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答《中國密報》
《中國密報》記者陳小平
《中國密報》：你說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是情同手足的朋友和戰友，還有,你認為中國政府差點讓你為寫作和出版這本書付出生命的代價，從新聞報導中，你在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的前一天，被綁架和毒打，他們還威脅活埋你，你能解釋一下，各種各樣批評中國政府的書和文章每天都在出版，為什麼他們格外恐懼你的這本書？
余：任何一個獨裁政權，越到其統治末期，它的暴力機器便越處於失控狀態，除了對潛在的挑戰者露出猙獰的牙齒，內部的傾軋也會無所不用其極。2010年12月，北京當局命令秘密警察對我使用酷刑折磨，是因為劉曉波的獲獎讓最高當局惱羞成怒，他們需要找人發泄，而我是劉曉波最親密的朋友和助手，我便成了一個最佳的發泄管道。
此後，在2011年春天的茉莉花事件中，這種肉體折磨更是廣泛使用在維權人士身上。很多人遭遇的酷刑已經到了罄竹難書的地步。這個政權也到了只剩下暴力來維持的階段。我相信，隨著中國國內情勢的日漸惡化，暴力還會在得到廣泛的使用。看看超過軍費的維穩費用，看看無所不在的“國保”隊伍就知道了。
到了2012年薄熙來事件爆發，以及圍繞十八大卡位發生的一些內鬥，讓人眼花繚亂，中共內鬥的血腥和殘酷，又嶄露出“文革”時期的那種苗頭來。從某種意義上說，無論是胡溫還是習李，都是“文革”的孩子，都是在那種殘酷的文化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用研究“文革”問題的學者王友琴的話來說：“追究根源，摧毀了當代中國人的正義觀念的根源，還是‘文革’。數以百萬計的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更多的人被‘鬥爭’、被監禁、被打傷，這是對社會正義的絕大冒犯和損毀。但是殘暴行為在當時被用革命的名義合理化了，在文革後又被用‘認識錯誤’的說法減輕淡化了。”與明代末年一樣，如今的中國社會瀰漫做暴戾之氣，中共當權者的知識結構和精神結構，都加劇了這種暴戾之氣。這是我對中國未來最大的擔憂。
余傑與劉曉波。
余：習近平訪美的時候，我舉起劉曉波的照片到白宮門口去抗議，其實這不需要太大的勇氣。我又沒有去天安門抗議。這是我理所當然應該做的事情。
當然，我希望更多的朋友來關心劉曉波和劉霞的處境。我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我正在與朋友們一起籌劃成立“劉曉波人權基金會”，以此為平台推動相關活動。
比如，劉曉波還有上千萬字的作品尚未整理出版。我們將整理出版劉曉波更多的文集，並推動英文和其他語種的翻譯和出版。我們將策劃劉曉波的圖片展，以及劉曉波的妻子、畫家和攝影家劉霞的攝影和油畫作品展覽。我們將策劃拍攝劉曉波的紀錄片，讓海內外華人和全世界對劉曉波的生平和思想有更多瞭解。我們將設立名為“劉曉波資料中心”的中英文雙語網站，使之成為關於劉曉波的最完整的資料庫和網上博物館，在中國實現民主化之後，以此為基礎在北京建立劉曉波博物館。
劉曉波被捕入獄已經四年，他的妻子劉霞被非法軟禁在家兩年多。劉霞一直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有兩名女警察與她同吃同住，晝夜監視，她面臨著巨大的精神壓力，身體狀況堪憂。劉曉波夫婦的遭遇，是中國人權狀況持續惡化的標誌之一。納粹德國、蘇聯、共產黨統治的波蘭、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和軍政權的緬甸，都曾迫害過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是，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像共產黨中國那樣，將這種殘酷的迫害廣泛延伸到其親人和朋友身上。中共在國內對人權的踐踏，也將危害國際秩序的和平穩定，侵蝕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
中共的獨裁統治已形成嚴重的社會危機，不管中共當局是否承認，中國的民主轉型不可避免。作為從天安門事件以來持續20多年為中國人權事業奮鬥的知識分子，作為非暴力的價值和“我沒有敵人”的精神的倡導者，作為惟一一名身處中國本土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必將在這一變革中發揮關鍵作用。
中國的民主化，不僅將使得13億中國人告別共產黨暴政、基本人權受到法治保障，而且將帶動新一輪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北韓、伊朗、古巴等獨裁國家的變化必將加速。在此意義上，劉曉波對人類歷史的推動，將不亞於南非的曼德拉、捷克的哈維爾、韓國的金大中和緬甸的昂山素姬等人。他應當像曼德拉、哈維爾、金大中和昂山素姬那樣獲得其同胞和全世界的支持。
幫助劉曉波，就是參與中國的和平轉型，就是為中國的未來盡一分心力。我也呼籲廣大國內同胞和海外華人，以及國際友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參與和關注全球聲援劉曉波的活動。（《中國密報》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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