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電影金馬獎存廢風暴

台灣電影今年只得到兩個金馬獎項，民進黨立委提出應考慮「有條件停辦」金馬獎，文化部必須進行總檢討，引發一場金馬獎存廢的風暴，但也彰顯台灣可以成為全球華人軟實力基地的機緣。


台灣政治有藍綠之分，藍綠的對立無所不在，經濟如此，媒體如此，甚至文學藝術亦莫不如此。現在藍綠互鬥的口水戰茶壺風暴已燒到電影圈，那就是在台灣鬧翻天的金馬獎存廢風波。

台灣製作的電影在今年金馬獎中，只有最佳女主角獎是台灣的桂綸鎂封后，另外則是專為台灣而設的最佳新導演獎。台灣電影在金馬獎只得到兩個獎項，上一次是一九九八年。這兩次金馬獎台灣都巧合地沒什麼好電影，甚至觀眾看電視轉播的也少了許多。今年金馬獎平均收視率從去年的五點九一掉到五點一五，觀眾少了七十萬人。

今年在時間點上也是很敏感關鍵的一年。金馬獎創始於一九六二年，今年是第四十九屆，明年就是第五十屆，而就在這個關鍵的年份，今年的金馬獎不只觀眾少了許多，台灣得獎也極少，甚至主流媒體也說「典禮沒什麼驚喜」，在典禮後又以「爆冷」、「金馬踉蹌跌跤」這樣的字眼來形容，更宣稱﹕「誰來決定評審，誰又來評鑑評審？」

今年金馬獎造成電影圈氣氛低沉之際，曾任高雄市新聞處長和文化局長的民進黨立委管碧玲表示，台灣電影缺乏自主性，應考慮「有條件停辦」金馬獎，文化部必須進行金馬五十年的總檢討，重新省思金馬獎的定位，以及台灣電影市場的規模與全球布局。問題是台灣有根深蒂固的藍綠衝突，因而造成一種有成見的選擇性偏聽，是一種不怎麼美麗的誤聽與誤會，於是出現了一場金馬獎的茶壺風暴。

很多人同意，必須先對明年金馬獎五十屆作出總檢討，但人們都知道在金馬獎氣氛低沉的現在，還有誰會耐心聽人談複雜的問題？於是這個問題遂被簡化成了金馬獎的存廢，台灣電影圈大大小小的教父級演員也把管碧玲當成了箭靶。金馬獎風波充分凸顯了台灣藍綠惡鬥的文化，這實在是台灣的悲哀。

台灣金馬獎的確是個值得討論的課題。今天的華人世界計有三個電影獎，其中以台灣的金馬獎最早，創於一九六二年，當時華人電影以台灣和香港最大，所以早期的金馬獎都台港不分。大陸則有金雞、百花獎，創始於一九八一年，一九九二年將金雞獎與百花獎合併迄今，九四年開放給陸港合拍的影片，今年開放給台港影人可以報名。至於香港電影雖早已極發達，但香港電影金像獎則要遲至一九八二年才辦第一屆，它擺明以港片港星為主。因此論歷史、論範圍，當以金馬獎為最，一般外國人均稱金馬獎為「華語奧斯卡獎」，甚至有人簡稱它為「金萊塢」。

毫無疑問，金馬獎比大陸的金雞獎和香港的金像獎有更大的文化包容性，囊括了兩岸三地乃至其他華人地區的華語電影，展現台灣文化產業的宏觀傳統，成為全球華人軟實力的中心。今天金馬獎讓香港和大陸電影脫穎而出，足以證明台灣在這方面的氣度與兼容並蓄，勝過大陸與香港，以軟實力建設的願景，凝聚中華民族的藝術工作者，也因此吸引了全球華人的眼球。

一九六零和七零年代是台灣電影的黃金年代，平均每天有一部新片開拍，東南亞華人和北美洲華人都是看台灣電影長大的，但這種盛況到了九十年代後卻日益萎弱。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電影人跨海直奔好萊塢，香港電影得以國際化，使香港產生了一群國際導演和影星。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大陸的電影圈也靠著香港而直奔國際。但台灣電影卻沒有這樣的機運，台灣缺乏大企業支持電影工業，也沒有南韓政府精明幹練，於是台灣電影陷入極大的困境，台灣人只能看外片和港片，電視上只能看韓劇，台灣演藝圈有辦法有門路的人則只好楚材晉用地到大陸求發展。這也就是說，台灣的空洞化不只限於工業，在電影上亦然。

二零零八年，台灣雖有《海角七號》振奮了本地市場，接著又有《艋舺》、《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賽德克·巴萊》等電影，但多半只是青春偶像劇或一時話題，並沒有真正打開台灣市場對電影的持久信心和穩定發展可長可久的電影生態。今年台片得獎少，氣氛冷，顯示出台灣電影仍沒有走出長期以來的生態困境。隨著大陸電影事業的發展及港片的多元化，台灣再不振作，問題已不是金馬獎的得失存廢，而是攸關台灣整個影視工業的危機。

因此，在金馬獎即將舉辦第五十屆、「金馬」已跑成了「老馬」的這個時刻，應珍惜金馬獎的歷史機緣，使它成為台灣軟實力基地，而不是只看到自己的肚臍眼。今天台灣需要的是振興電影業，健全電影生態的長程目標和可行的做法，而不是找個影子箭靶就打口水戰。香港、大陸電影圈的努力，南韓政府的有為，都有可資借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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