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其實沒有實質權力基礎

《中國密報》編譯 文道喻

習近平政不政改的答案似乎昭然若揭

左派不是不改革，毛澤東領導的土地改革，使佔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獲得自己的土地，無產階級革命賦予農民和工人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政治高位，他也支持女權運動。不過西方人對於毛澤東印象最深的還是文化大革命，頻繁的政治批鬥令經濟活動幾乎停頓，青年被迫上山下鄉接受改造，紅衛兵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口號下破壞社會秩序，破四舊，批林批孔，傳統儒家文化猶如風中殘燭，這是中共建國後最黑暗的十年，也讓人見識到極左的偏激，人們害怕習近平向左靠攏只會讓中國距離自由民主越來越遠。

   還有一點必須謹記在心的是，沒有人真正知道習近平心裡要的是什麼，就算身為改革者，他也不過是中共集體政治制度的一個小分子，沒有獨斷的權力自己做出所有決定。中國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常委會中，至少有四到五人被視為保守派，習可能試圖讓中國變得更好，但不得不與他們討價還價，無論七不講或《通報》，事實上都不能只歸咎到習近平身上。

   習近平之所以能在8000萬黨員當中脫穎而出成為一把手，很多人認為因為他是黨內各派系最能接受的人物，具有良好的關係與鏈結，是太子黨的領袖人物，不過章家敦指出，太子黨背景是習的優勢，也是劣勢，太子黨們並不像團派或上海幫從相似的政治歷程一路攀爬，充其量不過是前領導人後代組成的團體，缺乏凝聚力，換句話說，習作為最高領導者，其實是沒有實質權力基礎的，這就不難說明何以習近平急於控制軍隊，用“中國夢就是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的詞彙訴諸民族主義，他很難不緊張。

   經過數月猜測，現在習近平政不政改的答案似乎昭然若揭，拿七不講來說，國內大學教育不講普世價值、不講新聞自由、不講公民社會、不講公民權利、不講黨的歷史錯誤、不講權貴資產階級以及不講司法獨立，但諷刺的是，那些高官和有錢人子女前仆後繼遠赴國外留學，肯定不受七不講限制，沒有錢只好留在國內的學生，“知的權利”一再被打壓。七不講同樣是一種愚民政策，就像數十年前的毛澤東，運用政治高壓、民智未開加上個人崇拜，造就強人統治，而鄧小平改革開放後，雖享受經濟對外開放的成果，也極力抗拒西方文化價值，多重矛盾作用下，最終爆發慘絕人寰的六四事件，當前習近平看來毫無罣礙就能繼承前人傳統，抓緊“筆桿子”壟斷輿論，追求鐵腕執政手段。

 

七不講同樣是一種愚民政策。

   因此，無國界記者（Reporter Without Borders）組織於2013年5月3日世界新聞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發布的聲明指出，含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以及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在內等39個團體或個人入選新聞自由的“公敵名單”，在這些統治者眼中，新聞媒體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與西方“監督”的概念大相逕庭，如英國廣播公司（BBC）引述中央電視台報導，中國的編輯們將為習近平的“中國夢”注入“正能量”；2013年5月24日，《人民日報》也刊登官話連篇的專文，強調思想純潔性，唯有如此，才能“深化改革的堅定信念”、才能“保持對共產主義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

   習近平和其他高層官員高談闊論經濟改革，卻對政治改革絕口不提，私底下還頻頻說出對政改不利的言論。2012年底習近平南巡期間，向官員提及蘇聯崩潰的前例，提醒政治腐敗、信念動搖和軍隊失去忠誠是蘇共失去政權的主要原因，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更加速此一過程，身為中共開國元老之子，習絕對不會成為第二個戈爾巴喬夫，習李新政走的不是戈爾巴喬夫的路線。此外，《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亦指出，《通報》的真實性不容懷疑，雖是機密文件，但已被大量發給地方政府官員和軍官，要求幹部們認真學習。

左派的人比想像中來得多

   就基層而言，中國上上下下真正能接受西式民主或根本性政治系統改革的人有多少？據《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報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明澍新書《中國人想要什麼樣的民主》提到，中國人對民主的看法，左派佔38.1%，中間立場51.5%，右派佔8%。此書由“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研”擴展而來，發現中國人想到的民主乃是德治（即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先於法治，解決腐敗和監督政府優先於公民權利與自由，重視實質內容勝過形式程序，傾向協商而非表決，這些都跟西方人熟悉的民主模式大有不同，再一次向世界展現所謂的中國特色。

 

張明澍：現今中國“左多右少”。

   接受《南方周末》採訪時張明澍指出，在1988年第一次“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研”中，受調查對象的西化程度比現在明顯來得高，當時國內瀰漫開放氣氛，社會對西方採取擁抱姿態，不過這次的結果卻顯示，偏右的比例低，偏左的比例高，且很大部分的人跟著主流媒體的導向走，證明政府“唱響主旋律”的努力大有斬獲。再者，雖然知識分子大多右傾，也懂得利用互聯網發出大膽改革的聲音，但實際走上街頭或回到農村觀察，左派的人比想像中來得多，因此現今中國“左多右少”的比例大體是準確的。

   一個人的右傾與教育程度呈正相關，但受教育程度越高，也就越有可能接受溫和務實的觀念，張明澍用了“犬儒主義”這個詞來說明──在自身利益不受傷害時是儒，相反的情況下就變成犬了。主流知識分子基本上皆是既得利益者，一旦利益受到損害，就會乖乖配合體制。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鄭宇碩（Joseph Cheng Yu-Shek）告訴《南華早報》，這份調查準確反映中國人政治態度的變化，“左派並不一定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希望看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他說：“但不可否認，人們變得越來越憤世嫉俗，不積極參與政治，整個心思放在提高生活水平上。如果真的很不開心，有能力者乾脆直接移民。”（《中國密報》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