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幕》編譯 文道喻
中國夢跟兩個“100”大有相關
改革熱度漸消，取而代之的熱門短語是“中國夢”。中國夢不只受到官媒與政府機構大力吹捧，研究習近平口中的中國夢的真實意涵也成為西方分析師最熱衷的智力活動。2013年6月4日，著名銀行家，著有《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一書的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向《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投稿評論，提到中國夢跟兩個“100”大有相關：首先如胡錦濤設定，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屆時將是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其次，通過不斷的現代化與城鎮化，中國將在2049年躋身發達國家，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第100年。
對世界而言，中國富強終究利大於弊，但讓很多人擔心的是，習近平的中國夢是否包裹著民族主義的糖衣？中國持續加強其領土主張，東海和南海的島嶼爭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於此同時，習近平毫不客氣地頻繁視察解放軍部隊，尤其是海軍，期盼眾人“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這些舉動在中國崛起之際格外容易被放大檢視，進一步引發鄰國不安與反制，不過庫恩認為，習近平本身是個改革者也是民族主義者，他一方面將積極推動國內轉型，另一方面持強硬態度處理國際事務，“改革”和“民族主義”兩件事並不衝突，反而基於以下六點原因，讓習選擇如此策略。
既是改革者也是民族主義信徒
第一，習近平需要鞏固權力。習近平不像毛澤東和鄧小平真正打過天下，也不像胡錦濤或江澤民由鄧指定，更非通過人民選舉產生，所以觀察家認為，習欠缺合法性，將是一位軟弱的領導人。為了實現中國夢，他必須保證解放軍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到目前為止，其作為已經超過預期。
第二，中國經濟面臨之風險，已使改革如燃眉之急。習李兩人即將啟動的經濟改革，規模可能是15年來最大，然而改革勢必面臨既得利益者如國有企業阻撓。俗話說：“攻擊就是最好的防守”，因此習近平決定先發制人，以具前瞻性的民族主義暗示著改革並非為西方國家的利益服務，他也利用首次出訪外國的機會抵達俄羅斯，體現中國與西方世界壁壘分明。庫恩認為，中國改革者的原罪是，一旦提倡改革，就很容易被貼上“親美”或“親西方”的標籤，利益團體時常操控這種言論來形成阻礙，習不得不慎。
第三，維護一黨專政的合法性。中國的領導人素來相信，延續共產黨的長久統治是對中國最好之事，其論述包含三個重點：只有中共有能力繼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消弭貧富差距：只有中共有能力維持國家統一，並創建和諧又快樂的社會：只有中共有能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保護主權和領土完整性等核心利益，提升世界各國對中國的尊重。
第四，中共需要穩定的社會局勢。當前中國正面臨複雜的內部矛盾，尤其是各種“不均”──貧富不均、城鄉不均以及沿海內陸不均，更糟的是，一些問題加劇分化現狀，例如環境汙染、官員腐敗、醫療保險、住房、農民工、工資與傳統價值觀崩壞等，在在因社交媒體的快速傳播加大其影響層面，在這種情況下，唯有民族主義才能喚起中國社會的熱情，提供足夠強大的凝聚力，中國人對於先人締造的榮景比誰都清楚，也比誰都想擺脫19至20世紀的屈辱記憶。
第五，習近平有意將自己和前任領導人區別出來。中國領導人不只肩負延續執政的重責大任，亦要彰顯個人獨特性。我們不難發現，江澤民有“三個代表”，胡錦濤有“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習近平則選用不同以往，奠基於民族主義的“中國夢”，且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中國的民族主義向來由外部事件引發，如1999年北約軍機誤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Belgrade，塞爾維亞首都）大使館或2012年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島，但現在習化被動為主動，強化愛國主義和民族自豪，透露更大的野心。
習化被動為主動，強化愛國主義和民族自豪，透露更大的野心。
最後一點，個人信仰。習近平的家庭、生活和事業加總起來，造就他深厚的愛國信念，父親習仲勛一方面是中共八元老，另一方面也是鄧小平主政下的改革先鋒，有其父必有其子，小習認同中國，更想復興中國。庫恩指出，2006年習近平還是浙江省委書記時曾告訴他，中國人高尚的民族自尊以及對國家的熱情將是驅動中國再度崛起的重要能量，若是彼時習就有如此想法的話，現在提出“中國夢”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庫恩的結論是，世人無須再爭辯習近平是個改革者抑或民族主義者，答案很簡單，他兩者皆是。只有當一個民族主義者，才有可能成功推行改革，這是美國和其他國家決策者必須了解的背景。總的來說，待習總書記的中國夢成真後，呈現在世界眼前的中國將是強盛的中國（經濟上、政治上、科學上、軍事上與外交上）、文明的中國（提高道德水平，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諧的中國（各民族、各階級和平共處）以及美麗的中國（低汙染與可持續發展）。（《內幕》第18期）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