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以目前中國大陸經濟已居全球第二大的分量和重要性來看，再加上其政治體制的集權化，更加擴大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更換所可能產生的牽動效果，尤其對全世界經濟所可能的影響。
目前全球經濟體質仍然羸弱，金融海嘯的陰影尚存：歐洲還困在債務危機中載浮載沉、美國則掙扎於財政懸崖邊、新興經濟體奮力擺脫不景氣的拖累，但免不了久盤而衰的危機。在這樣的經濟情勢下，的確使世人多了一分疑慮。
擺在新一代中共領導人面前的，將是長長的一張經濟難題清單。首先是經濟增長速度的放慢，以及會不會守得住稍低的成長率？抑或繼續向下滑坡探底？也就是，如果「保八」不成，「守七」雖然短期內還作得到，但中長期就有待後續演變了。
此外，總書記胡錦濤在報告中提出，2020年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成長一倍）。這項目標隨即由國務院發改委的經濟學家加以詮釋，係指大陸城鎮人均可支配所得，若按目前匯率且扣除物價的變動因素，則屆時將突破6000美元，使中國在全世界消費大國的地位更為確立。
按照中共的體制，由於「十八大」的任務非常明確、簡單，那就是領導班子的換屆，確立未來兩屆十年的領導人。既然要換人，即將下台者通常不會有新的主張；即將接任者，在他們集體領導的權力結構下，低調接班是必然的態度。
隨後才會次第展開人事布局，逐一楬櫫施政構想。胡錦濤把城鎮人均收入倍增提出，頗有發展目標傳承的味道。這項目標伴隨著當前全球經濟仍屬混沌階段，中國大陸經濟還有許多結構失衡的地方，也算是新接班團隊肩頭上不輕省的擔子。
過去十年，胡錦濤、溫家寶為首的胡溫體制，中國經濟可以分兩個階段，第一個五年是「十五」，也是快速增長的五年；第二個五年是「十一五」，面臨了由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及隨後的歐洲債務危機。
中國大陸經濟在政府4兆人民幣的救市措施下，猶如吃了類固醇般，固然藥到消炎但卻也不能常吃、再吃。這當中最大的後遺症就是市場化的倒退，即民間企業的倒退、政府和國企不退反進。尤其再配合現今資本市場的財務槓桿，更使國企與民企相對對資源掌控的能量出現「官進民退」的情勢。
此一發展，在中共的黨國體制下，呈現的卻是所得分配的進一步惡化，這也形成與標榜社會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形象背離的反諷。但如果在未來的發展政策上不作大幅更張，不自己革自己的命，那麼現今的所得分配惡化現象，卻有愈發結構化的傾向。
這恐怕是未來中國要走向消費大國，要使經濟發展果實讓更多民眾分享的政治目的不易實現，那麼小康、維穩的社會基礎將會動搖，這才是新領導班子的最大挑戰。
預期，中共已隱然成形的集體領導體制，進入「十八大」的七位常務委員，將在黨政崗位上按職能分工，各自在其領導的領域內負責。遇有重大政策和事務，則透過集體決策、集體負責。
這也是大陸國家領導階層，對外維持團結一致的權力結構設計，因此欲評價這樣的決策圈，恐怕必須聽其言、觀其行。過去的政績或政治行為，只能提供參考。因此，「十八大」後的中國經濟固然可以期待，但挑戰必然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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