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度進步只有兩次
中國三千多年的信史，改朝換代很多。但是，真正具有制度進步意義的，應該說只有兩次。
第一次是秦統一，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國特有的中央集權的皇權專制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對子民生命財產的生殺予奪和土地的最終所有，具有最高的支配權。這次的制度進步，是中國社會自主生發的，沒有任何外力的作用——就是說，中國社會的自有基因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後來，到兩漢，到魏晉，到隋唐，到宋元明清，只是姓張的皇帝換成了姓李的皇帝，姓李的皇帝又換成了姓王的皇帝而已，制度沒有變化。中國這個自創的有“自主產權”的“中央集權的皇權專制制度”差不多延續了二千年——持續了二千年而沒有發展！我想，在制度層面上，“可持續”不一定就一定是會有“發展”的。
第二次就說到了晚清。前些年，旅美史學家唐德剛寫了本書，叫《晚清七十年》，提出了一個確定的“晚清”概念。清朝到1911年終止，從1911年往上數七十年，正是1840年前後——這正是中國處於“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時，也正是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上說的，中國開始進入“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候。中國的第二次制度進步，實際上就從1840年開始。中國的國門被強制打開，舶來品中，除了鴉片和機製洋布以外，還有“自由”、“平等”、“博愛”這些新的思想理念，還有“民主”和“共和”這種新型的政治制度。這次的制度進步，在開始的時候，實行得非常艱難、非常痛苦，它的載體是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和中國的割地賠款！它完全是外力強加的！但是，沒有這些強制性的外力，中國的“持續了二千年而沒有發展”的“中央集權的皇權專制制度”可能還不知道要繼續“持續”到什麼時候。說得透徹一點，中國社會的自有基因生發不出新制度的萌芽，解決不了這個第二次制度進步問題。這個看法，不是我的發現——比如顧准在接近半個世紀之前就有了這個看法——當然，現在和以後更不會是我的“獨唱”。
唐德剛
從1840年到現在，已經一百七十年了。僅從統治集團更替的角度看，這一百七十年分了三段：一是晚清七十年，二是民國三十八年，三是共和國六十二年。我以為，這三段一百七十年，都是在解決中國的第二次制度進步問題——就是說，三個時期的中國的統治集團面臨的都是同一個任務。這裡面包括了各種的政爭、戰亂以及改朝換代，涵蓋了各種的“主義”、口號乃至國家制度；各色中國人的探索、努力、鬥爭，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是自覺的還是愚蠻的，是為公的還是謀私的，都可以納入到這個框架裡面去認識和考量。
這三段裡面，我還要從晚清七十年說起。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以為，今天的中國像一百多年前的晚清一樣，再次遇到了空前嚴峻和空前嚴厲的歷史大潮——就是現代制度和現代理念的挑戰——而當前我們所採取的所有應對，差不多都可以在晚清七十年的歷史中，找到相應或相似的參照物。這裡面是不是暗藏著中國的既有宿命呢？我有些心驚肉跳了。
晚清七十年！“晚清七十年”是中國人無比痛苦的記憶！在晚清七十年裡，中國“被”打了兩次鴉片戰爭，“被”打了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鬧過太平軍，鬧過義和團，推進過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最後，還打過八國聯軍。從頭到尾，國不安生，民不聊生，簽定的不平等條約不計其數，賠償的黃金白銀不計其數。在晚清七十年裡，中國的最高統治集團冥頑、腐敗，愚蠢的妄自尊大，政治鬥爭不斷，派系爭奪頻仍，從道光到咸豐，接著又是同治和光緒，以至宣統，三個小皇帝——當然，他們的“核心”始終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始終是最後“說了算”的人——其間，又是“辛酉政變”，又是 “甲申易樞”，在驚愕和痛苦之中，應付著外來的打擊和內部的沖擊！
但是，現在應該看清楚了：在基本完成了所謂的“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西方列強的近代理念和近代工具面前，顢頇、愚昧的滿清統治集團——實際上這個“顢頇”、“愚昧”只是對國際事務而言，對國內政治，他們絕不“顢頇”、“愚昧”——不行，換了滿腹孔孟、有一腔“正氣”，“威武不屈、貧賤不移”的漢族士大夫也一樣不行。即使不行，晚清的統治集團也做出了在那個時代所能做出的應對。這些應對集中地反應在一次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和一次政治上的“制度進步”上面。（未完待續。《明鏡月刊》第26期）
《明鏡》月刊 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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