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給思想流派貼“邪路”標籤
賈康（財經專家，現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我談三點看法：第一是，十八大新一屆領導班子產生以後，習近平講的一番話普遍評價是接地氣，深刻的是“人民對幸福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目標”。老百姓聽得明白。下接地氣還有另外一個條件：上連戰略。
決策程序，首先要掌握通盤戰略。在戰略層面，是我們今天討論不可迴避的課題，中國怎樣能夠避免矛盾積纍可能導致的不良前景？真正實現現代化，真正實現鄧小平原來的意圖——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後）走向共同富裕。三步走：後來居上、現代化、2050年前後見眉目。理論上的考查大框架上是清楚的，因為我們在過去的決策層面反覆聽過，有“五化”——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和高科技化（信息化）。我認為，在這方面可以擴展一下，還要加“一化”，即現在都在討論的，中國也不可能迴避的以民主化、法治化作代表的憲政化。
賈康
延安的特點是現場教學，不論是在楊家嶺還是棗園現場，給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當時延安非常認真地推行民主化、法治化、憲政化，代表性機構是邊區憲政促進會，邊區相當於立法機構的成員是嚴格限定共產黨三分之一，其它黨派三分之一，無黨派三分之一，最低端的無文化的社會成員，也要通過特定選舉方式要民主。現在，如果講延安時期成為共產黨的壯大、穩定最後走向全國勝利的一種關鍵時期的話，怎麼在物質條件極差的情況下，把當時一大批包括很多出身富裕家庭的年輕人、熱血青年們吸引到那兒去跟共產黨一起鬧革命？這個事情值得深思。
現在說，延安那樣的基本理念作為共產黨理想，是否應該回到現實中考慮？把前面的五化加上憲政化就是六化。大的框架，從知識層面來說是清楚的，具體化比較難，首先是這種改革充滿爭議，能否按照小平同志說的“大膽的闖”一些行動，現在也意識到，很多人現在拿法治說事，人大討論形成一個完全設計好一個嚴似合同的法律再考慮改革，那豈不是等於，在轉軌過渡過程中，我們做不了什麼事，一百年這麼下去，也爭論不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一個法律。所以，我個人認為，在新的一代領導集體形成後，在配套改革方面一定要強調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再加上壯士斷腕的魄力，再引出帶有明顯的全面配套頂層規劃特點的可行方案。
第二層我做一個點評，這次十八大報告裡所說的，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聽起來兩邊都說到了，但我觀察，封閉僵化的老路沒什麼分歧，都是過去傳統體制化下走的一套走不通的路。但什麼叫改旗易幟的邪路？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把它說成民主社會主義。對此，我不認同，我認為，首先更開明的讓大家討論，不要給一些具體的流派貼標籤，把誰貼上一個邪路，馬上成為以前姓社姓資，要不要基本原則的問題。現在，誰能給這個邪路做一個具體化的定義？我建議，學者們之間不要做，除非最高決策層說了邪路指的是什麼。在此之前，我個人主張，任何觀點不要貼標籤，這才能在共和精神下更允許社會多樣化來討論中國的現實問題，體現現代精神。
第三，我個人認為，政治體制改革顯然是無法迴避的，但要在短期內拿到一個可行的方案、正面設計的全面方案，難度非常大。有沒有可能，在努力推進政改的同時抓住時機，在各個方面無法拒絕的改進管理的角度切入，以現代意義的預算，首先推進公共資源、公共理財領域的民主化、法治化，以理財的民主化、法治化拉動經濟和社會生活，包括決策、資源配置這種越來越多的公眾參與制下的民主化、法治化，逐步引向憲政化的實際結果。這具有
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學者做過很多探討。美國並沒有經過一個正面設計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國家，而它成為進步時代的那40年，就基本解決了實質性問題，建立了依法的稅收制度、預算制度、公共意見表達機制和輿論監督機制等，我們如果從預算這樣一個現在大家都認同的（方面出發），提高透明度，公開性，反覆討論以後，經過最高權力機構審查批准，形成一個有法律效力的執行文件，然後嚴格執行，允許做調整，但要走調整程序，最後可以發展成績評估和官員問責制，這是一個重要切入點，而帶來的實際結果是憲政這套機制在中國的培育和成長。
我個人有一個感受，你要說，中國前景到底怎麼樣，存在不確定性。我認為，對中國和人類代價最小的一個方式是補天派。大家在凝聚共識方面做補天派，盡可能推進實質改革方面要一起用力，爭取更多的力量，爭取社會代價比較少、人民群眾受到的實際傷害比較小的歷史過程，謝謝大家！（《內幕》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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