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幕》編譯 蕭憲聰
2012年不只是令中共驚慌失措的一年，黨內光怪陸離的政治事件也提供評論家豐富素材，一切並不隨著十八大圓滿落幕而畫下句點，從去年11月以來，許多文章不約而同對習近平的改革前景提出關注，“新領導人是改革派或保守派”、“習近平是否有足夠力量來推動改革”以及“新領導班底必須為改革做出什麼”等問題屢見不鮮，儘管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研究員盧宜宜（Yiyi Lu）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上寫道，有太多結論不可避免地過於主觀和投機，以至於模糊了焦點。
盧宜宜認為，關於習近平的改革動向，其實有更好的問題值得討論，而且在進行分析前必須先承認兩個事實：第一，新領導人上任後的各項舉措和聲明，包含打擊腐敗與官僚主義，均意味著他們完全接受變革的必要性；第二，引用美國保守派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中國領導人將目標放在“某些變化”而非“整體變化”，“逐漸變化”但不是“劇烈變化”，總之，他們希望改革是有所控制的，排除革命或政權更替。
習近平提馬克思主義是為了讓保守派安心。
在亨廷頓的想法裡，實施改革的困難性比起革命高得多，改革的方法、時間、順序和節奏都得小心處理，一旦處理不當，改革不會帶來更好的國家前途，反而成為革命催化劑，通過觀察近代歷史，無論19世紀末的中國或1980年代的蘇聯，都為亨廷頓的說法提供了最佳佐證。
因此盧宜宜說，在如此條件底下，我們不應該問習近平和其餘常委是否有意願展開變革，答案早就浮現，我們應該問的是：“領導人對於改革的風險和陷阱了解多少？他們又打算怎麼對付？”
關於第一個問題，王岐山曾推薦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造成國內搶購風潮；同時根據新華社，習近平強調“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所以兩個線索加總起來，有充分跡象表明領導人對改革之風險了然於心。
四大角度應付改革風險
那麼關鍵在於，他們該怎麼應對風險？盧宜宜選擇從四個角度來看。首先，習近平成為黨的總書記後，多次重要講話裡皆提到中國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在共產黨率領下運行改革，雖然這些言語不免讓自由派和海外觀察家感到失望，但一方面他必須讓保守派安心，確保黨和國家不會歷經蘇聯式崩潰；另一方面他也向自由派發出明確信號，國家不可能發生根本性大改變（如政黨輪替）。基於上述兩個理由，習不得不這麼說。
其次，或許有些人會批評，習近平的改革路徑模稜兩可，未見具有魄力的大動作，稱不上是真改革者，盧宜宜卻認為此乃一種策略，通過“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做法，領導人擁有彈性也有空間調整和修正任何改革措施，避免差錯，該主張的中心思想在於分階段實踐改革，劇烈式的徹底改革（非革命）本來就不存在共產黨的執政紀錄中，它還能確保統治者不會太快秀出底牌，幫助撫平潛在反對。
最後一點，習近平接班後推出的新舉措，絕大部分在於反腐、遏制官員特權以及改善官僚系統，相反地，新政府對於審查制度、言論自由和信息透明化等話題仍持謹慎態度，表示領導人優先考量的改革對象是那些能贏得廣泛民心或為黨保證利益的項目，他們意圖提高人民對政府的滿意度與期望，降低不滿情緒，而非討好自由派知識分子。
雖然中國新領導人的言行顯示他們深知改革的挑戰和風險，並努力保持國家穩定，但遺憾的是，他們未曾闡述詳細目標，我們不知道習近平腦中的改革方案是什麼，即使他試圖緩和人心，認為“改革開放是一項長期的、艱鉅的、繁重的事業，必須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幹下去”，民間仍難免發出質疑聲音。盧宜宜也指出，要問習近平的改革之路能走多遠沒有太大意義，畢竟對中共而言，改革這檔事永遠不會停止，無論專家是否相信習近平的改革決心，在他們寫下結論前，都應給領導人更多時間表現。
儒家價值觀在中國教育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
硬性民族主義說服人民效忠政府
然而比起改革，習近平運用“民族主義”倒是顯得特別積極與活躍。北京清華大學教授貝淡寧（Daniel A. Bell）於《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不諱言地指出，中國民族主義是一件壞事。19世紀到20世紀絕大部分時間，中國是遭受外國欺凌的受害者，而現在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強大起來，身份也從被害者轉為加害者，虎視眈眈伺機而動，導致其他國家憂心忡忡。
中國的“硬性”民族主義往往通過國外媒體報導散佈全球，在軍方人士和黨內高層身上格外明顯。去年11月底，習近平帶領政治局常委參觀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該展覽介紹了鴉片戰爭和隨後中國的“百年屈辱”，習也發出呼籲，直指實現民族復興就是最偉大的中國夢，當時正是島嶼爭議如火如荼之際，中國似乎昂首闊步，信心十足。
公平一點看，“硬性”民族主義不全然只有壞的一面。唯有國家夠強盛，人民才能過著體面生活，無需擔心物質匱乏與人身安全，因此，我們便不難理解中國亟欲證明自己的影響力，尤其在經歷過一段不算短、被列強欺凌的悲慘時光。不過貝淡寧認為，現在中國是一個經濟大國，領土邊界相對穩定，強調“硬性”民族主義恐怕不只為了提醒中國人過去的屈辱，也意圖使人忘記統治者本身創造的悲歌，如“文革”、“大躍進”和“六四”事件。
由於中國已經越來越少人相信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必須找尋新題材來鞏固合法性，而通過民族主義與世界各國建立對立的競爭關係正是一條快速路徑，換句話說，“硬性”民族主義的最終目的在於說服人民忠心耿耿地服務政府，其他只是表面上的花招。
軟性民族主義：仁義加上謙沖學習
那麼相對於“硬性”民族主義的“軟性”民族主義又是什麼呢？貝淡寧認為，“軟性”民族主義的精神與儒家價值觀密不可分，像孫中山先生位於南京的陵墓上刻著一句名言：天下為公，顯現國民政府的合法性就是從儒學而來，儒家重視向他人學習的人道主義世界觀和自我改善，都是軟性民族主義可以具體實踐的內容。
南京大屠殺有30萬名平民喪生，是人類大悲劇。
貝淡寧說，如果中國領導人想理解軟性民族主義，從南京出發是不錯的選擇。南京是百年屈辱中最黑暗的城市，1937年日軍的大屠殺造成30萬平民平白犧牲，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裡頭，我們不只看見一個民族的悲劇，更是人類的悲劇。與其大力宣傳仇外情緒，紀念館建立歷史證人個性化檔案，包含外籍人士、日軍、倖存者和遇難者，如同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深深為被害者致上最高敬意，這就是中國引以自豪的人文關懷：“仁”，無關種族或性別。
一般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知道這句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告訴我們時時效法他人長處，努力提升自我內涵，應用在國家方面也說得通，中國有什麼理由不跟其他國家學習？有什麼理由不跟外國建立良好關係？明朝鄭和下西洋即是從南京出發，寶船跨越了東南亞、印度來到非洲東岸，是明朝文化成就和航海技術的最顛峰，相對地，清朝閉關自守，等到英國以船堅炮利強行打開國門時，頹勢已不可挽回。
5 条评论:
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保守派！！要是硬要划分，胡锦涛温家宝代表的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保守派。毛泽东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革新派。是要创造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中国的改革派。
萧嫌聪在安自己的心吧？ 干嘛用你的阴暗心理解读别人，显得低人一等呢？？
这与中共的“和谐社会“不折腾”“维稳”论调有何区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种“羊头”到底是愚弄左派，还是愚弄右派，还是愚弄中国老百姓。
蒋介石不愚弄他人，跟着美国人干资本主义，被穷光蛋揍得屁滚尿流，被美国人涮得直骂娘。那个光彩照人！？
1988年7月13日—8月24日，杨尚昆去胡耀邦家六次，每次长谈约五个小时。
以下是杨尚昆日记中，有关胡耀邦与杨尚昆谈话的部分摘录：
胡耀邦道出历次历史事件的真相
1988年7月14日："耀邦告诉我，没想到小平同志这么霸道，听不得任何的不同意见。竟然搞垂帘听政。很后悔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扶持邓小平。耀邦说，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但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便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进了大牢。"
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了的。他已经与作家师东兵在88年3月和4月两次谈过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是秘密地在家里与师东兵见的面，连家人和秘书都瞒住了。耀邦告诉我，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今天我给总理致悼词，或许我们死后就没有人给我们致悼词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3月中旬，邓又找到我，说他的孩子听人说，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一个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耀邦又说，小平让我找几个干部子女，让他们去工人中间鼓动一下，把矛头对准江青和张春桥。但有个别人把矛头对准主席，这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另外，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抢，打伤了许多的解放军，小平后来也很生气。认为这是让他下台的直接导火线。这也是后来我们没有给四五高调平反的原因。因为如果那几个人如果不把矛头对准主席，不搞打砸抢，主席根本就不会让小平下台。而他就会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击江青和张春桥了。
19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了天安门一趟，观察广场的动静。回来后，透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但他谎称是去北京饭店理发的。其实邓小平一直都是让北京饭店的师傅去他家理发。”
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见了一面，耀邦说，小平是过河拆桥式的人，你要当心。同时，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当然，还有人也掌握了联动成员于66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的证据。我说，我知道这件事，杀人的主谋高福兴和胡德福不是当时就被判刑了么？耀邦说，是呀，可高福兴和胡德福在75年9月突然翻供了，说是联动成员干的。他们是冤枉的。但75年9月小平同志已是政治局常委，把这件事压下来了。83年小平指示我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我便照着做了。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几个干部秘密向这些“黑五类”人员的家属通风报信，结果这些家属便起来闹事，反对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这几个干部也作为三种人秘密杀掉。我听了后很震惊，说我们现在讲法治，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四人帮也没有这么干过呀？耀邦说，所以我内心有愧呀。但我已经指示将这24名干部作为因公死亡处理了，也给了他们的家属抚恤金。其中五个干部也授予了烈士称号。"
1988年8月6日：“耀邦说还有一事很后悔，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诉他。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
-华夏黎民党-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