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記者柯宇倩／2012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23周年，就在紀念日前2個多月，媒體披露溫家寶多次在中共高層會議中，試探性提出重新評價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的消息。中國學者、異議人士陳子明在接受《新史記》專訪時表示，此消息是有意放出的風聲，想觀察外界對此作法的評價。陳子明說，20多年前中國知識界的討論主軸是憲政民主，如今知識界有了分歧，學生對政治的關注度也降低，但要求走民主憲政的人比從前更堅定、思想更成熟，陳子明相信六四終會平反。
陳子明為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分子生物學研究生畢業，曾擔任民辦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為積極的民主牆與民刊運動、高校競選運動參與者，倡導中國民主憲政。1988年出資接辦《經濟學周報》，任報社總經理，1989年後成為政治犯，被中共指控為“六四黑手”。目前居住在北京。
當今學子更重視個人利益
許多中國民運人士將方勵之稱作“精神導師”，方勵之的逝世，令平反六四與讓海外民運人士返回中國的話題再受重視。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六四鎮壓本來就是一件錯事，就算是下決策者，心裡也有數，知道將會是自己歷史評價上的一個污點，至於協同者就更清楚這一點。
1989年，胡耀邦的猝世引發了學潮，參與者高喊自由、民主、反貪污，但《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將學潮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招來學生更強烈的反彈，最終導致官方的鎮壓行動。
陳子明表示，現在的老百姓對當年學生提出的反貪污、反官倒、要民主的需求更大。“我被長期看押時，看押者有的是下崗工人，他們說，當年學生讓我們罷工，我們沒去罷，現在如果有學生起來，我肯定要上街。所以從客觀上來說，現在的形勢比當年有利。”
但從主觀上來看，現在要爭取民主、要反貪，卻不一定更有利。陳子明對《新史記》指出，現在學生的思想狀況、心理結構都與當年有所不同：當時的學生在社會上帶有一點貴族色彩，有些天之嬌子的心態，對政治的關心度較強，對就業等個人問題看得較淡，而現在的學生在總人口中佔的比例，與當年相較多了好幾倍，畢業後的前景不明朗，因此對個人利益的考慮也較多，真正關心政治、願意在這方面有所付出的學生，與23年前比起來少了些。
中國的知識界在這23年間也發生了變化。陳子明表示，1989年春夏之交前夕時，中國知識界要求走憲政民主道路的態度已經比較明朗，當時像《河殤》那樣嚮往發達國家所代表的“藍色文明”，是壓倒性的，1988年底到1989年，民間的知識界開過幾次幾百人的會議，幾十人的會議舉辦得更多，這些會議上的主調，都是呼籲中國走憲政民主的道路。
知識界的行動在當時也獲得學生的支持。1989年1月6日方勵之發表了致鄧小平的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方勵之在信中寫到：“今年是建國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運動的第七十年。圍繞著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紀念活動。但是，比之過去人們可能更關心未來。
為了更好地體現這些節日的精神，我誠懇地向您建議，在建國四十周年的時候實行大赦，特別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樣的政治犯。無論對魏京生如何評論，赦免他這樣一個噎服刑十年的人，總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國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由它所標志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尊重。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以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謹祝近祺！”
方勵之的信在1989年上半年引發知識界的三波簽名簽名行動，近百名知識分子聯名支持，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要求釋放魏京生，就是希望當局實現當時北京之春運動所提出的民主要求，這些活動當時得到學生的大力支持。
陳子明指出，現在的思想較當時又更加深化，要求走民主憲政道路的人比從前更堅定，對於諸如如何走世界化、民主憲政模式的作法、階段性、在各個領域的子目標、總目標，都有更清楚的認識；但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出現了分化，一部分人成了中國模式派。
中國模式派在近20年來中國經濟的良好發展下逐漸成形，所謂的中國模式，泛指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六四事件後，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發展模式。陳子明對《新史記》解釋，20多年前，大家都要“過河”，不管怎麼改，每個人都覺得中國必須到達“彼岸”，現在的中國模式派不想“過河”，他們認為中國模式是最好的。
陳子明表示，中國模式派實際上沿襲毛派、法西斯主義、日本軍國主義的潮流而下，在現今知識界的分歧下，知識界對學生的影響也不再只是一元化的，如今的學生不像當年的學生那樣齊心，與此有關。
陳子明。（陳子明提供明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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