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3日星期日

南周事件不是一個好徵兆


明鏡新聞網編譯 蕭伃君

    出現在廣州南方報業集團總部外的不只是聲援遭到廣東宣傳部部長庹震撤換新年獻辭的《南方周末》的人們,一些手持支持共產黨標語的忠誠共產黨黨員也在現場表達他們對政府媒體審查的支持。他們揮舞著中國國旗,其中一個標語寫著“支持共產黨,支持毛澤東思想,支持打擊漢奸媒體”。據《紐約客》歐逸文的報道,還有另一個標語則寫道:“《南方周末》有的是美國夢。我們不要美國夢,我們要中國夢。”


    抗議現場有人手持支持共產黨標語(南周支持者則手持五毛表諷刺) 。


    不知道這些被許多中國網民稱為“五毛黨”(傳聞中國政府雇用的網絡評論員發文一篇有五毛的收入)的人們是否知道《南周》的原版新年獻辭的標題即是“中國夢‧憲政夢”?習近平曾在參觀國家博物館時說中國夢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他也在紀念中國憲法公佈實行30週年會上表示:“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要堅持不懈抓好憲法實施,把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提到新水平”。換句話說,《南方周末》的原新年獻辭可以說是在呼應習近平的理念。

    然而,很明顯的,不論是“漢奸”或是將《南周》與美國作連結,都與中國政府新下達的指令不謀而合。政府的新指令讓人感到心寒,更對原本對中國改革有所期待的人潑了一桶冷水。


    境外敵對勢力支持《南周》?

    根據《中國數字時代》報道,中共中宣部在抗議聲浪不斷中,依然發出了以下的指令:“關於《南方周末》新年獻辭出版事件的緊急通知,各級主管黨委和媒體,對於此次事件,必須明確以下3點:一、黨管媒體是不可動搖的基本原則;二、《南方周末》此次出版事故與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同志無關;三、此事的發展有境外敵對勢力介入。各主管單位必須嚴格要求其部門的編輯、記者和員工不得繼續在網絡上發言支持《南方周末?。各地媒體、網站明天起以顯著版面轉發《環球時報》的社評《南方周末‘致讀者’實在令人深思》。”

    中宣部要求各媒體網站轉發的《環球時報》社評在文中這樣寫道:“在中國今天的社會政治現實下,不可能存在這些人心中嚮往的那種‘自由媒體’……媒體絕不會成為中國的‘政治特區’。”這篇社評也再度提及了中國外交部常譴責的“別有用心”的外來勢力:“一直以來有一些外圍人士試圖推動中國個別媒體搞對抗,他們是在坑這些媒體。”社評更特別指出支持《南方周末》的人包括了“遠在美國的陳光誠”。

    《華爾街日報》博客《中國實時報》除了表示這篇社評並沒有明確說明解釋陳光誠與《南周》的關係之外,更告訴我們每當中國官員遭到批評或責難時,最愛用的手法就是將矛頭指向外國勢力,這已是他們行之有年的作法。近年來,中共官員將大大小小的事怪罪於“外國勢力”頭上,從新疆和西藏的暴動到中國失業工人的不滿,當然還有溫家寶家族遭《紐約時報》披露擁有27億美元財富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稱此報道意圖“抹黑中國,別有用心”。即將退休的國家主席胡錦濤也曾在2012年警告外國勢力正在有意地加速西化中國。

    在此次《南周》事件出現的反對外國勢力介入的說法,也令人回想到當初廣東省烏坎村抗議事件中出現的相似指控。烏坎村因土地被地方政府搶奪而群起抗議引起國際媒體高度關注,但外國媒體的大幅報道引來當地地方官員的不滿,認為烏坎村村民“指望國外幾個爛媒體、爛報紙、爛網站,好壞都顛倒了”,此官員更語氣強硬地說:“境外媒體信得過,母豬都會上樹。”


    官方強壓媒體反抗聲浪

    然而整起事件究竟是否是“境外敵對勢力”在推動?姑且不論“境外勢力”是否就是“敵對”或有惡意的,從中國媒體對政府新指令的反抗就可看出抗議聲浪在中國民間的自發性。

    中共中宣部要求各大媒體轉發《環球時報》社評,但據《南華早報》報道,已經有媒體強烈表示不願意配合。由光明日報報業集團和南方報業傳媒集團聯合主辦的《新京報》,內部傳出反對轉發這篇社評的抗議聲,《新京報》社長戴自更甚至已在北京市宣傳部強迫轉發社評後提出口頭辭呈。《南華早報》表示,這信息是根據1月9日早上《新京報》的記者在網絡上發出的聲明。


    《新京報》社內員工不滿政府強迫轉發《環球時報》社評。


    另外,根據許多中國記者在微博上的發文,許多之前選擇不轉發社評的媒體在1月9日都被強迫轉發,這些記者的微博發文不久後即被刪除。據聞,北京市宣傳部副部長冷言親自到報社監督轉發的執行,並威脅:“不轉發,就停止《新京報》今天的開機印刷。”


    新領導層改革方向令人擔憂

    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畫(China Media Project)研究員班志遠(David Bandurski)認為,假使中宣部的指令為真,那這對中國未來的改革不會是一個好的徵兆。在《中國數字時代》所公開的指令中,中國政府的語氣是極端強硬的,試圖再次向各界宣示“黨管媒體是不可動搖的基本原則”。

    班志遠強調,在《南周》危機繼續開展的同時,我們必須記得一件事:整件事的起始並不是改革派與共產黨內希望維持現狀的保守派之間的對抗。儘管現在此事件已經逐漸演變成一場要求廣泛的媒體和言論自由的運動,但是事件原初的根本爭議在於中國改革開放發源地廣東省的宣傳部官員越線、破壞了原本的現狀;廣東宣傳部部長庹震將媒體審查運用到一種過度介入的程度,誇張的程度連已試圖與審查制度和平共處多年的記者們都無法接受。

    針對《環球時報》社評中提及的中國內部的“政治特區”,班志遠反駁說沒有人在要求“政治特區”,也再度強調《南周》的記者起先只是反對庹震進一步侵犯他們已受限制的自由。我們可以說,其實政府在事件爆發的一開始有許多機會可以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畢竟事件一開始許多人針對的就只是庹震一人。然而官方卻選擇擺出強硬姿態,並奪取《南周》官方微博帳號發表不實言論,整件事才升級成為更一般性地要求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抗議運動。

    班志遠並意味深遠地說,這次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危機不只是攸關於被眾人期待將使中國更加開放的習近平,是否真的可以履行他的承諾;而這次由《南周》所引發的事件更是中國是否會在媒體自由上走回頭路的指標。假使中國媒體自由度真的倒退,新領導層的整體改革方向將是令人擔憂的。


    中國的媒體、審查與未來走向

    對於班志遠強調的媒體在審查制度下的現狀,剛出版以中國航空業探討中國整體發展的《中國航空》(China Airborne)的法洛斯(James Fallows)在《大西洋月刊》上有一些說明、也提出一個中國未來改革方向的大哉問。

    首先,法洛斯指出中國媒體的現狀,如中國是個巨大、多元、充滿矛盾的地方,中國的媒體也是如此多元。幾乎每種媒體平台皆處在政府監控的威脅下,而這通常也是他們被強迫接受的現實。但是有些記者、編輯和新聞播報者試圖在審查制度下找尋最大的發揮空間,他們可以說是現今世界上最勇敢的記者中的一群。但與這些在繩索上行走的記者形成對比的是另一群支持政府的媒體工作者,這些人接受他們固有的薪水以及因支持政府所得到的“紅包”報酬。(法洛斯並推薦美籍華人作家嚴歌苓的《赴宴者》(The Banquet Bug)給希望了解紅包文化的讀者)。
    接著法洛斯介紹中國的審查制度。他稱中國的審查制度是一場人民與審查員的比賽,瞬息萬變。中國人民現在比從前更加了解共產黨宣傳之外的外在世界,也愈來愈能找到新方法閃避官方的屏蔽和防火長城;但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的審查官員不但愈來愈有辦法利用新科技管理媒體、對於監控和解除網絡漏洞危機也愈來愈積極和具有經驗。

    從西方科技的角度來看中國媒體現狀,“資訊想自由,真實總是有辦法找到出口”這類的說法似乎很自然也很容易,長遠看來,法洛斯也相信的確是如此(這也是法洛斯在《中國航空》討論的主題)。但是,法洛斯強調,在中國,這個“長遠”可能是非常長的時間,而且在前進的路上可能是以進兩步退一步的方式在走著。就在“南周事件”發生的同時,曾經強硬的谷歌也傳出對中國審查制度讓步的信息。

    最後關於中國整體的開放性和改革,法洛斯表示這是個大哉問。對於中國未來可能的走向,以簡單的說法來說就是以下這個矛盾:正方──中國制度必須改變,假使政府希望跟上教育程度愈高、在現代經濟系統下要求愈多的民眾的腳步,中國制度的改變是必要的(否則經濟將會停滯不前、中國政府也將會失去這30年發展所帶來的統治合法性);反方──中國制度不能改變,因為掌控公安機構、政府──工業複合體以及其他權力來源的既得利益者們手上握有的權力和偏執多疑,使得中國現有的制度動彈不得。


“《南週》事件”事很有可能就這樣漸漸地落幕。

    不管是中國內部或是外部,關於如何解決這個矛盾的意見相當多,但是沒有一個人對自己的解決方法感到確定,人們用來判定中國未來走向的事實根據也是不停地在變動。

    這些是法洛斯對這次事件制度背景的說明。現在中國最敢言之一的報紙裡的敢言記者們,正在對抗他們直到事件前一直試圖與之和平相處的審查制度。這很明顯地是件大事,但是,法洛斯指出,這件事也很有可能就這樣漸漸地落幕,就像其他一些曾經被外界視為可能是轉捩點的運動或抗議事件一樣。


    媒體審查制度的潛規則

    《紐約客》的歐逸文也認為,“南周事件”是中國至少5年來要求媒體自由最大的抗議運動,但他也指出對新任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與其團隊而言,南周事件也是一件大事,它是習近平定義的自由改革的第一個測試和挑戰。

    但歐逸文問,中國每天都在對出版品進行媒體審查,為什麼獨獨這件事發展成大規模的抗議?與班志遠的答案相同,歐逸文認為是因為中國審查官員這次打破了在媒體審查下雙方維持的微妙平衡。這是一個中國政府的控制以及記者尊嚴之間的微妙平衡;之前這個平衡得以讓中國的記者可以每天在工作之餘不為自己的尊嚴感到悲哀。
    歐逸文強調,中國大部分的媒體審查是隱晦不明的;通常不會有一個人在新聞室裡拿著紅筆挑出哪個段落適合、哪個段落該刪。中國的審查制度是讓編輯自我審查,做不到自我審查的就等著面對隨之而來的後果(解雇、逮捕等)。這樣的作法不只可以讓中國政府得以隨時根據它的需要任意調整審查的範圍,更可讓記者們覺得他們並不是活在奧威爾的1984的世界裡。最重要的是,至少在過去60年來,這個審查制度是有效的。


    中國的媒體審查倚賴潛規則的自我審查。


    中國知名賽車手兼作家韓寒就對這種潛規則的審查制度有貼切的描述:“哪怕你想講講規則,他們也不明確告訴你規則是什麼,以便讓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是違反‘規則’的。想要符合他們的規則,只有變成他們。我們自審互審,誠惶誠恐,戰戰兢兢,不停揣摩。”


    習近平將會軟硬兼施地解題

    但是現在這個平衡已經愈來愈難以維持了,歐逸文說。習近平接班後的2個月內試圖向中國民眾和外界展現他比前任者更現代的一面。他更試圖表現他平民、簡樸的一面,宣佈要根除黨內的奢華風氣、隨行車隊和形式主義。這一系列的改革被網民稱為“四菜一湯”改革,指習近平以簡約菜單展現出的政治可信度。

    但是在這當中有個問題,就是對《南方周末》的編輯記者們而言,或是對中國漸漸對政治社會議題有興趣、比例正在成長的一般中產階級而言,政府所提供的這場交易並不那麼吸引人。他們不滿足於政府高層在媒體審查上說一套做一套的這種作法,中國的民眾這次本來應該隨著政府的腳步走,但是他們沒有,他們在網絡上轉發寫著“四菜一湯不是真改革,新聞自由才是真改革”的照片。

    如文章開頭提及的,在這次的抗議現場中,有人舉著標語表示他們不要美國夢,他們要的是中國夢。或許對這些政府支持者而言,中國夢就是支持共產黨,但是對更多人而言,到底誰才是中國夢的代表已不似從前黑白分明、中國夢也已經愈來愈難定義。

    歐逸文認為,這次在事件一開始即在微博上引用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名言“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 ,隱晦地支持《南周》的中國知名女星姚晨,是中國中產階級崛起的一種新的代表。姚晨不只因浪漫喜劇和武打動作片、或是出現在世界電影首映會的紅毯上而成名,她也關注社會議題,例如,她曾經在微博上替她在湖南被強迫徵地拆房的親戚說話。姚晨表現出的是對中國中產階級而言最佳的黃金組合──道德感、消費主義以及浪漫喜劇明星,這個組合吸引了3100萬人的微博關注者。這個數字將近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的一半。


    中國知名女星姚晨在微博上隱晦支持《南周》。


    歐逸文在文章最後表示,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看到習近平所領導的政府如何同時運用紅蘿蔔和棍子、軟硬兼施地形成出一個解決方法。但不論這個解決方法是什麼,對中國而言,更大的戰鬥仍然在前方尚未結束:到底誰能握有中國內部真相的定義權。 (《內幕》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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