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記者專訪《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作者、旅美學者丁凱文——
新史記：十年來，你研究林彪提出了若干不同於官方幾十年來定論的見解，得到什麽積極、正面的反響？是否也受到質疑和非議？
丁 凱文：研究歷史是追尋真實的過程，我們當然不能說我們的研究就一定是完美的，其中會受到史料、思想認識等方面的影響。但是，官史卻絕對是有問題的。我們 說，歪曲和篡改歷史，雖然一時有用，但終究還是有限的。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押送河南開封，被中共中央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被永遠開除出黨，此時 的劉少奇無疑是黑暗政治中的最弱者，而毛澤東玩弄權術整倒對手則處於最輝煌的巔峰。但是劉少奇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道出了一個簡單而深刻的真理： 歷史不是毛澤東寫的，也不是哪個最強勢的領導人寫的。那些強加的污垢遲早會被清理乾淨，那些寫在各種“通知”、“報告”和“決議”上的白紙黑字必然成為歷史的罪證，玩弄權術的人最終會被歷史無情嘲諷和揭露。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認同我們的觀點和看法，迄今為止我還沒看到 過具有官方學者背景的人正式發表過與我們商榷的文章，我想一方面他們可能仍然受到無形的約束，不能暢所欲言，另一方面那些史學工作者們必然面對一個尷尬的 局面，即在官史與眾多新史料和觀點面前如何還能自圓其說，其困難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還不如乾脆保持沈默。
實際上， 我回國時也接觸過一些史學工作者，從他們對我的友善態度中，我能體會到他們的真實態度和想法。《炎黃春秋》雜誌的一位副主編劉家駒在文章中這麼評價我們的 書：“這些年來，研究林彪的人越來越多。凡是有志者找上門，我是來者不拒，都誠心接待，告之他們我的所得，提供資料，安排介紹對當事人的採訪。他們中大多 是國內外讀者十分信賴的。其中值得我推崇的，一位是澳大利亞華裔學者孫萬國，他的《古有竇娥，今有林彪》較真實地反映了‘913’事件始末；另一位是美籍 學者丁凱文，經他多年搜集匯編的《重審林彪罪案》，集納了國內外知名學者對林彪事件提出的質疑和評述，引起世界輿論的強烈反響；還有一位是從未謀面的美籍 華人司馬清揚，他是化學博士，用業餘時間從大量史料中研讀梳理中共人物，和丁凱文合作寫出《找尋真實的林彪》，又獨立著述了《周恩來與林彪的終極對比》 （該書出版時定名為《周恩來與林彪》——《新史記》按），他的分析是深入的，公正的，能獨到真實地握住林彪的政治品貌。在眾多記敘林彪的著述中，我認為他 的書令人折服。”有了這樣的評價，夫復何求？
江青與周恩來。
當 然，我們也面對了一些攻擊和謾罵。某些海外激進文人對林彪與“文革”缺乏認真、紮實的研究，而沈溺於道德方面的指控，指責我們關於林彪的研究是“封建流毒 還沒有肅清的體現”，是“進行一種政治宣傳”，是“熱衷於對政治人物進行打倒或翻案”等等。因此，我們被戴上了犯有“文革病”的帽子。還有人甚至乾脆說 “為野心家翻案不得人心”。這些人的指責絲毫沒有涉及到我們在“文革”和林彪事件研究中的具體問題，而是泛泛而談地否定我們的研究成果。我要對這些人說， 你們難道不能堂堂正正地寫出一篇學術性的文章，讓我們在學術上作交流或商榷，而非躲在某個角落裏放冷箭？我還想說，站在政治正確和道德正確的制高點上所做的批判，並不能代替歷史的研究，還不如真正靜下心來踏踏實實地從事學術研究來得更有意義。
爲什麽我感到責無旁貸？
新史記：你下一步研究寫作什麽？可否簡單介紹一下你的背景？
丁 凱文：我想我還會繼續從事“文革”史方面的研究吧。我出身於一個史學世家，從小在北京大學長大，上小學和中學時正處於“文革”期間，雖然那時年齡尚小，但 對北大的“文革”運動已經有了很多感性的認識，如北大的紅衛兵運動、兩派鬥爭、“文攻武衛”、父母“文革”期間下放參加“五七幹校”，批林批孔、反對師道 尊嚴等，再加上那時小學的一個班主任也是個極善搞極左運動的年輕人（現在據說該人當了北京市某區的區委書記），整人頗有一套，因此我從小對“文革”的極左 運動就有切身的體會和感受。上了大學，當了研究生仍然感受到極左思維的陰魂不散，那種對學術的踐踏、封鎖，愚民政策，不能講真話，只許唱讚歌，以及無所不在的“文字獄”，都令人倍感窒息、深惡痛絕。
舉個例子，我在上大學時為了寫畢業論文，需要瞭解抗戰時期國民黨的對美政策，需要參閱北大圖書館藏有日本人古屋奎二所寫的《蔣總統密錄》，該書存放在北大圖書館內部閱覽室，不開放給學生。但是為了寫好論文，不得不找系裏開證明，再找圖書館有關領導簽字，即使如此仍然受到諸多刁難。區區北大的一個內部閱覽室尚且如此，就更不用提國家檔案館、中央檔案館了。由此我更看清了中國的所謂“學術”的真面目。
到了國外後，終於有了一片自由的天空，也更開闊了眼界，對於歷史的研究，我有一種責無旁貸的感覺：國內無人敢研究的人物，我們在國外可以研究；國內無人敢問津的研究課題，我們在國外也可以涉獵。這裏沒有學術禁區，沒有三令五申，沒有“秋後算賬”，更沒有文網高懸，唯一的“紅線”，只是學術的良知。也許我的研究還不夠完善，有些問題的深入還有待更多史料的出現，但是只要認真去做，就會將其向前推進一步，拋磚引玉總是會有結果的。所以，我相信只有不斷持續下去，“文革”歷史的研究就會有越來越多的成果。（《新史記》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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