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密報》記者陳小平
《中國密報》：有一種看法是，你盯住溫家寶不放，說溫為“影帝”，放過鉗制輿論的李長春和破壞法制、鐵腕鎮壓異見人士、維權民眾和信仰團體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等，搞不懂你到底為誰鼓勁，為誰出力。你如何回應這種批評呢？
余：這樣的思路是荒唐的甚至危險的，這是一種“權力中心主義”的思路，將知識分子對權力的批判誤解成對權力的謀求和參與。對我來說，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是第一位的，我批評誰，或不批評誰，跟權力無關，這是我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的一部分。作為知識分子，作為基督徒，我考慮的中心議題是：是，就說是；非，就說非。我從不考慮我的批評能在權力運作中扮演何種角色。
某些自以為可以影響權力運作的人，常常異想天開地說，他們批評某些黨內保守派，支持某些黨內改革派，這樣就能推動中國的進步了。且不說黨內存不存在所謂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分野，即便存在，干卿何事？
溫家寶家族擁有巨額財富的事實被《紐約時報》曝光之後，包括擔任中國人權主席多年的劉青和當年“天安門四君子”之一的周舵都認為，溫是否貪腐不是最重要的，溫畢竟是體制內口頭支持政改的“好人”，體制內還有更為邪惡的勢力，應當團結溫這支可以團結的力量，來對付更邪惡的集團。他們的看法讓我莫名驚詫：難道策略的考量比事實更重要嗎？不禁讓我聯想起北京的很多出租車司機，天天都在高談闊論中南海的秘密，好像剛剛參加完政治局會議。然而，他們卻連讓每月的“份錢”降低一百塊都做不到或不敢去做。於是，他們只好去關心遠在天邊的事情聊以自慰。這是一個多大的諷刺啊。這個例子說明，權力對中國人的異化到了何種地步。
權力對中國人的異化到了何種地步（圖：春鳴）。
其次，我對胡溫的批評，難道就意味著對周永康、李長春、薄熙來的支持嗎？這種思維方式是一種余世存所說的“類人孩”的思路，簡直讓人哭笑不得。在十年以前，薄熙來還是大連市長的時候，周永康還是四川省委書記的時候，我就在香港的媒體上撰文揭露他們的種種惡行。
香港《開放》雜誌的編輯蔡詠梅女士說，我對周永康的批評，是她看到的最早批評周永康的文字。當周永康成為政法系統的頭子之後，我對他的批評就更多了。所以，那些溫家寶的粉絲說我批評溫家寶是幫助周永康，是何其可笑。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表明，中國人的公民人格的形成尚任重而道遠。
我認為，中共已經蛻變成鐵板一塊既得利益集團，其內部不存在變革的力量和健康的部分，所以我批評中共所有的當權者。當然，你可以選擇支持和迷信溫家寶，這是你的權利，但你不能惡意地看待對溫家寶的批評，你不能去剝奪別人批評溫家寶的言論自由。
我在香港出版《影帝》一書的時候，居然有許多所謂的開明派人士打電話給香港的出版社，施加種種壓力阻止此書的出版，甚至給我冠以“破壞溫家寶的改革大業”的罪名。這就是他們對待不一致的觀點的態度。這跟中宣部的惡行有何差異樂？他們掌權之後，還不是一樣專制者？如今，包括《紐約時報》的報導在內，都被“陰謀論”給淹沒了。可見，民間的思維方式也被黨文化給毒化了。（《中國密報》第4期）
1 条评论:
出书可以有两种作用，一阐明事实，二对现实时政产生影响力。第一条以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第二条却与时局相关，并在时局下更重要。余傑避其第二条作用，只谈第一条，如何服众？古代忠臣为了避免昏君杀害好人，可以先向皇帝说些好话、客套话救人。如果是余傑这样冥顽不灵、沽名钓誉之徒去说，恐怕好人都得死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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