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網編者按：習近平上任之後南巡，引起人們對鄧小平南巡、推動改革的聯想。中共十八大之前出版的《中國密報》第3期未普的文章，涉及這一問題。
習近平應當走的路
最近海外中英文媒體披露了一條消息，很令人遐想。7月13日習近平和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有一場深入的談話。蕭翊在9月26日發於德國之聲的文章對這場談話有較詳細的介紹。胡德平這些年一直作為太子黨中憲政民主和普世價值一派的總代表和總發言人，向習近平提出了經濟穩中求進、政治穩中求改、文化穩中求變的改革建議。他還重提了胡習兩個家族老一輩的深厚友情。對胡德平的改革建議，習完全接受，但從策略上，建議十八大前，不要過度解讀政治改革，十八大之後再議。同時明確提出胡耀邦是黨的正資產，暗示十八大之後給胡耀邦平反的可能性。囑咐胡德平紀念胡耀邦，不要與黨史形成對立。在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兩人有一致的意見，認為衹有按照黨紀國法處理，才能最大程度上減輕薄谷王事件對黨和國家造成的損害。習近平特別向胡德平解釋，他並不支持薄熙來的“唱紅打黑”，他視察重慶的講話，被當地報紙有意做了曲解。
蕭翊說，習近平此舉明顯是在尋求思想理念的支持。筆者贊同他的這種看法。但如果因為這次會見便得出結論，說習近平主觀上政治路線向右轉，與高層公共知識分子結盟，卻還需要更多的證據。前一陣子，習近平還會見了劉源智囊張木生，對劉和張的新民主主義的左翼主張，也仔細傾聽。無論如何，能夠傾聽來自左的和來自右的各種主張，對即將執政的習近平來說，應當是一件好事。
但對中共而言，真正重大變動的可能，只可能發生在它走投無路的狀況下。那時，中共想避免滅頂之災和革命，除了采取“以專制結束專制”的舉措，斷無其他的“體面退讓”的選擇。而現在，時機顯然還未到來。
中共執政雖然現在也面臨著嚴重的內在和外在危機，但憑藉長達二十餘年的高經濟增長率，面對國際民主化浪潮的沖擊，繼續否認普世價值。而名列黨內第三位的吳邦國，兩年前就公開宣稱，中國不搞多黨制，不搞三權分立，不走西方民主道路；而最近中共高層又傳出“我們就是不改，你們怎麼辦？”這說明，中共體制在對外缺少國際壓力，對內沒有反對黨和公民社會挑戰的前提下，仍然有可能繼續殘喘幾年。而致使中共得以殘喘的力量，則來自於強大利益集團對任何有實質意義改革的頑強抵抗。
第三，蔣經國解禁能克服黨內和蔣氏家族的反對力量，習近平改革能克服利益集團的阻力嗎？一言九鼎的蔣經國運用獨裁手段結束蔣家獨裁，其實並非易事。蔣氏家族和國民黨內保守派外省人，對大權旁落，心生恐懼。根據《自由時報》記者趙卿惠的文章“從‘台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說起”，蔣經國1986年10月接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夫人時宣佈，政府準備解除戒嚴。之後不久，85歲的宋美齡在闊別台北近十年後，首次返台。台灣輿論紛紛猜測，這是國民黨保守派敦促宋美齡回台灣，以便重新集結力量，繼承蔣氏大統。
殷海光診斷不少人患有“政治神經衰弱症”。
殷海光先生把這些人生怕失掉政權的恐懼感稱作“政治神經衰弱症”。他在《自由中國》一文中指出，政治人物因黨化思想的病菌蔓延和擴散而產生一種病，就是“政治神經衰弱症”，徵兆是：“滿眼都是敵人，事事可慮，內心高度緊張，情緒無法平衡，對人對事都有不健康的判斷，這樣一來，就成了惡性循環……”
在中國大陸，患有這樣的“政治神經衰弱症”的中共官員，比比皆是。特別是到了十八大換屆時，中共幾乎患了集體恐懼症和集體衰弱症，生怕權力的喪失帶來利益的流失，甚至被清算。捍衛自己家族和集團的利益，已經成了中共堅持一黨專政的基本目的。
這點和蔣經國堅持一黨專制的目的不一樣。蔣經國是為了反共。1955年，美國學者懷丁（Allen Mhiting）訪問蔣經國時，蔣經國曾對懷丁說：“在亞洲，一黨專政是唯一統治的辦法。政工、特務、青年救國團被共匪攻擊得最厲害，美國的誤會也最深，但惟有如此，才能反共。……衹要中共存在一天，我們就永遠沒有民主。”蔣經國堅定的反共意識，應當是在80年代中共開啟改革與開放時逐漸削弱的。而江南事件的發生，使蔣經國意識到，為了那個反共目的而維持的一黨專政，反而使台灣離民主越來越遠。當反共目的淡化了，為反共目的而維持一黨專政的意識形態也就隨之而淡化。淡化了的意識形態便為開放黨禁和報禁奠定了基礎。
中共堅持一黨專制的目的則是為了維護特殊利益，為了這個目的，利益集團對任何削減他們利益的改革，都會極盡抵抗和破壞之能事。正如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教授裴敏欣所說:“政治制度已經被既得利益者攫取”,“如果你希望改變現狀，利益集團將失去他們有的。他們處於制度內部，他們將會抵制。”（《中國密報》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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