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勝平 專稿
遙遠的民國
民國---民主中國---是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理想，也是中國政治轉型的最後階段。民國的擁護者以普世價值為基礎，憲政民主為目標，從而得到西方國家的認可和支持。可惜的是，他們的理想太超前，遠離了中國的政治現實。中國今天的自由派，恰如上世紀40年 代末被西方視為“第三種力量”並加以扶植的民主人士，是一群政治上的邊緣人。
他們根在西方，政治上先天不足，經濟上缺乏獨立，喜歡抱在一起取暖，又常常被自己的崇高所感動。由於對話語權的控制，他們經常陷入自我欺騙，以為自己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並代表民意。
他們熟讀西方經典，鄙視中國現實。他們從西方請來 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卻忘了考察兩位先生長的土壤。他們不知道，中國老百姓希望的公平不是他們設想的起點的公平，而是打土豪後終點的公平；中國老百姓理解的正義也不是他們熱衷的程序正義，而是造反有理的道德正義。
他們最不願意承認的是：在權力和金錢之間，中國人寧願選擇金錢；在腐敗與道德之間，人性本能趨向腐敗；在奴役（太平犬）與自由（亂世人）之間，人民無疑 會選擇奴役。
海外民運搶佔道德制高點，主張以一切手段結束中共一黨專政。為說服中國人民接受他們的主張，他們斷言中共的崩潰不會導致中國崩潰，強調東歐天鵝絨革命推翻政 府卻沒有打碎一扇玻璃。他們試圖在中國推動茉莉花革命，不顧革命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
徐文立指示：中國民主黨目前的任務是參政，議政，準備執政。胡平斷 言：沒有政府，也比共產黨好。夏明主張：我們應不惜一切代價把中共搞亂，讓它一夕三驚，舉止失措。這裡不禁使人想起拿破倫的一句話：“政治上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幹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
這裡且不說他們有沒有能力把中共搞亂，就算有，必須回答的問題也是，中共崩潰以後他們有能力收拾局面嗎？如果有，靠什麼？如果沒有，怎麼辦？
筆者早年參加並長期關注民運，看到的現實是，不足兩百人的民運圈，分裂成幾十個組織，有至少四個總統和數不清的主席。他們不是熱衷於清理階級隊伍抓特務，就是全心全意 為新移民服務辦政庇。當然，其中也有比較專業和敬業的，他的工作是每週五定期在家裡開總統記者招待會。
共產主義與人性
相對黨國來說，軍國是一個進步。它雖然也壓迫人民，但並不試圖改造人性。在這個意義上，它更像傳統社會。我們知道，傳統專制和共產黨專制的基本區別是前者只 關心如何統治，後者卻致力於創造新人類。“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
毛澤東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為了實現他的烏托邦理想，他不惜付出任何代價。羅素曾說：“一個人30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良心，30歲以後還相信就是沒有頭腦。” 從1949到1979，中國為實現共產主義作出了真誠的努力。它在30而 立之年告別了共產主義，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範圍內吸引了無數嚮往自由的優秀分子，結果卻開闢了一條通往奴役之路。 它許諾人們天堂，卻把他們帶進了地獄。在付出億萬生命代價之後，共產主義運動徹底失敗了。從純粹哲學意義上說，共產主義的失敗是人性的勝利：不完美的人性戰勝了完美的主義。
換言之，不是共產主義太壞而被人類拋棄，是人類配不上共產主義。它的失敗不是因為它的邪惡，而是因為它的崇高；不是因為它不道德，而是因為它不可能。也許，共產主義是世界的劫數，人類在劫難逃。悲劇的根源是人類的無知，愚昧和狂妄。
幸運的是，瘋狂之後人類終於恢復了理性。他們認識到：一個理想無論多麼美好， 也不能用活人去做實驗。如果不偏離 常識，共產主義的災難本來應該是可以避免的。問題並不複雜，它的答案已經隱藏在一個孩子的幼稚問題中：“既然共產主義是科學，為什麼不先拿動物做實驗？” （《內幕》第11期，《黨內民主是中國的出路，共產黨的退路》連載之二）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