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根源與中國解讀

劉夢熊，香港銅紫荊星章獲得者，東方明珠石油有限公司副主席、香港上市公司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主席、佳訊控股有限公司主席，由兩岸四地名筆、名嘴、名教授組成的百家戰略智庫主席。零六年至零七年任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曾任中國人大委員會委員及香港特區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


蘇聯解體不僅是蘇共黨人信念動搖，更是制度上的監督不到位，中國不能對此錯誤解讀。

今年的八月十九日，是前蘇聯極權保守勢力迴光返照的奪權政變二十二週年。

最近，蘇聯解體成了中國內地爭論的熱門議題。左傾勢力在拋出「七不講」、「憲政是資本主義的東西」論調同時，從高層「更無一人是男兒」的慨歎，到新華網撰文《中國若動盪，只會比蘇聯更慘》，到《求是》雜誌推薦《前進，達瓦里希》短片，掀起一股「懷念蘇聯，批判解體」熱浪，時機頗為耐人尋味。

究竟蘇聯解體的歷史原因是什麼？僅是因為「理想信念動搖」嗎？當然不是！一句話，此乃長期社會矛盾積累到了臨界點的總崩塌，是對固有體制弊端缺乏自我完善的大懲罰，一句話，是「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典型寫照：其一，對權力的授予、監督、制約制度的建設不到位，「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蘇共的黨建理論來源於列寧如下學說：群眾是分為階級的，階級則由政黨領導，而政黨則由領袖掌舵。結果異化為「領袖專政」。斯大林將生殺予奪大權集於一身，被赫魯曉夫形容為「伊凡雷帝」。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老人政治盛行，特權範圍大、種類多，黨內腐敗越演越烈，根本不受監督、制衡。勃列日涅夫的女婿邱爾巴諾夫貪污了二十億盧布公款，受勃氏包庇而逍遙法外。烏茲別克斯坦黨的第一書記拉希多夫長期以權謀私，將轄下共和國當作自己的「諸侯封地」，所有棉花收入據為己有，把黨組織變成「家天下」。數以萬計舉報信寄到蘇共中央，勃列日涅夫卻將所有舉報交給拉希多夫本人，且先後授予其十二枚勳章。黨不管黨的結果使腐敗像癌細胞一樣在蘇共黨內擴散，埋下亡黨伏筆。

其二，目無社會主義法制，罔顧法律程序公義，肆無忌憚踐踏人權。蘇聯三十年代的大肅反運動是人類歷史上慘無人道的暴行。從一九三四年底到二戰爆發前，斯大林用各種「莫須有」罪名以逼、供、信手段大清洗，黨「十七大」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九十八人被槍決。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列寧戰友和十月革命領導人皆死於非命。

一九九二年解密的檔案顯示，從一九一七至一九九零年，總計有三百八十五萬三千九百人以政治罪被判以各類刑罰，其中八十二萬七千九百九十五人被判死刑，絕大多數是無辜、被冤枉的。此外，蘇共政權還奉行文化專制主義，扼殺思想學術自由，人民長期缺乏「免於恐懼的自由」。

其三，經濟體制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高度集中的計劃命令式經濟模式走到盡頭。從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經濟發展都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忽略民生，主要的消費品長期短缺。雖擁有世界最多耕地，但糧食卻連年歉收，須大量進口；太空技術相當先進，汽車卻粗糙不堪且耗油量大；甚至蘇聯人的家用電器也異常落後，電視機爆炸是家常便飯。勃列日涅夫當權的十八年中，只有一九六六和一九七三兩年能夠保障麵包的供應，其餘年份要靠緊缺的外匯進口糧食才能免於饑荒。為了與另一個超級大國美國較勁，至勃氏離世前的一九八一年，蘇聯軍費已佔國家財政支出的三分之一。龐大的軍備競賽開支，也是壓垮蘇聯的因素之一！

其四，一貫的社會帝國主義政策，對外侵略，四處樹敵。早在列寧在世時，蘇聯已出爾反爾，不僅不履行「將透過不平等條約從中國掠奪的一切領土歸還中國」的諾言，反而策劃外蒙古脫離中國；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戰爆發，斯大林又夥同希特拉德國夾擊瓜分波蘭，趁火打劫吞併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一九五六年出兵匈牙利推翻納吉政權；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還大肆鼓吹「有限主權論」和「國際專政論」的「勃列日涅夫主義」作干涉別國內政的藉口；一九六九年在中國珍寶島和鐵列克提地區挑起戰火，威脅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一九七八年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一九七九年侵略阿富汗，以致泥足深陷。此外，蘇聯一向實行民族沙文主義，視各加盟共和國、少數民族為「二等公民」，民族矛盾日益尖銳。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就憑上述四點犖犖大者，作為建築於暴力與謊言的政權，蘇聯不瓦解、蘇共不滅亡可謂無天理！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認為，「存在決定意識」，中國內地有人將蘇聯解體歸結為所謂「

意識形態完全『去社會主義化』」乃倒果為因，實質是宣揚「唯意識形態論」、「唯外因論」的歷史唯心主義。對蘇聯解體作歪曲解讀必導致「左」傾回潮，不僅成為抗拒政治體制改革的借口，維持對權力的壟斷，而且勢必朝毛澤東「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各個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一套「回歸」，回到「階級鬥爭為綱」的死路，葬送改革開放成果，帶來禍國殃民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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