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編譯 巫古森
自習近平上任以來，反腐成為中國國內官方和民間的主要關注事項。一連串的官員落馬似乎也顯示著新領導團隊的打腐決心。但是這項反腐任務是否有可能打進政治局？近日中國媒體與網絡盛傳政治局委員李建國已受到調查，但事實如何卻有待觀察。不只是官場，解放軍和國有企業的貪腐程度皆相當嚴重，其中國有企業的腐敗更是攸關人命的問題。
剔除不合格的黨員
習近平表示，有些黨員“腐化墮落”，而這會影響其他黨員的“生機活力”，共產黨將對其組織的規模加以控制，去除“不合格的黨員”。到2012年為止共產黨擁有8200萬名黨員。
為了重新擦亮共產黨的招牌，習近平上任後要求黨員減少宴會和奢華行為等，列出“習八條”規範黨內浪費和形式主義。
新華社在1月24日的一篇評論中表示：“黨的紀律是多方面的，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是政治紀律。在政治方向、立場、行為方面沒有規矩、不守紀律的政黨，只能是烏合之眾。”新華社也在29日報導廣東省在2012年底決定在珠海橫琴新區、廣州南沙新區和韶關市始興縣，對官員家庭財產公開制度進行試點。但是廣東省韶關市市委書記鄭振濤對新華社表示，雖然納入財產公示的試點包括了526名副科級至處級官員，公示的內容包括工資獎金、房地產、投資等6個部分，“但先只在內網公開，也只有公務員才能查詢，市民暫時還看不到。”
政治局委員李建國落馬？
一隻大老虎落網的傳聞似乎也印證了習近平表示要積極反貪腐的說法。即使是對已經看過太多負面消息的中國網民而言，最近有關李建國的新聞也算是一件大事。網絡上傳言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的李建國正因貪腐被調查中。而他被調查的原因被指是幫助外甥升遷。
李建國才剛晉身政治局25委員之一，有報導稱他很在壓力過大的情況下入住一間北京軍方醫院。英國廣播公司(BBC)認為假使中國的調查人員真的查到李建國身上，那李很有理由感到焦急憂慮。這顯示習近平表示要積極打腐的言論正在實踐當中。
近日習近平也表示反腐工作要堅持“老虎”和“蒼蠅”一起打，意指不論級別，所有的官員皆必須受到審視。
具有影響力的公民記者李新德是首位訪問實名舉報李建國的韓寵光的人，他認為中國政府對李建國採取行動這件事顯示了改變正在發生。
但BBC記者杉麗雅(Celia Hatton)指出，這個新希望很可能也只是希望。中國政府不會一夜之間變得廉潔。習近平正陷入一個兩難的局面：中國民眾要求他嚴格打擊貪腐，假使習近平做不到，他很可能會快速地失去人們的支持；但是另一方面，假使習近平過度或過於迅速地打壓黨內的官員，他也很可能會失去那些使他成為最高領導人的黨員的忠誠。
另一個失望的點在於，習近平其實與李建國來自相同的腐敗系統，根據彭博社2012年的調查報導，習近平的家族也以習近平的關係累積了大量的財產，總額達到3.76億美金，儘管報導也表示沒有資產可追蹤至習近平、他的妻子或他的女兒，也沒有證據指向習近平有非法行為或有幫助他親戚累積財產。
李新德也承認，中國的草根反腐運動者如他自己和他的許多同僚仍然在一個法律的灰色地帶中運作；他表示當他揭發地方官員時，他必須“在刀鋒上跳舞”，因為他的打腐動作很有可能讓自己陷入險境。
或許更重要的是，李建國到底有沒有受到中國政府相關單位的調查，依然是個謎。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並沒有向外證實關於李建國已被調查的傳聞。BBC中文網1月30日的最新報導更指新華網報導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李建國要求落實習近平指示”的相關新聞。BBC表示新華社的這個舉動意在闢謠，試圖反駁網絡上謠傳李建國因被調查壓力過大而進入醫院的謠言。
解放軍的貪腐問題也不小。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軍隊，在透明國際組織新推出的“全球國防清廉指數”中，被評為“高危”國家。
中國軍隊正面對嚴重的貪腐問題。
“中國軍方承認腐敗問題的存在，並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限制，”透明國際組織國防安全項目主任派曼（Mark Pyman）如是說。
但是，派曼表示，這些措施的有效性令人懷疑，因為軍方並不允許因反腐而引發對軍方的質疑。“國防領域的監督力度很弱，而且沒有有效的檢舉機制。”
中國新領導人習近平去年11月成為黨的總書記以來，將打擊腐敗列為最重要任務之一。
透明國際台灣分部主任凱文·葉（Kevin Yeh）指出，問題在於，中國軍方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兼任台北世新大學商業管理教授的凱文·葉表示：“軍方和黨比政府執行部門的權力更大。更糟的是，中國並沒有一個機構，能夠有效地監督反腐。目前的機制下，反腐衹是內部的自我控制，軍隊十分不透明，容易滋生腐敗。”
透明國際的報告指出，中國軍隊沒有私人的承包商，缺乏競爭，也容易滋生腐敗。
派曼表示，成千上萬與軍方有密切聯繫的企業從事營利性活動，也從一個側面顯示出軍方所面臨的腐敗問題。
派曼指出，積極的方面是，軍方正在十分嚴肅地對待腐敗。“比如，他們正大舉關閉企業，或轉讓這些企業的所有權。”
該組織的報告中也指出，中國軍隊的中央集權結構，也更容易產生腐敗的風險。
新的“全球國防清廉指數”共對82個國家進行評分。澳大利亞和德國位居榜首，榜尾主要是非洲國家，包括安哥拉、喀麥隆和埃及。
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有230萬人。官方公佈的國防開支2012年增加11.2%，達到6700億元人民幣。（DW）
關注受貪腐之害的受害者
2012年11月某個寒冷的星期一，中國貴州省響水礦場的礦井發現最後一名礦工的屍體。救援人員在地底的煤礦和瓦斯爆炸後，已在當地搜尋了2天；這場爆炸當場就炸死了28名礦工中的18名。最終的死亡人數是23名。中國當地的報紙沒有刊出死者的名字。
《商業週刊》記者拉爾森(Christina Larson)表示，中國的礦場工作被廣泛視為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工作之一。根據中國政府的統計數字，在2012年的前9個半月中就有1146位礦工死於工作相關的意外，這代表在中國每天約有4名礦工死亡──儘管此數字已經相當驚人，但多數分析家皆認為官方數字有嚴重低估的傾向。（以美國為例作為比較，根據美國勞工部，有17名礦工於2011年死於與工作相關的意外。）
但是，不是所有的中國礦場都同等危險。就在響水煤礦場爆炸事故發生後，貴州副省長孫國強以令人意外的坦白程度對當地的記者說，國有的礦場比私有礦場更加危險──因為國有事業可以倚賴關係和官員的照顧以避開安全規管。他表示情況非常嚴重。孫在災難現場批評：“有的國有大型煤企把自己當成了四處收礦的融資公司，忘了安全生產當頭。”
中國地質大學安全工程專業教授羅雲在2011年11月向財新《新世紀》雜誌表示一些國有大型煤礦經常以“運動式、突擊式、躍進式、口號式的生產管理”回應安全議題，意指他們只在乎表面的口號但是卻不對深層問題進行具體的行動；羅雲並認為這些做法完全“違背了科學有效的生產要求。”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雷·菲斯曼(Ray Fisman)和南加州大學金融系教授王永祥希望找到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它員工死亡率之間的關係。王永祥說：“我們看到在中國有那麼多關於貪腐和惡劣工作環境的新聞報導，但是我們希望有系統地對它展開研究調查。為什麼有些企業會有較高的工人死亡率？它們是否因為有高層的保護所以可以逃開法律制裁？”
菲斯曼與王永祥的直覺是，較具有“關係”的主管可能也更能夠讓企業得以運用私人關係或是公然賄賂來降低政府對其企業的衛生和安全的標準。與人合著於2010年出版、比較全球貪腐狀況的《經濟流氓》(Economic Gangsters)一書的菲斯曼說：“當你開始著手進行一項研究時，你當然預期你會得到大於零的結果，但是老實說，我們得到的相關性的數字之大，讓我們有點驚嚇。”
菲斯曼和王永祥自2008年至2011年間研究了276家在煤礦、冶煉、建築工程、化學處理等危險產業的中國企業。他們檢視企業的高層主管的履歷，試圖找出有哪些管理者之前曾擔任過政府高職──他們把那些企業定義為擁有政治“關係”。
2008年12月上海證卷交易所和深圳證卷交易所要求──有史以來第一次──某些上市企業自2008財政年起每年提交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這項新設的規定使得菲斯曼和王永祥的研究更容易有進展。許多其他公司之後也開始自發性地在它們的年度報告中提供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資訊。兩位研究者也從新聞報導和政府網站上找到額外的資料。
菲斯曼和王永祥兩人發現企業擁有的政治“關係”和員工死亡率的連結是高度相關的：有關係的中國企業的員工死亡率比同業但無關係的企業平均要高出5倍。另外，一位有關係的高層主管的就任和離職與隔年的員工死亡率高度相關，以每萬名員工的死亡率來說，有關係主管就任的隔年平均會增加10、他的離職的隔年會減少6.4。
兩位研究者發表於《哈佛商業評論》2013年1月/2月一期的研究大綱將這種現象稱為“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不安全面向”。菲斯曼表示：“我個人覺得5倍的差距很驚人，我之前預期的是10%的小差距，而不是500%──在這樣的案例中，相關性的高度比相關性存在本身令人驚訝。”
習近平以“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形容中國貪腐的嚴重性，並誓言將反腐作為他的首要任務。中國觀察家對於習是否真的打算或是是否有能力遏止廣泛的貪腐行為意見不一，他們也在猜測習近平的說辭是否只是一場秀。
與此同時，微博上的中國網民忙著轉發揭露低薪官員享受奢華生活方式的照片和貪腐證據──從擁有多塊名錶的錶哥、擁有22筆房產的房叔到包養18位情婦的官員。菲斯曼說他和王永祥的研究為這些貪腐的揭發運動作了補充，因為他們的研究“不只是聚焦於貪腐官員大量的不法利益，更讓一般大眾得以知曉那些遭受貪腐之害的受害者的存在。”
近年來關於貪腐的學術研究爆增，經濟學家也正在設計新的測量非法交易和運作的方法。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本杰明·奧肯(Benjamin A Olken)說：“真正的挑戰在於你想要研究的對象是非法的，所以你不能直接跑去問某個人說：‘嗨!你有多貪腐？’許多研究工作其實都是專注於發展出更細膩複雜的方法”以追蹤和量化非法行為。菲斯曼和王永祥的研究就是一例，他們在沒有關於賄賂和企業省略安檢的文件記錄下，發現了企業管理和員工死亡率的相關性。
自菲斯曼和王永祥的研究結果出爐後中國也有不少改進：在那些將任內安全記錄作為官員升遷評量的省份，如擁有大量煤礦的山西省，工人的工作環境有明顯的進步。王永祥說：“官員們現在比較不會對企業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算是有關係的公司也一樣。比起金錢，中國官員更在乎他們的政治前途，升遷對他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明鏡月刊》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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