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領導層到了要做決定的時候了（一)
中國新領導層現在需要做出一個重要的決定：中國是否會開啟另一波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還是會採取更民族主義的政策以平息國內日益增加的政治動盪？一開始的徵兆是令人感到樂觀的。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已經向外界表示他們希望改造中國的經濟、使其轉型為以國內需求為導向的經濟、不再倚賴對外出口以及壟斷市場的國有企業。但是這場經濟改革必定將遭遇到許多挑戰以及來自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如何帶領中國經濟渡過這段陣痛期靠的是領導人們的智慧與實力。
經濟改革
中國新領導接任後不只在一個場合上強調計劃讓更多農民搬到大城市，畢竟城市是工作和各種機會的所在地；土地改革和給予賣出土地的農民更好的補償以讓他們能更順利地搬進城市。領導們也表示會對進口產品減稅，機器人、鋰電池和原料皆在減稅的範圍內。
但是經濟記者阿特·派因(Art Pine)在金融雜誌《基普林格》(Kiplinger)的文章中指出，到目前為止，這些徵兆可以說僅是象徵性的。習近平的南巡被大肆宣傳、被視為是向鄧小平1992年開啟的改革開放致敬，習之後也在許多講話中暗示將採取更多經濟改革政策，但中國觀察家表示不確定中國領導人的下一步到底會走向何方。
中國經濟不能再繼續依賴銷往美國和歐洲的出口。
假使新領導人進一步推動改革，派因認為這將對中美經濟關係有幫助，尤其在現在雙方皆因放緩的經濟和國內政治緊張而感到焦頭爛額的時候。
經濟轉型將遭到內部反對
中國已順利度過了最近的經濟成長減緩，經濟狀況看似開始回升。它的經濟現在正以7.5%的年增率成長。儘管這樣的數字與過去10年來的10%甚至12%比起來遜色了些，但是以多種標準而言這樣的經濟成長率仍然是相當不錯的。儘管經濟預測皆顯示中國的經濟成長在2013年也不會回到從前那樣亮眼的程度，但是中國領導人們已強調他們希望的是穩健的成長，於此同時會推動市場導向的中國經濟轉型。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中國經濟專家尼克·拉迪(Nick Lardy)提及中國的經濟微回升時，這樣說道：“這不是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經濟復甦，但是這也不是世界末日。”他並表示，長遠看來，7.5%經濟成長率這個目標比10%到12%的成長率更容易維持。另外，中國新領導人也清楚意識到中國不能再繼續依賴銷往美國和歐洲的出口──這在過去10年是中國經濟成長的主力──以刺激經濟，他們也了解中國需要的是刺激國內的消費需求。
但是到底習近平和李克強會進行多深層的改革依舊是個未知數。舉例來說，他們還未同意適當地減少公共支出以讓民間私人企業有更多活躍的空間。李克強也承認經濟改革很可能會遇到來自既得利益者的強力反對，如中國巨大的國有壟斷企業，這些企業的領導們都相當地有權力和影響力；另外，省級和其它地方政府官員也會有所不滿，他們現在正控制著國家希望有所改革的農業。
轉型核心
北京大學金融學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也在《金融時報》上撰文強調中國領導人希望由投資轉向消費的經濟轉型不會是個簡單的工作，這個工作需要反轉過去30年、尤其是過去10年政策造成的後果，即經濟成長讓國家部門得到不合比例的利益、卻犧牲了中國的一般家庭。不意外地，在現有的經濟成長模式下得利的有權有勢的團體和家庭將會對新的經濟改革進行挑戰。
中國的銀行體系會是這波經濟改革的中心，在其中有三件事佩蒂斯認為需要持續給予關注、以理解中國的經濟是否可迅速轉型以及轉型中的政治阻力是否真的造成了改革的阻礙。
第一，非正式的銀行業、或說影子銀行在過去3年大幅度地成長。以中國銀行行長肖鋼的話來說，非正式銀行業的增加很可能是龐氏騙局(Ponzi scheme)(註：龐氏騙局指業者誘騙他人向虛設的企業投資，並以後來投資者的錢作為快速盈利付給最初投資者以誘使更多人上當，俗稱“非法集資”或“老鼠會”)。這種成長必須在2013年得到壓制，此產業的隱藏虧損也需要被有效地吸收。
第二，假使中國希望減緩或甚至反轉不良信用創造的速度，中國的銀行，尤其是小銀行，必須改進它們分配資金的方式。一直以來，特別是在地方層級，銀行決定對外貸款與否的標準是根據政治考量和權力關係，假使中國要改變這種現象，企業治理這方面需要有所改革。
第三，也許也是最重要的，是利率管制放寬的速度。金融抑制讓中國在過去10年有驚人的經濟成長，但是也導致了高度的經濟不平衡。極低的利率鼓勵了對中國國內公共設施以及製造業的投資，但是也導致了兩個長遠看來相當嚴重、已不能繼續拖延的問題。
地方政府有約10.7兆元人民幣的負債。
低利率的後果
第一個問題是，國內投資很大程度上有配置不當的問題。貸款利率相當地低，在過去10年來甚至是負的，此外信貸也過於寬鬆，這些都導致政策制定者和企業老闆每當面對問題時，第一個想法就是對其投入資金。過去許多年這樣的行為或許沒什麼關係，因為中國在許多領域產業皆須要相當多的投資，即使投資的資金並沒有受到好的管理，但是大部分的投資還是相當具有生產力。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債務的成長速度比借款服務的成長還要快速。假使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中國將會遇到其它採用投資導向經濟成長模式的國家所面臨的問題：長期且痛苦的低成長，因為經濟體中有過多的債務且須重建國家的收支平衡。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的低利率不是白吃的午餐。它們得以持續的原因來自一般家庭存款的補貼。低利率也很可能就是為什麼一般家庭沒有從中國的經濟成長中獲利的禍首。薪資成長還不足以補償過低利率變相地對一般家庭存款所課的稅，結果就是，現在中國一般家庭在經濟體中份量過小，不具有足夠的力量推動未來中國的經濟成長。
提高利率的影響與阻礙
大幅提高利率可以改進投資的紀律並增加一般家庭收入。但是這麼做也會對政府帶來一些問題。中國的機構，包括大型製造商和許多地方及省級政府、甚至是中央銀行本身，對低利率都相當的著迷，它們現在的資產負債表可以說都是負債累累。大幅提高利率將會導致廣泛的財務危機。
但是北京已經幾乎沒有別的選項了。假使政府不提高利率，他們將無法控制投資支出，更無法要求投資有更有效的運用，政府也因此無法在不強迫提高薪資成長的情況下，提高一般家庭的收入。
北京於2012年已經在銀行體系內引入了有限度的利率自由化。這波自由化開放了一些指定的存款和借款的利率、使銀行在面對市場時更有彈性，但是這波利率自由化必須更進一步發展。
北京領導人已經明確表示他們希望改進中國的成長模式，但是，與派因強調的相同，佩蒂斯也指出他們將會遇到極大的、來自國內政治場域中的阻力。
提高基準利率的同時、將非正式金融業納入正規的金融體制內，這兩步是重要的過程，它們的成功可以讓資金得以進行更有效率的分配和運用，也可以提高一般家庭的收入。但是有效地將財富或利益從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轉移到一般家庭和小中企業，對現今在中國相當有權勢的既得利益團體而言是相當不利的，他們也不會輕易地對此類政策低頭。如何有效化解來自他們的反對會是新領導人的一大挑戰。（《大事件》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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