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建立六十二年了。六十二年的歷史大略可分兩段。
第一段是前三十年的階級鬥爭。黨的威信很高，人民熱情很高，但是，我們的領導集團——特別是主要領袖人物——基本上沈湎於“天然”的或曰“天命”的“代表人民利益”的臆境而不能自拔，我們的國家制度從人民民主專政退到無產階級專政，從共同綱領退到黨的領導，直到登峰造極的文化大革命！
接著是第二段，就是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領導集團終於在國家崩潰的邊緣上清醒，終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終於開始改革開放了——但是，說句透徹的話，我們是在專制的原點上開始改革開放的！是的，“四人幫”被粉碎了，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可是產生“四人幫”、製造文化大革命的政體、政制沒有改變！當然，經濟建設很有成績！改革開放很有成績！已經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可是，中國的問題解決了沒有呢？中國的危機消除了沒有呢？回答當然是否定的。而且，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隨著人民生活水平和政治消費願望的提高，中國的內部問題更複雜了，中國的內部危機更嚴重了！我們的領導核心已經進入“第四代”、馬上就該“第五代”了——難道還是沒有意識到中國的問題是出在哪裡嗎？難道就真的以為，這些問題僅僅靠著發展經濟、延續時間就能夠解決的嗎？
晚清七十年！共和國六十二年！這是兩段截然不同的歷史！可是，在我這裡卻拿來做類比！有人會說“你居心險惡、會說”你惡毒詛咒”之類。沒辦法，一個“家天下”，一個“黨天下”，我就是覺得太像。同樣的歷史大勢和同樣的制度挑戰！同樣的歷史大勢和同樣的制度挑戰之下的同樣的“改革開放”！ 同樣的“改革開放”中的同樣的各項舉措！同樣的各項舉措之後的同樣的問題累積！後面是不是會有同樣的政治進步和同樣的政治命運呢？我不知道。我希望“進步”要有，“命運”別有。是的，我以為，政治進步的方向應該還是一樣的，就是：擯棄專制——包括各種形式的專制，披著各種主義外衣的專制——走向民主，走向現代制度！具體的步驟、內容，應該更主動、更成熟、更前瞻——中國的精英和精英機構很多，這上面就不用我來饒舌贅述了。
我看得很清楚：直到現在，擺脫晚清命運的主動權，還牢牢地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上！再拖十年，比如說再指望有第三個乃至第四個“太平十年”會怎麼樣？我不知道了。
一定要推進政治進步！這是一個積一百七十年的、整個有近代史以來的、數代中國人的、經過百轉千回又始終鍥而不捨的努力而尚未完成的歷史任務！現在，這個任務已經落在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的身上了！我們正在振興中華——這當然包括政治體制上的振興！在這裡，我篡改一句盡人皆知的毛主席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就是一句話：推進民主建設”！
《中共十八大之爭》（外參出版社）描繪的爭奪，可惜並不涉及“一黨專政”。
四、拋棄“一黨專政”是既定宿命
中國的改革裡面究竟有什麼宿命呢？我看，大致可以梳理出四個：
其一，經常講“落後就要挨打”，很對；但是，還要再進一步說透：即使你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了，你的政治制度落後，也一定要挨打！你看，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晚清不是這樣嗎？上個世紀末的“蘇東波”不是這樣嗎？這個世紀初的中東阿拉伯諸國不是這樣嗎？開始時，我說到了歷史大勢，我希望我們的當政者千萬不要等閑視之；對這個“地球村”的環境和“村委會”的態度，我希望親愛的同胞們不要僅僅當成是用“愛國主義”聲討的對象。的確，專制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輝煌已經是“昨日黃花”——這難道不是已經展現的再清晰不過的歷史潮流了嗎？抵制這個潮流，不管是誰，是什麼風靡一時的主義，是曾經多麼受人民“擁護”的政黨、曾經多麼受人民“愛戴”的領袖，都是要失敗的！都是要被人民拋棄的！都是要成為歷史的垃圾堆的！這大概是一種必然的宿命。
其二，一百幾十年前的晚清統治集團對歷史規律是沒有認識、也不可能有認識的；但是，憑著一種愛國心，憑著一種求生的本能，他們也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非常奇特的是，我們共產黨人在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噩夢之後，所做的許多探索，許多開創性的工作，究其性質來說，好似老祖宗們的翻版——取得的物質成績當然千倍、萬倍地勝於我們的前人，可是，精神成果呢？精神成果難道就真的比我們的前人高明？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老祖宗們是不可能對歷史規律有認識的，但是，一旦感覺到了規律的嚴酷性，就接受了它——儘管不自覺，儘管為時已晚；一百幾十年過去，人類社會已經是地球村了，已經是信息社會了，這個規律已經平白似水、透明如鏡了，我們的領導人還在這個問題上猶豫躑躅，“王顧左右而言他”。我說，如果真有一個“週期律”的話，這是要耽誤事的！這裡面也有一個宿命，很危險！充滿著萬千的偶然性！
其三，剛剛說到了“週期律”，不知道這個因為沒有民主而政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怱焉”的週期有多長？不言而喻，在中國社會一定會是很長的——可是，那是在封閉的前提之下，是在閉關鎖國的前提之下。現在，大概就說不好了。當然，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有短的，比如秦，比如隋，比如元，那就太殘暴、太專制了，所以，即使是在中國，最多也都只維持了一百年左右的光景；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六十二年了，雖然有過一些不好或不那麼好的時候，但是，現在還可以，老百姓雖然經常罵娘、罵貪官污吏，但是，日子還是好過了，還是越過越好了——所以，現在是推進政治進步的好時候！幹這個事，我們比晚清要有條件多了！如果一定有一個“宿命”的話，我寧願相信，這個宿命是能夠擺脫的。
其四，還要說到晚清——晚清統治集團接受“立憲”，據說主要是因為慈禧太后聽進去了一句話，就是：如果“立憲”了，“皇上可以世襲罔替”！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了。我想問的是：在一百多年以後，也一定要找個讓共產黨的領導“世襲罔替”的辦法，才能推進政治進步，才能真正甩脫那個“週期律”嗎？若如此，那可就真的是死路一條了！明確的說，時下，我反對革命——革命是體制外的力量衝擊並且推翻體制，是“在野的”通過暴力或者陰謀把“在朝的”趕下台，革命只有破壞沒有建設，只追求今天不負責明天！所以，什麼民主革命、民族革命、工人革命、農民革命、顏色革命，我統統反對。我不希望革命再在中國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上發生。我希望一切變化的發生方式都是和平的——但是，一切應該發生的變化都應該而且必須要發生。不過，如果所有的變化都要以“世襲罔替”為前提的話，那可就真的進入了一百年前的那個“宿命”了！那真是很可怕的！這個“宿命”，我看還是堅決不要的好。
最後，再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話“指導”一下我的題內之意。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家、列寧的啟蒙導師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於1999年11月30日面世，中共中央馬恩列斯編譯局出版的2000年第二期《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刊載了這個遺囑。遺囑中說：“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一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為黨的領袖的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為他們一實施民主和自由，馬上就會喪失政權。列寧很清楚這一點。既然如此，布爾什維克除了恐怖、欺騙、恐嚇和強制，就別無道路可走。但是，通過恐怖、欺騙、恐嚇和強制，能否迅速發展生產力和建成公正的社會呢？當然不能！這只有在民主的條件下，在自由的自覺的和結合個人利益的勞動的基礎上才能做到。”普氏的話，對我們現在牢牢掌握著國家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十分不中聽的；但是，對“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引自十七大《黨章》）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批判、拋棄“一黨專政”，真正地帶領中國走進民主、走進現代國家制度——走進真正的長治久安，不正應該是自己即定的宿命嗎？
正文到此為止。
五、“特權利益集團就在黨內”
還有幾句話，要專門說及：
第一，我先聲明：我不是“原中組部老幹部”，更不是“原中組部老領導”，我只是曾經在中組部工作過，最大的官做到處長——是在前胡總書記和前趙總書記的時候。在前江總書記的時候被調出中組部——叫做“調出要害部門關鍵崗位”——那是1990年10月的事，算下來已經有二十一年啦！所以，我現在的所有行為與現中組部無關。
第二，我不是“搞理論”的。工作幾十年，我基本上是一個實際工作者。退休以後，倒是想挖掘點餘熱，做一些研究了。有時寫點東西，那是純屬玩票。
第三，我和網絡的關係，原來衹是下下棋，擺擺黑白子，後來，發展到設了信箱，在朋友之間收發郵件等等。沒有博客、微博。一般來說，網站我也是不上的。兩個月前，發了那個“十三點”，被朋友告知說：有很多批你罵你的文章，集中在“烏有之鄉”，云云。於是，有幸光顧“烏有之鄉”。找到一些，感覺有的不錯，觀點不同，還在說理；有的就不敢恭維了，“膀爺”而已。但是，我一概不做應答——“林子大了，什麼鳥沒有！”比如他們，比如我們，百家爭鳴嘛。
第四，我說過，我家到我是三代共產黨。對已經遠去了的有理想追求、有人格魅力的老一代共產黨人，我永誌不忘！他們有著光明磊落的信仰！他們堅守著自己矢志不渝的信念！他們拋頭顱灑熱血，捨生忘死、前仆後繼的奮鬥精神，我頂禮膜拜！我認為，他們的一切都已經熔鑄進我們中華民族宏大的文化和文明之中了！但是，對共產黨現在的狀況，我實在是沒有幾句好話可說。前毛澤東主席搞四清、搞文革的時候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在黨內”——這話肯定不對：那麼現在改幾個字，叫做“特權利益集團就在黨內”，我看要是“公投”的話，肯定大多贊成。
第五，所謂“文責自負”，我說的話，我發表的觀點，我當然負責。
（2011年12月16日於北京，小標題為編者所加。《明鏡月刊》第26期）
作者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前處長。
《明鏡》月刊 第31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4037?apKey=fedd22f528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