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勢必要一個“第二次改革” （14）
---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十六、回到1980年代
陳：假設歷史給中國回到1980年代的機會，誰來主導？您曾經接受過“新權威主義”嗎？
朱：在1980年代，我並沒有捲入“新權威主義”的討論，因為我厭惡討論主義之類的問題，也不希望將經濟問題和意識型態相關連。“六四”之前興起的中國“新權威主義”，其理論基礎主要來自亨廷頓的政治學說，其核心思想是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需以經濟市場化為基礎，而集權是經濟市場化的前提，所以中國需要政治權威和集權。中國1990年代以來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新權威主義的思路。只是，如今的中國距離真正的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不是更近了，而是更遠了。
據說，在“六四”之前，趙紫陽有一次向鄧小平提到了“新權威主義”，並解釋說：“新權威主義”就是政治強人穩定形勢，發展經濟。對此，鄧小平說他也是相同主張，不過不必用這個提法。應該說，趙紫陽注意和思考過新權威主義，但是並沒有簡單地接受新權威主義。趙在堅持經濟改革的同時，已經開始政治改革的全面研究，而民主化就是政治改革不可迴避的問題。
啟蒙與中國社會轉型。
陳：我知道您不喜歡用“左派”和“右派”去分析中國的政治光譜，但是中國的左右之爭不是一直很激烈嗎？
在今天中國，“改革”如同昨天的“革命”一樣，完全被庸俗化，每個人都以改革派自居。至於改革什麼，每人有每人的含義和解釋。所以，也不可簡單以“改革”來區分中國的政治派別。真正劃線的標準應該是：到底要怎樣的經濟制度、政治體制、法律體系？
我個人反對任何政治傾向下的激進主義和激進派，因為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有極端主義，都會“唯我正確”，拒絕多元、寬容和妥協，導致破壞而不是建設。中國最需要的是理性和對話。而要實現這樣的轉變，中國的執政集團是否有新思維最為重要，因為他們現在擁有權力和一切資源。
陳：您似乎借用了西方左派的部分資源，主要是解放主義式左派(libertarian left)的部分觀點？
朱：就我的思想資源來說，很雜。是的，left-libertarianism 對我很有影響，我希望人民在經濟和政治上都享有真正的自主權力。為此，就必須限制國家和大公司的權力，尤其要制止現代國家和跨國公司的聯盟。在產權方面，我不是簡單的私有制主張者，而是支持self-ownership。此外，我支持地方貨幣。
在經濟學思想方面，我接受亞當·斯密的基本理念。當然，奧地利學派對我也有很大的影響。當代人類在經濟領域的深刻危機，源於人們日益脫離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我認為中國不過是一個特例而已。
陳：您最大的關懷似乎是不希望中國未來失序，而希望各類危機得到理性的緩和？
朱：中國現在最重大的問題是：已經不可能再按照現在的模式運行下去了。此時此刻，“中國模式”還有一定的能量和慣性，還沒有走到盡頭。至於還能持續多久，三年五載大體沒什麼問題。而且，如果中間冒出幸運的因素，還可能會延長。但是，如果不尋求變革，爆發嚴重危機僅僅是時間問題了。我希望中國能避免危機的總爆發，希望在這個時刻到來之前，危機可以分流。
至於中國是否已經有了明確的替代性的發展模式？目前還沒有。所以，我認為唯有回到1980年代，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歷史遺產作為各方現實力量的妥協基礎，完成胡、趙在1980年代本來要做的事情，把背離這個目標的東西做出調整，才是最現實、最理性的當前出路。我希望、也試圖讓大家接受這個想法。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