政府，從上到下的系統是國務院、省（省級 市）政府、市政府、縣政府、鄉政府。政府系統表面上是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實際上是黨委的派生機構，黨委是強本，政府是弱枝。決策機構是黨委系統，政 府系統是執行機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裝飾，擺樣子的，黨的決議通過人大變成議會的決議，但人大事實上無權否決和修改黨的決議。
中國的 執政黨和民主國家的執政黨職能是不同的。譬如美國，民主黨現在是執政黨，因為奧巴馬是民主黨推舉當選的。但把奧巴馬推舉出來，民主黨在本屆政府的任務就完 成了。黨的任務，就是把本黨最優秀的人物推舉出來執政，如果黨主席條件合適，也可以出來競選執政，但不是帶著本黨接管整個國家。奧巴馬的施政綱領，對內政 外交重大問題的決策處理，並不需要報告民主黨中央，也不需要請示民主黨主席。各個州的州長不是中央政府任命的，是選舉產生的，和總統不一定屬於同一個黨。 州一級的民主黨組織除地方選舉時推舉本黨的州長候選人之外，對地方事務沒有其他發言權，就如同民主黨中央除了推舉總統候選人之外，對全國事務沒有其他發言 權一樣。奧巴馬是以總統兼三軍總司令的身份領導國家，而不是以民主黨主席的身份領導國家。在民主國家，沒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提法。權力的一元結構是民 主憲政，二元結構是黨國體制。
四是民權虛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1982年憲法第35條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這一條文30年不兌現，被黨政機關制定的“執行”細則所否定。這種原則承認具體否定的假民主，成為世界民主史上的醜聞。
僅以言論出版自由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名義上“當家做主”63年，但我們享有的言論出版自由竟不如回歸祖國前的香港，即不如殖民地居民。
回歸前的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國政府任命總督管理這個地方，但港英當局給香港居民言論出版自由，不是空頭的，紙面上的，是落實的，兌現的。
1949 年建國，人民歡呼解放了，當家做主了。但直到今天，建國63年，搞了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公民還沒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時代就有的言論出版自由。現在有些 評說時政和歷史的書籍，要拿到香港出版。大陸人民的“當家做主”地位實在太窩囊。國家宣稱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實在太尷尬。
豈止 普通公民，連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都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前年李銳遇到一件事情：《周小舟紀念文集》在編輯過程中，收進了李銳1981年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紀 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但出版時被刪。周小舟夫人打電話向李銳解釋：“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銳的文章。”連1981年發表在黨報上的舊作也不讓收進文集，真是 荒唐至極！李銳說：“這算什麼樣的國家？！我大聲疾呼：新聞必須自由！扼殺公民的言論自由是完全違法的！”
世界各國新聞出版法制的發展，走 的是由預防制向追懲制過渡的道路。無疑，追懲制比起預防制是一個歷史性進步，對推動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推動社會和諧進步起了偉大的作用。所謂預防 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須經政府機關的審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犯法。所謂追懲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政府機關報批，總編輯通過了就開印， 出版發行完全自由。出版後如有不良後果和糾紛，政府再介入，根據法律判斷是非對錯。英國早在1695年即廢除了預防檢查制。日本於1869年廢止預防檢查 制。我國目前實行的書報審查制度，比英國落後300年，比日本落後140年。
在黨國體制下，連國家總理的施政演說都 受到審查！2010年8月21日溫家寶總理在深圳發表題為《只有堅持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講話。談到“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 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新華社21日通稿《開創經濟特區的美好明天》，把溫 家寶講話中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刪掉了。這就是黨在國之上，中宣部長的權力在國務院總理之上。只有在黨國體制下，才會出現這樣的咄咄怪事。（《新史記》第8 期）
辛子陵是著名“救黨派”，在明鏡出版社出版新著，在香港書展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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