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涛 专稿
7月13日，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新京报》上发表了一篇以《如何实现有序的民主》为题的文章。该文迅即被中国主流传媒广泛转载，亦被外界看作是对“反宪派”观点的某种否定。有分析甚至揣测，俞可平的再次出击，可能意味著北京将掀起新一波的“民主大讨论”。俞可平重谈“民主”与“改革”，倒底释放了什么信息？他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否意味著对当前中共高层政治左倾的某种“反动”？
如同他以前的有关民主的一些文章一样（如《民主是个好东西》、《增量民主》等），乍一看，俞可平这篇文章，满篇满纸都是民主法治等漂亮词汇，但仔细研读和分析一下就会发现，那些潜藏在民主、自由、平等和权力制约等美丽词藻背后的真正用意或指向。
在《如何实现有序的民主》一文中，俞可平一开始就放出豪言，“推进民主并不必然导致秩序失控”，“民主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不可逆转的政治发展趋势”，等等，给人一种气势宏晖、撼人心魄的感觉。然而，他在这里谈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却值得仔细地推敲一下。
按照俞可平的观点，民主之所以对中国发展如此的重要，是因为：“民主也是我们共和国的生命”，“十六大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十七大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其实就是三个统一，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三者之中核心的内容是人民当家做主”，等等。不难看出，俞可平这里谈到的民主，是中共所谓的“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式的民主。这显然与中国“自由派”们所倡导的“宪政民主”等价值相去甚远，风马牛不相及。
在谈到“重点领域”的改革要有突破时，俞可平警示，“政治改革或民主建设滞后”有可能让非法的腐败转化成合法的特权，会带来“我们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同时也会导致官员财产的公开面临两难困境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等等。但是，他也强调，民主也不能超前，“超前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如当年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里，俞可平把中共前三十年搞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也算作是民主的一种实践，只不过认为它太“超前”罢了。俞可平要求在重点领域（如后面提到的党内民主等）的改革要有突破，其用意是，想解决“官员财产公开面临的两难困境”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等问题，从而增强中共的民意基础和执政的合法性。这一点被外界看著是该文的亮点之一，因为“官员财产公开”是中共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关键点，即让政府的行为透明和受到社会的监督。然而，在中共内部，提出官员财产公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温家宝对此提了很多年，但至今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因此，俞可平在此呼吁改革和实现官员财产公示，不过是重提旧事和喊喊口号罢了，最后也难以付诸实施。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
俞可平认为，实现民主的正确路线是，“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从基层民主到高层民主”，“从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其理由是，党内民主是“一条成本最小、效益最高的路径”，而“中国的基层民主是可控的，代价小”，竞争能“把优秀的人给选出来”。俞可平在这里提出其实现民主的正确路线，是针对公民“对中央政府高度信任”和“对基层政府信任度偏低”的社会“现实”而言，目的是为了提高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防止产生“基层不牢，地动山摇”的社会动荡局面。俞可平称，中央政府在民众中享有“高度信任”，可见他是怎样认识中共现行体制的。如是，还有什么必要去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呢。俞可平虽然也提到了竞争和选举，认为即使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也不应排除选举，等等。但是，他主张“更多竞争”的基初衷，则只不过是为了挑选出“优秀的人”去为中共政权服务而已。
俞可平在提出要重视参与、自由、公正和权利等价值时，却更加强调秩序、平等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自由和平等是“民主政治的两种基本价值”，“过去我们偏重于平等，后来搞改革开放对自由的价值更为强调，现在二者又处于高度的张力之中”。他的言下之意即是，现在中国更多需要的是平等而不是自由。“改革开放初期，效率问题更加突出，现在公正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所以，与效率问题相比较，现在公正问题（即民众对社会不公的怨恨）是中共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中共之所以应该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和更通畅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渠道”，是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合法渠道，那么公民就势必会利用非正常的，甚至非法的渠道，那就会带来社会的动荡，民主参与就有可能失控”。那就是说，为公民提供利益表达和参与的渠道，是为了防止社会的动荡和参与的失控，是为了实现所谓“官民共治”和达到社会对中共执政的“最大认同”，而不是要在中国推行什么真正的宪政民主。另外，虽然公民的合法权利应该的得到保障，“但我们又要公共利益，因为国家和社会是一个共同体”。这就是说，公民权利要服从于“公共利益”，权利的施行不能损坏中共的国家利益及其政权的稳定。最后，俞可平还提到了“党内民主中的权力制约问题”（这一点也被外界看作是俞文中的一大亮点），认为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并称，“我们现在监督讲得多了，制约讲得少了，特别是对一把手的制约比较少”。这其实跟习近平“党要管党”和“反四风”等提法没有什么两样，可看作是中共下一轮“整人运动”的一个风信标。这里所谓的“对一把手的制约”，是权力斗争的手段，跟政治民主化和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没有多大关联。
概括地来说，俞可平在其《如何实现有序的民主》一文中宣扬的，不是西方式的宪政民主，而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即是“中国式”的民主与法治。文章通篇廖无新意，多是老调重弹（其先前民主和改革观的重述），充满空话套话，倒不如近来在学界盛传的所谓“预算民主”来得具体和实在。俞可平提倡的所谓“有序的民主”，其实就是不搞或拒绝宪政民主，就是在打擦边球，其要义就是：如何以推行所谓民主与法治的方式（增加党内和基层民主及公民参与渠道等）来减小官民之间的对立，避免整个社会的动荡，确保中共政权的长治久安。换句话来说，俞可平主张在中共体制内推进民主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国家秩序的全面失控和社会出现大的动荡，是为了防止中共政权因其体制发展的滞后（如缺乏官民间的相互沟通与认同等）而陷入崩塌的险境。俞可平这篇文章所释放的信息就是：中共高层应与时俱进，通过整顿执政党和发动群众（如调动群众参与反腐和基层治理）等手段，来提高中共的执政效率和挽救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以争取民心，等等。因此，俞可平的“有序民主”不仅不是对现实北京政策左倾的某种反动，而是对习近平倡导的“党要管党”、“习八条”、“毛六不”和“群众教育运动”等路线的遥相呼应，是同一个宣传攻势的一部分，只是出击的方式和使用的名目不同而已。在这里，“民主”这一词汇的运用，完全是为北京装门面和制造有利的政治话语，看上去很冠冕堂皇，其实与宪政民主等普世价值和“挺宪”毫无关系，也无助于对民主的深入讨论，倒是为中共可能的下一轮“肃贪杀富”（形同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的群众运动起到了营造气氛和舆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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