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從薄熙來事件到中國的再改革—

2012年12月25日星期二

從薄熙來事件到中國的再改革——蕭功秦答問錄

蕭功秦再度闡述了他對重慶模式的想法。他認為，只有把重慶模式與薄熙來事件作如實的切割，才能把重慶的有益探索從極左文革派的綁架中解脫出來

從薄熙來事件到中國的再改革
——蕭功秦答問錄

《外參》記者胡立

蕭功秦是湖南衡陽人，著有《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危機中的變革》、《中國的大轉型》等書，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台灣大學《政治學論叢》編輯委員，同時擔任海峽兩岸學術交流促進會學術委員、《大公報》特邀評論員，多年來，作為中國“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為海內外所知曉。
蕭功秦說，他既反對極左派片面鼓吹重慶模式的唱紅打黑，也不同意激進的自由派把重慶在民生建設的積極作用也予以否定，其實，這兩派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把薄熙來與重慶混為一體。對重慶模式應該用理性務實的態度，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重慶模式作為中國的多種嘗試之一，仍有其價值。他說，海外傳媒雖然很發達，但好像很少聽到中間派的聲音，他也就作為中間派談談自己的看法。

對重慶模式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薄熙來事件引發中國政壇大震盪後，蕭功秦趁本次去賓州大學開會，回國路過紐約的機會，對《外參》記者等人再度闡述自己對重慶模式的觀點，以及從新權威主義角度，對中國未來走向民主憲政五步邏輯的分析。

蕭功秦說，薄熙來事件發生以後，社會上存在著對重慶這些年來的探索全面否定的傾向，凡是有自由派傾向者，都一概否定重慶模式，凡是左派傾向者都支持這一模式，這種兩極對立並不正常，他認為，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不能用一種傾向壓倒另一種傾向，只有全面地認識重慶，客觀地肯定其成績，批判其左的錯誤，才能讓廣大重慶民眾與官員避免受極左派挑拔與煽動，後者總是要號召底層群眾為薄熙來叫屈，進行反攻倒算。

蕭功秦說，他並不是左派，也不是重慶模式的簡單的擁護者，相反，他是國內最早對重慶模式提出質疑的學者之一。早在去年5月，他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重慶模式研討會，當時他是唯一在大會上發言對重慶模式提出批評的人。蕭功秦在那次會上發言，所提的第一點質疑是，由於毛的極左文革與中共革命傳統共享了紅色，籠統唱紅是否可能造成“唱左打改（革）”、“唱毛打鄧”？其次，重慶模式是透過強人政治來解決問題，而不是用公民社會的發展來解決社會矛盾，會不會使本來應該發展起來的公民社會的發育受阻並退化？第三，以非法治的方式打黑，會否造成程序正義受到破壞的嚴重後果？第四，強勢政府通過“理性的工程設計”推行大幅度城市換戶口的改革，萬一經濟蕭條，那麼多民工既無工作，又回不了家鄉怎麼辦？人的理性能力畢竟有限，如何避免建構式的理性設計變成烏托邦式的大災難？
在去年下半年，重慶模式在國內炒得最火熱的時候，他就在中國主流媒體上連續發表了三篇質疑重慶的文章。他說,在當時的語境下面，很少有人能做到這一點，他頗以此為自豪，其中一篇在《人民論壇》上的文章標題就是“與其唱紅，不如提倡新文明”。蕭功秦指出，新文明的提法比紅色文化更能包容新的時代精神內涵。新文明應該包括傳統儒家文化的和諧價值，中共革命文化中的責任意識，西方文明中的自由創新精神與法制權利意識，這種價值多元性的結合才是時代進步的方向，這是重慶單純的唱紅所不能概括的。他還提出，重慶的唱紅，會給極左派攻擊當今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合法的政治平台。正因為如此，中國既要防止所謂的“顏色革命”，更要防止文革派利用唱紅煽起左的原教旨主義的“黑色革命”。

蕭功秦認為，他對重慶的認識的深化，是在2011年11月參觀重慶之後。蕭功秦利用到重慶參與學術研討會的機會了解實情，還與多年未見的重慶老朋友進行私下交流，他發現，重慶利用政府威權體制的動員能力，在民生工程方面做得還不錯。對於重慶的民生工程，尤其是公租房建設頗為贊賞。“我們參觀了市區最成熟商業地段的民生小區，公租屋和其他商品房混建，50平方的每月租金大約500元，按重慶計劃，最後的目標是達到200萬人居住。有三種人符合居住資格，申請後可搖號，搖到號可入住。第一種人是外地來渝的打工者，需有五年以上經歷，第二是外地到重慶就業的大專學生，須持有單位證明。第三，家庭每月生活費在3000元人民幣以下的家庭。”

蕭功秦說，重慶老百姓對公租屋感到滿意，這個方式也確實能解決市場經濟下的現代化產生的兩極化問題。當他親眼看到入住的居民的滿意神情，蕭功秦內心也頗為之感動，阿拉伯酋長國和新加坡的參觀者都覺得相當不錯，不過，他們說他們的國家做不到，事實上，中國地方政府在發揮統籌能力方面是有優勢的。在建設民生工程方面，重慶走在全國前列，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後來，在2011年12月下旬，在由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所主持的“用非意識形態方法看待重慶模式”研討會上，蕭功秦系統地提出了對重慶模式的新認識。之後發言內容整理成“超越左右兩翼，重新審視重慶模式”一文，受到很大的關注。

另一方面，蕭功秦在發言中也提到對重慶的左的方面的批評，提出對重慶模式的三點期待，其實就是三點擔憂的委婉提法：第一，重慶模式把強人政治發揮到極致，然而，單純的強人是無法保持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的，薄熙來已經62歲，不可能到75歲還在重慶，為了避免“人走茶涼”。關鍵的因素就是培養公民社會，讓民間力量活躍起來、讓公民社會為重慶源源不斷提供人材與活力，成為利益集團和政府溝通的橋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強人政治的短期效應。

其次，蕭功秦在那次會上還建議，重慶應該與左的東西進行切割，他指出紅色文化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是中共革命傳統，另一方面，毛晚年的極左文革錯誤也同樣分享了紅色的符號，如果唱紅沒有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劃清界線，籠統唱紅，就等於在沒有進行撥亂反正之前大談“毛澤東思想”，讓社會上對改革開放不滿的極左派趁勢而起，如何能防止極左份子利用唱紅的合法性，來鼓吹文革？

帶有左派色彩的新威權主義

蕭功秦曾在這個會上的第三點建議，用社會科學的方法而不是意識形態來解釋重慶模式，更為合理，蕭功秦指出，有些中國官員認為重慶的成功就是社會主義的成功，說什麼資本主義都是搞兩極分化，而重慶沒有兩極分化，因而來說明它是社會主義。“我委婉地質疑了這點：恰恰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兩極分化的程度，比中國遠遠小得多，例如亞洲四小龍，由此可見評價兩極分化的標準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我建議用非意識型態的方式作總結。”“重慶模式的成功，可以沿著新權威主義的角度來思考、用新權威主義的理論重新概括它，或以發展經濟學、發展社會學來概括重慶模式的運作機制，就更加合理了。”

蕭功秦認為，重慶模式似乎比韓國、台灣的“凝聚性資本主義”還要更強勢，在經濟上與國際市場經濟打通，大進大出，是一種“政府動員——市場競爭“相結合的模式，具有凝聚性高、動員力強的優勢，例如重慶國營企業，必須承擔將三分之一的利潤拿出來，為“三通一平”的基礎建設與“五個重慶”建設負起責任，與許多地區的國企的自利主義大行其道有所不同。例如，眾所周知，東北有家制藥廠其辦公室豪華裝修比凡爾賽宮有過之無不及。

蕭功秦把他的觀點概括為，重慶探索與薄熙來事件並不是一回事，他認為，只有作這樣如實的切割，才能把重慶的有益探索從極左文革派的綁架中解脫出來。

蕭功秦說，他既反對極左派片面鼓吹重慶模式的唱紅打黑，也不同意激進的自由派把重慶在民生建設的積極貢獻也予以全面否定，其實，這兩派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把薄熙來與重慶混為一體。他說，對重慶模式應該用理性務實的態度。對待重慶探索，也應該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自從薄熙來事件後，社會上把重慶人所做的一切，簡單化地理解為薄熙來的陰謀奪權的手段與伎倆，因此不值得學習與借鑒。自由派知識份子認為，因為有了薄熙來這樣一個“壞人”，從他的動機上可推導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自己野心與陰謀服務的，既然從道德上看他充滿道德污點，所以重慶模式整體來說也就沒有價值，把重慶所做的對普羅百姓有益的民生方面的事也同時予以否定了。

蕭認為，這樣做會產生另一種後果，那就是，極左派會挑撥重慶民生建設中受益的普羅群眾，來反對中央政府對薄熙來事件處理，以此來達到東山再起。事實上，他們現在正在這樣做。蕭功秦說，早在薄熙來事件在媒體上傳出以後，許多人認為自由派勝了，但他認為，現在左右之爭遠沒有結束，而是走向更激烈的階段。他說他的估計很可能是不幸而言中。
左派在薄熙來出事後，勢力一夜之間被打弱，蕭功秦認為，左派有個思維上的嚴重誤區，左派認為他們需要一個奇理斯馬式的救星，這個救星既是左派的政治領袖，而且又是左派精神道德的化身，左派的成功與否，是與這個救星具體聯繫在一起的，當救星本身被發現是個與刑事案件有牽涉的陰謀家後，左派也就失語了。現在左派總是宣稱薄熙來事件是政治冤案，硬要為他鳴冤叫屈，可以說是一種不明智的駝鳥心態，就是出於這種糾結而擺脫不了。

地方一極的多元試錯經驗

蕭功秦表示，重慶模式是中間偏左，政府參與力度大一些，社會力量小一些，廣東模式是中間偏右，社會組織發展多一些，公民社會力量大一些，這種不同的嘗試本身就具有其多元意義，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要走出困境，絕對不能單靠領導人在辦公室裡制定方略與設計，而是應容許地方與民間有更多嘗試的空間。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比中國清末改革成功，就是其試錯機制比中國發達256倍，因為日本由256個小的自主共同體構成，但清代是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試錯選擇只決定在晚清七十年中的5個人的手上：先是道光皇帝、再是鹹豐皇帝、慈禧太後、光緒皇帝、最後是攝政王，可以說，近代中國是一元試錯，日本是多元試錯，從這個角度來說，應該肯定重慶模式的探索。決不能因為薄熙來事件，而給地方當政者造成一種錯覺，似乎地方嘗試就是與中央分庭抗禮，搞獨立王國，似乎回到大一統去才是最安全的，其實，最高當政者應該也是支持地方作有益的嘗試的。

如何看待薄熙來事件

蕭功秦認為，重慶模式本身是獨立的，它和“陰謀家”沒有必然的關係，這就如同這個“陰謀家”出現在廣東，也不能就此徹底否定廣東模式一樣。我們中國人習慣於把政治事功與道德混為一談。這個問題在西方早就解決了。

“薄熙來是一個很復雜的人物，有點像歷史上的曹孟德，在危機時代特別容易脫穎而出，這樣的人膽子很大，我行我素，特立獨行，不遵守體制內遊戲規則，有時目空一切，做事不擇手段，但也確有想像力，往往能別開生面。”蕭功秦認為，在社會尚未出現危機的常規時期，這種人往往容易被官僚體制邊緣化、受到體制普遍的排斥。相反的，此類人往往在社會或官僚體制出現危機時，特別能得勢，一旦得勢，就會為所欲為，任何人拿他莫奈何，曹操和薄熙來就存在某些相似處。

薄熙來下台前，在重慶老百姓中有相當的支持度，蕭功秦指出，薄熙來出事，重慶人感情上覺得薄熙來仍是不錯的，一方面，薄熙來用特立獨行的方式把重慶搞大，另一方面，薄熙來與刑事犯罪事件又有不可否認的關聯，所以，重慶普羅大眾也陷入兩難。

“說實在話，薄熙來未必真要搞文革那一套，說他掌了權就會有計劃地搞文革復辟，那是言過其實，人們之所以有這種印像，實際上，也是薄熙來所信賴的極左派如張宏良、孔慶東之流‘害’了他。”

但問題的關鍵是，薄熙來已經習慣了用“左”的手段借力發力，習慣用左的方式來提升人氣，獲得權力，從大搞廣場式的形式主義的唱紅就可以看出來。正因為如此，在未來權力道路上，當薄熙來遇到許多阻力時，為了打破阻力，是否會習慣成自然地用過去行之有效的左的手段，來達到目標？既然以左派姿態上台，也自然會去滿足左派對他的角色期待，且心態上也已經被左的那一套辦法扭曲了。因此，很多人擔心一旦薄熙來做了政治局常委，是否如同失控的導彈一樣，越來越左，來一個打遍天下無對手，所向無敵。中國剛從文革災難中走出來，再也不希望出現另一次文革災難。人們對薄熙來未來走向的普遍的不放心，這也是有道理的，這正是問題的關鍵。

人們說，薄熙來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國也消除了一個隱患。蕭功秦認為這話也有道理，雖然薄熙來未必就是搞真左，而是以形式上的左作為動員手段，來獲得權力，但這就會如同打嗎啡上了癮一樣，形成對左的路徑依賴。這是我們從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毛澤東晚年也是如此，這是理解薄熙來事件揭示的歷史意義所在。

威權政治到民主制度經過五步

當談到重慶模式本質上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模式時，蕭功秦認為，可將其理解為從改革以前的全能主義轉化過來的特殊類型的國家資本主義，因為這個資本主義利用了市場經濟，而國家在其中又起到相當大的作用。它更接近於東亞集權政治與競爭市場相結合的“凝聚性資本主義”，但在國家對經濟的整合程度上，在組織資源以實現國民經濟重大目標的能力上，在國家與企業家合作的程度上，國家顯得更為強勢，這與中國從全能主義國家轉型的歷史背景有關。強國家——弱社會是它的特點，它的優點與缺點均與這種結構有關。

關於權威主義如何過渡成公民社會的問題，蕭功秦解釋，如果權威主義有一個向民主過渡的理性目標，它就是一個良性的威權體制，它就有一種理性選擇的可能性，這種選擇可以概括為五步邏輯。

第一步是改革者掌權，這是鄧小平撥亂反正已經做成的事，第二步是經濟轉型，也就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並進而導致經濟起飛，這是江澤民、朱鎔基時代做的事，第三步，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上，利用國家的財富收入進行民生建設，以克服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兩極分化與貧富不均，胡溫體制在這方面做了不少事，重慶在這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嘗試。第四步就是讓市場經濟中發展起來的多元利益團體自我組織起來，發展公民社會團體，這種社會的自主組織力量，用他的話來說，是一種政府以外的多元整合能力。作為政府善治的一個補充。他希望習近平時代能開創公民社會發展的新局面。

由於在民生建設方面打下基礎，讓貧富分化得到抑制，公民社會的建立不會變成革命的爆破筒，人們會更多地關注自身利益的表達，公民社會的成熟發展，才能有效地克服民粹主義。到了第五步就是憲政民主。

概括地說，中國改革開放，從邏輯上講，要經歷改革者執政、經濟轉型與起飛、民生建設、公民社會、到憲政民主，應該是中國作為後發展國家向民主過渡的五個階段。每一步都是以前一步的基本實現為條件，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當今中國，實際上正是處於這一邏輯發展的第三步階段。即從大規模民生建設向公民社會發展的階段。

而為什麼民生建設與公民社會是憲政民主到來前的必要條件？蕭功秦表示，如果沒有公民社會，一人一票的民主就必然變成劣質的民粹主義民主。由於中國建國以來始終沒有社會自治的傳統，一旦實行選舉民主，就是出現人類歷史上最強烈的民粹主義“井噴”狀態，這絕對是社會大災難。這也是現在特別要強調中道理性主義的中間派立場的關鍵意義所在。“沒有在公民社會中受到民主自我訓練的大眾，很容易受政客煽動，這樣的民主是劣質的民主，比較而言，優質的民主是透過公民社會，讓人有更理性的判斷力、自治能力、妥協能力，能進行更有理性選擇。”

蕭功秦認為，如果從這一階段論來判斷後發展國家的威權政治，可以把威權政治分為兩種，一種是良性的威權政治，它具有開明的民主導向，能夠按照五步邏輯漸進地發展，通過威權政治為憲政民主建立各種必要條件，從歷史上來看，蔣經國、全鬥煥、樸正熙的政治，基本上走這條路。那麼良性威權政治是如何來的？蕭功秦解釋，良性威權政治也是從歷史經驗中概括出來的，它並不完全脫離歷史經驗、是理性分析的結果；東亞和南歐西班牙模式是相對來說比較良性的威權政治。

事實上，歷史上也有大量劣質的威權政治，蕭功秦解釋，這樣的威權政治利用統治權力的集中，引進了一些外國資本，在一定程度上經濟獲得發展，但整個體制結構仍具有權錢勾結、朋黨政治的色彩，劣質化威權政治就是退化了的家長制；此類威權政治在二十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上不勝枚舉，拉美的海地政權，中東的卡扎菲政權，亞洲的菲律賓馬科斯政權、印尼的蘇哈托，都是如此。政治學上稱之為“蘇丹化政權”，此類威權統治者把統治區視為一己私產。

至於毛澤東的文革體制與計劃經濟，蕭功秦認為，是建立在平均主義烏托邦理想基礎上的全能主義體制，與威權政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政治類型，“他是農業社會主義加上個人的專制，秦始皇加馬克思。對於實現中國現代化則根本是南轅北轍。”

中國的特殊威權政治

若要分析鄧小平的一套，蕭功秦認為鄧小平走的是新權威主義，是具有現代化導向的開明專制。“他的第一步就是改革者掌權、撥亂反正，排除黨內保守派的干擾。”蕭功秦說，趙紫陽對鄧小平的概括相當客觀，趙紫陽多次提到，鄧小平只堅持兩點，第一點，共產黨的領導，這點絕不能挑戰，第二點，鄧小平不關心所有制，怎樣改都可以，只要經濟好起來就行，因此鄧小平走的就是新權威主義。

“八十年代後期，趙紫陽曾經和鄧小平介紹過新權威主義，說知識份子中有個一個新權威主義的思潮，它的主要觀點是，在經濟發展初期階段不能立即實行民主，先需要經過一個權力集中階段，通過經濟發展，民主才能實現。鄧小平對此的反應是，他說自己就是新權威主義，不過，這個詞不好，可以換另一個詞。”

蕭功秦認為，中國從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的新權威主義通過鐵腕建立了威權，南方講話則進一步與左派劃清了界線，從這個意義上說，脫胎於共產革命體制的鄧小平模式，到九十年代前期才正式成形，但這一“後革命體制”的新權威主義的發展，和一般的威權政治有個不同點，它是在一個共產主義革命體制的背景上發生的轉型，客觀上，鄧小平是要走的正是威權政治的路線，因為威權政治就是政治集權與市場競爭相結合。

但這樣強國家弱社會、後共產主義的威權體制，蕭功秦認為，也不能說沒有優勢，其優勢特別表現在國有體制轉制的過程中：“四千萬工人下崗，用一位親歷的管理者的話來說，‘既是殘酷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有了工會，當時決不可能邁過這一門坎，然而，也正因為威權體制下能邁出了這一步，意外使得經濟私有化過程進行得非常順利，中國經濟確實柳暗花明，工廠生產效率大為提高，銀行也不再成為製造壞賬的無底洞。再加上此後中國又成功加入WTO。產權明晰化，高效率勞動力，人口紅利，這些因素使大量訂單進入中國，形成了極其強勢的競爭力，因此出現經濟的大發展。中國在新權威體制下，從此迎來了百年未遇的良好發展時代。”

但另一方面，問題又反了過來，由於是強國家弱社會，弱社會無法對強國家進行制衡，因此蕭功秦指出，權力腐敗的情況會很嚴重，由於上層又特別擔心民眾挑戰自己，於是就形成了大維穩的模式，用維穩的“不變應萬變”，以代替漸進改革，形成如下惡性循環：腐敗與社會不公——社會不滿與群體事件——大維穩代替改革——矛盾進一步加劇，這是一種不斷重復的路徑依賴。路徑依賴形成後，腐敗更嚴重，腐敗官僚又害怕人民對他在經濟上進一步的清算，因此更加收緊控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要變成良性的威權政治而不是變成劣質的、退化的威權政治，還有許多路要走。

走向共和國的新文明時代

蕭功秦認為，中國發展雖然大有成就，但在應對積累的矛盾方面，已經形成了嚴重的路徑依賴，中國是否陷入由此而形成的危機？蕭功秦指出，十八大以後是一次“抄底反彈”的機會。如果僅僅用維穩來代替改革，當路徑依賴、矛盾越來越大時，再來改革，就可能陷入所謂的“急診室效應”中，這就如同急診室當中有兩派醫生，有人認為必須大改革、大手術，才能解決問題、延長病人的壽命，另一派認為，病人都要死亡了，動大手術只會死得更快，所以不能動手術。兩派都是合理的，但卻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在陷入急診室效應以前，最好的辦法就是開始進入改革階段。

蕭功秦對中國目前的發展趨勢並不感到悲觀，他解釋，原有的維穩模式已經無法應對越來越深的社會矛盾，這已經成為國內各階層與官員的共識，改變的方向，至少不是向左轉，更多的應該向寬鬆的方向發展，現在，政府面臨社會要求改革的壓力比十年前大多了，好在現在中國大多數人並不激進，中間收入階層和穩健思想者仍佔多數，因此還是有相當的希望。一旦錯過了這個階段，激進主義就會膨脹起來，那時政府就會陷入兩難：不改，社會壓力太大，改革，則陷入急診室效應。如清末攝政王時期就是如此。

對於十八大後的中國，蕭功秦也覺得總體上應該會比現在更有希望，他認為，十八大後，經過一段時間的盤整與準備，中國應會更加開放。他預測，一開始，一般而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可能會要打一下“左燈”，以強調自己的正統性，這是中國當代政治的傳統邏輯，他對此有思想准準備，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盤整，相信會走向政治上的改革開放。新政治精英要擺脫困境，並獲得民眾中的合法性，舍此沒有其他路可走。當然，在政治上搞民主也不能操之過急，此前應該有一個公民社會與社會自治組織健康發展的階段，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民主化後民粹主義惡性泛濫。當然，這種設想也只是一種良好的願望。他還說，他不能保證，在面對強大社會壓力的情況下，中國的政治精英會不會急劇向左轉，其結果會陷入新的惡性循環，會很可悲。

他希望未來的中國政治家在文化發展上也應該有想像力一些，不能只講“學雷鋒”，其實，有許多可供選擇的文化創新提法來凝聚人心。例如“創建共和國的新文明”這樣的提法，前者（共和國）是繼往，後者（新文明）是開來。繼革命之往，開民主之來，他對官方提出“學雷鋒”，學習延安講話精神，“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提法很能理解，但文化創新更為重要。
蕭功秦認為，未來無論中國哪個領導人上台，都只是長期試錯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人的理性設計能力是有限的，中國只有在經驗與嘗試中才能找到擺脫困境的路徑，胡溫體制雖然做了一些相當不錯的事，但“大維穩”來代替改革的模式確實造成很多問題，這就意味，一個新的試錯階段還會出現，如果當政者在“左”的方面嘗試不太成功，那就可能出現“右”的試錯過程，之後“右”的也可能不太成功；再會向左的方向轉一下，這種不斷調節過程，也許要以10年為單位，才能看到一些試錯的成果。對此，蕭功秦還是抱持樂觀。他相信中國人與中國的政治精英有足夠的聰明與智慧。

此外，中國地方性的試錯也還不斷在進行，蕭功秦表示，地方性試錯和中央的試錯結合起來，社會已經產生相當的變化，經濟的發展，一定會促成經濟利益多元化，進而出現社會思潮的多元化，思潮的多元化本身形成某程度的制衡，表面上來看，中國的社會問題很嚴重，但社會進步的力量、多元的力量也在發展。

蕭功秦說，他很少來美國，但願下一次來美國時，能把國內令人鼓舞的發展與各位分享。都是中國人，誰都希望中國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