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9日星期四

人民幣國際化挑戰:回流管道不暢 市場縱深不足

  • 旺報
  • 【巴曙松】

 儘管人民幣國際化在市場需求的推動下,取得了明顯進步,但與美元、歐元、日元等國際貨幣比較,人民幣的國際化還處於十分初級的階段。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面臨多方面的挑戰。

 結算比例失衡

 首先是人民幣進出口結算比例不平衡,進口結算支出遠大於出口結算收入,進口結算的人民幣金額占到80%以上。人民幣流出遠大於流入的不平衡現象,既是在人民幣國際化初期的必然現象,又一定程度反映了人民幣回流管道不夠暢通、境內金融市場開放程度有限等現狀。

 同時,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結算比例不平衡,經常項目下的支付結算只是國際貨幣最初級的職能,相較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投融資業務,結算規模拓展空間相對有限。

 其次,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還處於起步階段。從市場廣度來看,香港市場上現有的人民幣金融產品種類不夠豐富,人民幣市場參與者數量有待擴大、結構有待推進多元化。目前人民幣離岸市場參與者主要為與中國大陸有貿易關係的進出口企業、境外清算行、境外代理行、中資金融機構的香港分公司等,而國際金融機構參與人民幣離岸市場交易的程度還有待提高。

 從市場深度來看,香港市場的人民幣存量有限,且增速容易受到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的影響,則特定時期還一度出現增幅減緩等狀況。目前香港的離岸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即期和遠期的日均交易量僅為10億-15億美元,人民幣「點心債券」在二級市場上的日常交易也並不活躍,首批試點的RQFII投資規模僅有200億元(人民幣),且規定其中80%投資境內債券市場、20%投資股票市場;其他人民幣產品由於發行規模不大、收益率偏低等原因,市場流動性有待提高。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倫敦美元離岸市場作為全球最大的美元交易市場,每天成交量在5000億美元左右,甚至比美國本土市場的美元交易量還要高,倫敦同業拆借利率(LIBOR)已經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上普遍使用的基準利率指標。可見相較於倫敦的美元離岸市場之於美元的作用,香港的人民幣離岸市場還需要進一步的培育和建設

 資本項目開放有限

 第三,資本項目開放程度和投資回流管道有限。人民幣能夠在資本項目下較為充分地自由兌換和跨境流動,不一定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要條件,但卻是有利於推動的重要條件。目前資本專案下人民幣結算的相對規模還非常小,2011年僅占人民幣跨境結算總額的5%左右。

 資本項目開放程度有限的直接表現,是境內的人民幣無法通過資本項目大規模流出到境外市場,而且境外人民幣投資回流境內市場的管道也受到限制,進而會制約影響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被接受的程度。

 在資本項目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推進的路徑上,金融界存在著分歧,支持者認為當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主要是順應市場的需求,從中長期看總體上有利於中國經濟的轉型和國際金融體系的均衡,而批評者則認為,在內部金融體系沒有充分市場化之前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從國家資產負債表角度看,積累的是軟的資產、流出的是人民幣計價的硬資產,應當在積極推進內部金融體系市場化之後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內部的金融改革和人民幣的國際化可能更多呈現出相互推進的過程。(作者為大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北京證王立軍滯美領館1天 薄熙來重挫

【明報專訊】中國官方確認,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在被宣布「休假式治療」之前曾經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一天後離開。美國國務院也確認事件,但拒絕透露王是否談及庇護問題,只稱王立軍「自願離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則稱,王進入美領館是「孤立事件」。網上有消息指出,王當日在美領館內曾經揭露薄熙來的內幕和部分國家機密,出來後被中央人員帶走。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認為,王立軍是薄熙來長期提拔的愛將,他的出事對薄熙來十八大升中央常委,有一定影響。

新華社昨夜11時許發稿,引述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確認,「王立軍於2月6日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1天後離開。有關部門正在對此進行調查。」總部在美國的博訊新聞網前日曾報道,王立軍5日藉視察學校之機,逃到成都美領館尋求政治庇護,在領館內逗留逾24小時,向美方揭露了薄熙來的一些內幕以及國家機密。重慶市長黃奇帆出動警車封鎖領館,中央來的國安也到達現場。王立軍離開時,重慶方面想把他押回,但王立軍最終被國安帶往北京。

傳王爆薄熙來內幕國家機密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努蘭(Victoria Nuland)昨日也在記者會上確認,王立軍曾在周一到過美國駐成都領事館,與美方官員見面。「他本周較早時以副市長身分要求和領館人員見面,會面經過安排,我們的人見了他。他隨後自願離開領事館。但明顯,我們在此不談論政治庇護等問題」。

努蘭稱她不知道王在領事館內會談的詳細內容,領事館人員此後與王立軍再無聯絡。內地微博稱,成都美領館附近周二(7日)晚8時許出現警方封路的情形,盛傳王立軍曾到美領館申請政治庇護但遭拒。

重慶官方8日清晨宣布,王立軍因「精神高度緊張,身體不適」而要「休假式治療」。

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昨日就事件表示,王立軍前往美領館事件已順利得到解決,尚未見過有關美國國務院談及事件的報道。他說,「在前兩天發生的事情是個非常偶然的個案,這事情現在已經解決了,這個跟習副主席訪問(美國)沒有什麼關係。」

外交部﹕無損習近平訪美

昨日微博也流傳一張被指是重慶的第三軍醫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對王立軍病情的診斷書照片。診斷書稱王立軍2011年底以來思維遲緩、喜怒無常並拒絕治療,診斷其為抑鬱症重度發作。

本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表示,無論王立軍是否與薄熙來有矛盾,此事對薄必有影響。目前肯定的是王的確入過領館,會面細節雖不為人知,即使王立軍真有精神病,中央也必定會展開調查,在距離十八大召開如此短的時間內,調查過程本身足以影響薄熙來晉升常委。且中國官場中「精神病」通常只是表面理由,隱藏政治鬥爭。他又說,中共高層目前已無政治強人,因而高層角力到一定程度必定出現妥協,對薄影響的大小要視具體妥協結果。

重慶鞭炮聲 警官慶熬出頭

本報記者在重慶獲悉,前日官方公布王立軍「休假式治療」後,重慶街頭即聞鞭炮聲,有警官對王落馬感嘆「終於熬出頭了」。但當地的士司機告訴記者,王立軍「打黑」其實頗得民心,賣淫少了,紅燈區也沒有了,「老百姓擁護他」。

2月5日王立軍(前排右)以副市長身分視察教育機構,當時神態自若,未見任何精神異常象。(網上圖片)

中國非洲新戰略武裝力量護百萬僑民

亞洲週刊

江迅

中國在非洲的投資近年大躍進,兩千多家中國企業在非洲的累積投資已逾一百三十億美元,中非貿易突破一千五百億美元,佔中國整體外貿的一成,中國已成為非洲最大貿易夥伴,而在非洲營商或工作的中國人,估計至少一百萬。中國開始「強化非洲」外交戰略,包括耗資二億美元援建非盟會議中心。但近年中國人在非洲被劫持事件頻傳,為保衛中國在非洲的利益,委派武裝力量赴非洲,已成為中南海共識。


正當全球華人慶祝春節期間,遠在非洲的蘇丹和埃及,卻有兩批中國工人被武裝分子劫持,其中一人更被流彈擊中身亡,五十四名中國人質歷經多天的生死之劫,始獲釋回國。這是近幾年來數十宗中國人在非洲遭綁架的個案之一。為了保衛中國在非洲的利益,以及中國人在非洲的人身安全,委派武裝力量赴非洲,已成為中南海共識。

近年,中非關係突飛猛進。一月二十八日,晴朗天空下,一棟九十九點九米高的辦公樓直插雲霄,圓形的會議中心環抱在側。整個建築挺拔與包容的姿態,吸引著十幾隻非洲鷹自由舒展著獵獵英姿。中國耗資二億美元興建的非盟會議中心落成,這一工程是中國政府繼坦贊鐵路後對非洲最大的援建項目,被視為中國外交新戰略的重大部署。被稱為「一個讓非洲鷹自由飛翔的空間」——中國援建的非盟會議中心,坐落在「鮮花之城」埃塞俄比亞(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亞的斯亞貝巴)。這座常年綠蔭花香的都市,是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和非洲聯盟總部所在地,成為非洲的「政治和外交首都」。

一年前,北京向坦桑尼亞等國政府,宣布免除坦贊鐵路建設百分之五十債務,讓該鐵路輕裝上陣。歷史上,非洲國家是中國「小朋友」、「黑朋友」、「窮朋友」,中國改革開放後,外交重點在歐美,在日韓。近十年來,美國及歐洲國家正慢慢撤離對非洲的投資,近年美國逐漸呈現「重返亞洲」跡象,中國卻不斷進入非洲投資、建設,開始「強化非洲」外交戰略。

在非洲,究竟有多少中國公民?由於情況複雜,至今沒有一個權威機構的數字,中國學者普遍認為至少有百萬人。根據法國塞爾日.蜜雪兒和邁克爾.伯雷所著的《中國非洲》的資料,在尼日利亞(奈及利亞)有五萬名中國工人,蘇丹有二萬至五萬,尚比亞有四萬,安哥拉有三萬,阿爾及利亞有二萬,還有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分布在非洲各地。這些只是「工人」身份在非洲的人數,還有經商的、旅遊的。

中國政府看到,在未來中國能源需求會進一步急劇攀升之際,中國必須不斷發展壯大自己的安全部隊,小到當地民兵、安保隊,甚至到聯合執法隊、遠端護航編隊,再到海外駐軍、建立補給站甚至軍事基地,以保障國家經濟發展的「血液」暢通,保證海外華人的生命安全和海外中國企業的利益。這無關「中國威脅」,而是中國必須對自己的人民和國家利益負責。未來中非經貿與投資仍有躍升空間,最令人擔憂的在於一百萬中國公民營生活動面臨三類風險:所在國投資環境與治安風險、政局動盪風險、隨著中國崛起以綁架中國人提高要脅籌碼的恐怖襲擊風險。增加領事資源、應急馳援、風險預警、融入當地,建立以政府外交預警與保護為主導、當地政企民三方聯手的安保機制,以確保在非洲百萬營商務工者安全。事實上,中國軍艦在零八年就曾遠赴非洲亞丁灣打擊海盜,為中國船隻護航。而多年來,中國也參與聯合國維和部隊在非洲執勤。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非洲研究中心秘書長王洪一接受採訪時說:「非盟要建培訓中心,但它的後勤方面是很弱的,不過,中國卻很擅長這方面的事。如果中國幫助非洲,讓其安全力量加強,其實無形中對中國的總體利益也是有利的。另外還需做的就是雙邊的軍事領域交流,現在很多交流主要是在武器方面,而在人員培訓方面還不足,中國應該多做一些關於人的事。其他一些方面,如在中國駐非洲領事館裏是否可以派警務官?在美國、法國這些領事館,他們就有自己的警務官,中國也可以借鑑。」

王洪一認為,中國企業本身的安全意識比較差,中國還沒有西方國家那種安保公司,一些安保公司本身擁有武器裝備,這對於反抗當地暴力是很有幫助的。他覺得安保公司比建軍事基地要強得多,但中國的公司(如中石油)自己卻沒有做。還有中國企業沒有對出國員工進行出國安全培訓,這是很荒唐的。所以曾經出現中石油的兩名員工在逃亡中被流彈打死的情況。因此中國企業對員工的培訓必須加強。中國從五十年代到現在好幾代人都沒見過槍,所以培訓工作是必須的,提前做一些心理準備也好。從宏觀的歷史對比來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平平安安實現了歷史跨越。其他一些國家如日美所付出的人員傷亡比中國大得多,中國人在非洲的傷亡比例實際上遠遠小於西方國家。在非洲的中國人人數很多,但中國在非領事館的工作人員卻很少,所以也難有太大作為。

中國政府與華人從來不是非洲排外、仇外的目標。王洪一說:「中國人在非洲的簽證不少於一百萬。要取得那麼大的國際利益,沒有傷亡是很難的,所以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應該加強。目前在非洲就只有美國和法國有軍事基地,我認為中國未來在非洲建立軍事基地也應該會是一個發展趨勢。非洲國家也很樂意中國在非洲有軍事存在。但軍事基地也很容易引起當地的反感,我覺得更好還是有安保的存在。」與美國相比,公民安全成為中國應對的難題。據悉,美國使領館全球外交保護資源投放,一名外交官面對五千海外公民,而中國的數字則是一比十萬。

非盟總部自建立以來,一直沒有自己的辦公場所。這一援建項目,起源於零六年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當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宣布中國政府援非八項舉措,非盟會議中心就是其中之一。零九年二月開工,一一年十二月竣工。不到三年建成,用工最多時,中、埃方工人相加超過一千五百多人。會議中心廣場上,一塊石碑剛剛豎起。上面燙金字中英文寫著:「非盟會議中心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援建,於非盟第十八屆首腦會議期間舉行中心落成典禮,中國和非洲國家領導人共同見證。」中國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出訪非盟總部,是中國國家領導人首次訪問。賈慶林宣布未來三年中國政府將向非盟提供六億元人民幣(約九千五百萬美元)的新援助。

整幢大樓擁有三個會議中心、一個直升機降落場以及可容納七百人的辦公場所。據悉,「處處充滿中國元素」的這一會議中心的建築用料,除沙子、水泥外,包括大理石、木頭、玻璃等都從中國運來。會議中心圓形屋頂是透光的玻璃側壁,顯示出設計者在節能方面的獨具匠心。目前,中方七十多名工人、五十名管理人員仍留守著。

西方媒體中國網民抨援建

非洲諸多國家自認「這座雄偉、現代化的建築寓意深遠,它既是非中友好合作新的典範,也是非洲復興崛起的標誌,重新點燃非洲人民對未來的希望」。不過,批評的聲音依然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西方傳媒老調重彈「中國強化掠奪非洲資源」,「中國援建的非盟總部,不僅是爭議的源頭,還象徵著非洲公司面臨挑戰」,指責「中國向專制政體提供無條件投資」。另一種質疑聲音來自國內,「如此大規模的投資,為什麼沒有人知道」,工程進展確實有報道,但花了二億美元卻是首次披露,還有網民抨擊說,國內學校的校車和免費午餐都沒能解決,難怪國際奧委會前主席薩馬蘭奇當年說過一句流傳很廣的名言:中國最好的體育館在非洲。

非洲雖然具有豐富誘人的資源,但作為世界上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陸,非洲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生活在極度貧困線以下,有百分之七十人口從事「靠天吃飯」的農業。五十多年來,中國已為非洲援建八百多個成套項目,建成鐵路二千多公里、公路三千多公里,為非洲派遣醫療人員一萬七千人次,同時還減免了部分非洲國家在華債務。

中國與非洲大陸之間的雙邊貿易,近十年來,貿易額年均增長近三成。零八年首次突破一千億美元,一零年達一千二百六十九億美元,是二千年的十倍。在二零一一年突破一千五百億美元,而十年前還不到二百億美元。中國已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夥伴,中非貿易總額佔中國外貿總額百分之十。

非洲是中國的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場、第二大勞務承包市場和第四大海外投資目的地。投資合作是中非合作的新亮點。此外,中國有兩千多家企業在非洲投資,累積投資額逾一百三十億美元,發展迅猛。僅一零年中國對非洲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十點七億美元。目前在非洲落戶的中國投資企業涉及農業、電信、能源、加工製造以及餐飲服務等很多領域。據南非標準銀行的統計報告稱,非洲基礎設施建設三分之二的資金來自中國。中國要幫助非洲在世界上佔據應有位置,中國正幫助非洲完全釋放其發展潛力,使非洲在世界上的地位更顯重要。

中國不僅為非洲援建了大批學校、醫院、路橋、供水等民生和基礎設施專案,還派遣了大批農業專家、醫療隊員和青年志願者,並為非洲國家累計培訓各類人才近三萬名,中國已成為非洲重要的發展援助夥伴。中國在非洲設立六個經貿合作區,成立中非發展基金、非洲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貸款,帶動了中國企業對非投資,幫助非洲中小企業創業。

隨著中國企業海外擴張,中國國家利益遍布世界各地之時,中國應該如何有效保護海外利益成為值得關注的課題。有學者認為,中國必須盡快制定一套與「走出去」戰略相配合的安全戰略,必須對遍及世界的國家利益作出安全保障的規劃,不只是外交上的規劃,而且還要有軍事方面的規劃。不過,要走上這一步,中國必須具備軍事實力,更需要一種政治意志。

目前正在澳洲的國際問題資深研究員楊恒均對亞洲週刊說,對目前中非交往,他有幾個擔憂,或者說,有幾個方面應該特別要注意的。今後應該解決這些問題,就可以避免麻煩。他從三方面作了闡述。

他說,第一,非洲和中國的經濟能互補,在西方一直以來對非洲都不太真正關心,或者不願意下力氣協助改變的情況下,中國進入非洲,是有有利條件的。但由於中國的軍事力量有限,或者說,中國沒有能力投放兵力到非洲這麼遠的地方,那麼和非洲的生意,以及中國的人員,就沒有保障,沒有堅強的後盾。從西方貿易歷史來看,兵力延伸不到的地方,做貿易要特別小心。投資、人員與國家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時候,要注意分寸與規模。從中國自利比亞撤僑可看出,從埃及有人綁架中國人可看出,從海盜猖狂中國無能為力也看出來了。中國如何保護自己的大量投資,還有中國的僑民,應該有所考慮。這符合長遠利益。

需注意非洲的排外情緒

至於第二點,楊恆均說,與非洲做貿易,進行合作,人員與資金大量進入非洲,謹記一件事:非洲不是歐洲,更不是美洲。這意思是說,歐洲與美洲雖然也排外,但畢竟有一種包容文化,而非洲目前看肯定沒有,在他們需要中國的投資與支援時候,一切都不成問題,可如果進一步深入,尤其是當中國的移民一旦像進入歐洲和美洲的時候一樣,就要注意非洲的民族主義與排外情緒了。到時中國不但會丟掉錢,甚至還有僑民的身家性命。這一點目前看不出來,而中國人這些年世界各地跑,到處做生意、移民的人,又一般不考慮這些問題,往往弄得別人很有意見。例如最近香港出現的事(排斥大陸人),也能夠說明一些問題。非洲一旦出現排華,可能就不會像歐洲意大利法國那麼「文明」了。

他說,第三,在投資與金錢上,中國在非洲有一定的優勢,而目前的「中國模式」,最適合推廣的地方不是亞洲,更不是歐美,而是非洲。甚至中國與非洲的文化,在被歐美所謂主流排擠後,也有很多可以融合的地方,但要留意的是價值觀念的重要性。金錢與人員可以進入非洲,同時進入的還有價值理念,目前的價值理念是否能得到非洲人的認同?是否會遭到反對?如果說中國大量投資、大量交往,可是中國的價值理念被排斥,而歐美的價值理念有一天佔上風,那到時中國就可能得不償失了。利比亞就是一個例子,中國與卡扎菲做生意,如今他完蛋了,中國怎麼辦?當然,可以改弦易轍。所以,要在價值理念考慮清楚,也就是說,要在什麼樣的價值理念下同非洲交往。

中國在非洲的發展,顯然已引起美國強烈關注,美國在非洲的影響力正因此消失,美國正失去非洲的人心。有學者認為,中方援助的項目七成是以興建道路、運動場館以及政府大樓方式進行,通常更是依靠中國的勞工和材料興建。與之相反,美國的七成援助則用在一些「雖關鍵但並不顯眼」的項目上,比如防治艾滋病、瘧疾、結核病等。中國在非洲的角色,從朋友加革命輸出者變成了朋友加交易者、投資者,也使中非關係出現新情況和新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賀文萍對亞洲週刊說,中國作為發展速度最快的經濟體之一,近年在經貿合作、發展援助等方面給予非洲巨大的幫助。如中非經貿合作區的合作比重進一步加大,中國與尚比亞、埃塞俄比亞等合作建立了多個經貿合作區等,這些都是促進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近年來,中國在幫助非洲國家加強道路、橋樑、港口、水庫等基礎設置建設的同時,還向非洲國家轉移了很多實用型的技術和生產經驗。過去的一年,非洲經歷了象牙海岸內戰、南蘇丹獨立、利比亞戰爭、北非局勢動盪等一系列事態的考驗。由於西方大國的強力干預以及非盟自身能力局限,非盟用非洲方式解決自身問題的努力遭挫折,甚至出現了非盟角色邊緣化的趨勢。為支持非盟自主解決危機的努力,中國一直把加強與非盟的關係視為建設中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中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一環。近年來,除援建非盟會議中心外,一零年向非盟在索馬里維和行動提供物資援助、一一年向非盟提供九十萬和六十萬美元現匯,援助分別用於支援非盟能力建設和在索馬里的維和行動等等。

成長為大國的必經階段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外交事務研究院中國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主任汪段泳認為,中國既然選擇進入非洲這些高危地區,承擔突發危險事件難以避免,也將會越來越多,這是中國成長為大國的標誌,每個世界大國都會經歷海外擴張階段,同時也是中國在海外擴張中必然付出的代價。中國一直透過軟實力影響非洲,但軟實力是建立在硬實力基礎上的,當下中國軟實力的傳播還停留在口頭上。中國企業的海外拓展,是跟著國家「走出去」戰略一起成長的。本世紀初,中國首次把「走出去」戰略上升到「關係我國發展全域和前途的重大戰略之舉」的高度,但「走出去」戰略仍待落地,並有待明晰機制。

王立軍出事,薄熙來重挫

香港蘋果日報

溫家寶二月初在沒特定議題、沒逼切性下到訪廣東,除了重提鄧小平的「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條」,希望退休前能再次疾呼,推動改革,更重要的是,讓外界知道他支持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與此同時,重慶發生令人非常意外的事件,相信對一直被視為汪洋對手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是一大打擊。

本周三(二月八日)早,重慶市新聞辦突在微博宣佈:「王立軍副市長因長期超負荷工作,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經同意,現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療。」

過去,中共官員的健康狀況都是「國家機密」,即使病入膏肓也不會對外透露片言隻字。三天前的二月五日,王立軍才以分管「科教文體工商」的專職重慶市副市長身份,到重慶師範大學調研。顯然,其身體狀況並沒惡化到難以工作的地步。而且,健康再差,中共官員也絕少被宣佈「接受休假式的治療」。可以斷言,今次王立軍休假,絕不尋常!

更離奇的是,重慶當局宣佈王立軍休假的前一晚,國內微博傳出驚人消息:王立軍逃到成都的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
二月七日晚起,微博陸續有大量留言及圖片稱,美國駐成都(距重慶三百公里)領事館周邊路段有大批軍警戒嚴,一輛渝A字頭(重慶市車牌)的越野車停在館外,隨後被警方拖走。有網民稱,事件與王立軍有關:「王立軍逃至美國駐成都領事館要求避難,被拒絕後已被公安人員拘捕送至北京。」北京和美國領事館均沒證實,翌日重慶就宣佈王立軍「休假」了。

事件雖仍撲朔迷離,但王立軍失勢早就有迹可尋。二月二日重慶市新聞辦突然在微博宣佈:近日市委決定,王立軍同志不再兼任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

如此重要人事任命,只由新聞辦在微博宣佈,已令人嘖嘖稱奇;更怪者,王立軍猶如薄熙來臂膀,薄當日將他從遼寧調過來,替薄對付重慶本地幫,讓薄可大展拳腳,為晉身政治局常委積累本錢。於是薄熙來在重慶大搞「唱紅打黑」,王立軍正是「打黑」主帥。「打黑」令王立軍在全國聲名大噪,並成為薄熙來「分身」。

因此,公安系統是王立軍安身立命之所,離開公安,就如「虎落平陽,龍游淺水」,還有一展身手的空間嗎?這是對王立軍的打擊,對薄熙來又何嘗不是?總之,無論王立軍是否逃到美領館,他離任重慶公安局長、「接受休假式的治療」,對薄熙來都絕非小事,因為他跟王立軍已難切割!看來中共十八大前,北京政壇還有更多爆炸性事件!

張華

歐美“再工業化”與“香港製造”的復興

郝鐵川

【明報專訊】從董建華執政時期的「數碼港」到曾蔭權執政時期的六大優勢產業的提出,香港試圖克服產業結構單一、培育新興經濟增長點的經濟轉型之路,一直艱難前行。這次歐美金融危機的爆發更進一步說明香港經濟轉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因此借鑑新加坡在蘇州搞工業園區的做法,在內地建設若干香港工業園區,發展高端先進製造業,是值得考慮的思路之一。

「虛擬經濟」之殤

——歐美金融危機的爆發

過去40年,以美國代表的西方國家經濟經歷了「金融化」過程,即服務於實體經濟的金融業不斷膨脹,製造業卻不斷萎縮,出現所謂「產業空心化」現象。縱觀世界經濟演進歷史,不難發現,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始終是經濟可持續增長之本。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應當是「本」和「用」的關係:前者是後者存在基礎,後者是前者發展的輔助。美國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本末倒置的關係是金融危機爆發的深刻根源。過度依賴以金融業和房地產業為代表的虛擬經濟讓華爾街獲得了暫時暴利,卻給金融危機爆發埋下禍根,最終使整個歐美經濟遭受重創。

「岩上之屋」的建立

——歐美再工業化政策的推出

有鑑於此,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了「岩上之屋」的全新理念。他引述《聖經》中的比喻說,建在沙上的房子會倒掉,建在岩石上的房屋依然屹立。我們不能在沙上重建我們的經濟,我們必須在岩石上重建我們的房屋。歐美近年來推出了再工業化的一系列政策,2010年3月美國政府發布《出口倍增計劃》、《美國復興與再投資法案》、《製造業促進法案》、《鼓勵製造業和就業機會回國策略》等措施;歐盟地區如法國則推出協助企業再工業化政策,並撥款資助中小企業;英國推出「製造業振興」、「促進高端工程製造業」等政策;西班牙通過「再工業化援助計劃」等方案。

歐美的所謂「再工業化」已不是簡單的再度工業化,更不可能使歐美經濟重返勞動密集型和資源要素型的低端增長模式,其要點在於政府採取產業戰略規劃、資金扶持、政策協助等措施幫助企業發展高新科技和高附加值製造業,通過產學研的結合,鼓勵科技創新,並以此改造傳統製造業,建立新興產業部門,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香港製造」的復興之路

——七大優勢條件

根據2010年的統計數據,香港製造業只佔GDP比重的1.68%,而這一比率在1980年代初曾經為22.8%,變化之大,世所罕見。香港經濟的發展未能受益於「創新導向階段」而過早的進入了以炒樓炒股為代表「財富導向階段」(詳見哈佛商學院波特教授所提出的國家競爭力模型)。其實,香港在發展新興工業方面擁有許多優勢,前景可期,未來光明。

第一、新興工業對科技創新要求較高,對核心技術的依賴性較強。香港擁有港大、科大等世界一流的大學科研機構,如能進一步推動應用型研究和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大力發展以企業方式運作的現代化實驗室經濟,則必見豐碩成果。

第二、新興工業是「知識密集」型的產業,招才引智殊為關鍵。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其優良的基礎設施、寬鬆自由的社會環境、安全文明的生活氛圍、國際化的視野及低稅率政策無疑對各類專才的凝聚有不言而喻的優勢。如能配合推出適當的人才引進計劃,對新興工業的發展必將如虎添翼。

第三、新興工業需要較大的資本投入,只靠社會資本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其基本模式應當建立在政府導向加上社會資本的投入。國際金融危機、主權債務危機給歐美政府留下的巨額財政赤字,也加大了歐美國家「再工業化」政策執行的難度。與此相反的是,根據最新公布2011/12年港府財政預算案,估計2011/12財政年度的綜合盈餘為667億港元,截至本個財政年度末的財政儲備為6620億港元,相當於22個月的政府支出,彰顯雄厚的財政實力。如能改變放任自流的政府經濟政策,轉變經濟管理思維,加大財政扶持新工業的投入,肯定會見成效。

第四、新興工業具有高投入、高風險的特徵,必須要借重發達的資本市場來解決風險投資的問題。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擁有多元化的融資工具和成熟的資本市場。如能建立鼓勵金融業者從事新興工業風險投資的政策機制,將有利於新興工業資金的籌集和風險的分擔。

第五、新興工業的發展需要優良的投資環境和完善的法律保障。香港具有廉潔的政府管理、獨立而完善的司法制度、重視私有財產和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自由港和無外匯的管制將為新興工業投資者提供一個高效、透明、可測的投資環境和可靠的法律保障。

第六、新興工業發展需要發揮產業聚集效應。香港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CEPA的擴展和深化給予「粵港合作」先試先行的尚方寶劍,而珠三角地區的政府和企業有發展先進製造業的強烈願望,中西部地區發展製造業的積極性更高於珠三角、長三角,遼闊的內地為香港製造可以提供足夠的土地和勞動力。香港可以借鑑新加坡的「蘇州工業園模式」,針對汽車及汽車零部件、智能家居用品、電子消費品和智能玩具等香港有基礎、有優勢的產業,與內地聯手,重點扶植,則必見成效。

第七、新興工業發展壯大需要有廣闊的市場需求。中央政府一直支持香港和內地的經濟融合,無論是國家的「十二五」規劃還是李克強副總理訪港「三十六條」都明確的提出支持香港培育新興工業,增強產業創新能力。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加上內地1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和不斷增強的居民消費能力,為香港新興工業發展打開了廣闊的市場空間。

因此,香港只要政府、企業、科研機構和社會形成共識,推出一套系統和具有前瞻性的新興工業產業發展政策,持之以恒,鍥而不捨,就一定會再現「香港製造」的輝煌。在為國家作出更大貢獻的同時,也為自身的經濟轉型和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休假式治療 政治清洗的創新

香港蘋果日報

李平

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闖到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創下近年中國高官在國內尋求外國庇護的紀錄,而中國官方未公佈王立軍被拘捕的詳情,反而宣稱王立軍因健康問題正接受「休假式的治療」,如此創新的詞彙,一時熱爆網絡、媒體,未免令人聯想到共產黨歷史上屢屢創新的政治清洗手段。

中共歷史上的權力鬥爭,多是在政治路線鬥爭的旗號下進行政治清洗,名堂繁多,從建政前後直接移植蘇共的肅反運動,到毛澤東為肅清異己發動文化大革命,遭清洗、寃殺的高官不計其數。自華國鋒打倒「四人幫」、鄧小平鎮壓「六四」民運後,全國性的官場清洗似乎已終結,但針對個別高官、個別幫派的清洗方式則時有創新,「雙規」(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交代問題)就是一大發明,中紀委因此被喻為明朝的東廠西廠。

「休假式治療」堪稱政治清洗的創新,是因為王立軍引發的權力鬥爭問題可能較以往更為複雜。依外界傳聞,王立軍事件的發展有脈可循:先是中紀委着手調查王立軍,旨在敲山震虎,真正目標是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王立軍求庇於薄熙來,但薄有意棄車保帥;王被激怒,轉而舉報薄熙來家族的貪腐問題,又因預知將遭政治清洗而求庇於美國領館,或者有意藉此鬧大事件,讓北京直接介入。

王立軍尋求美領館庇護是極嚴重的政治事件,無論他是否涉及貪腐問題,其仕途都已走到終點,甚至其人生旅途都將告終。但是,官方發佈的「休假式治療」公告,並未將王立軍列為「雙規」對象,反而肯定他「長期超負荷工作」,還聲稱,王立軍「經同意」接受「休假式的治療」。可圈可點的是,經誰同意?是薄熙來、重慶市委,還是胡錦濤、溫家寶?

昨日網絡上又傳出與「休假式治療」脗合的王立軍病歷,顯然是重慶官方有意「洩密」,更為隨後的政治清洗會否波及薄熙來留下想像空間。如果官方最終認定王立軍是因精神高度緊張,甚至是患上精神病,而胡亂舉報上司的問題、而跑去美領館尋求政治庇護,這場政治清洗是不是會縮小至其身邊的工作人員,薄熙來是不是會因此免除政治責任?

如果說,「雙規」是高壓式政治清洗,是權力鬥爭分出勝負之後的手段,「雙規」對象難逃黨紀國法之懲處;那麼,「休假式治療」可能是權力鬥爭未分勝負時預留後着的政治清洗手段,「治療」對象的生死及衝擊範圍有待揭盅。但是,無論王立軍「休假式治療」的最終結果如何,以他為重要象徵之一的重慶政治模式都已瀕臨破產。

所謂重慶模式,是薄熙來主政重慶後以唱紅打黑化解民怨的政治運動,備受左派推崇,薄熙來因此儼然成為左派領袖,積儲在今年十八大晉升政治局常委的資本。但是,王立軍的起伏再次證明,人為的政治運動解決不了日益複雜化的社會矛盾,人為的政治運動解決不了貪官滋生的土壤,人為的政治運動必然帶來後一次的政治清洗。

民進黨到底要往哪邊靠?

  • 旺報
  • 【王崑義】

 前行政院長謝長廷2月7日在他主持的電台節目中說,民進黨兩岸政策應往中間靠,不要和國民黨差太多,去擠壓國民黨的票,不讓兩岸政策成為選舉議題,由台灣團結聯盟顧守本土派。謝長廷的主張其實跟蔡英文這次參與總統大選的想法差不多,只是最後蔡英文還是輸給馬英九80萬票,如果再加上宋楚瑜所獲得的選票,蔡英文的票數應該還是輸給馬英九100萬票以上,這麼大的差距,難道只是向中間靠攏就能挽回頹勢嗎?

 新中間路線失敗

 民進黨內最早提到向中間靠攏的當屬陳水扁在2000年選舉時的「新中

 間路線」,這是他到英國向紀登斯取經回來的創意。但是1990年代正是冷戰結束後,西方各國在尋找新的國際秩序的階段,在民主與共產集團的對峙崩潰以後,西方國家內部回歸到左右的競爭,為了避免左右爭執過於激烈,所以以紀登斯為首的英國學者,一方面主張應該為政黨的競爭找出「第三條路」,一方面另一批學者則從「全球化的擴展」著手研究。

 反觀1990年代,台灣並沒有左右路線的分歧,只有因為中國大陸的因素,使得國內的統獨分野更加分歧,但統獨的分歧畢竟是國家認同的問題,跟「第三條路」的政策主張並不相同。也就是西方國家並沒有國家認同的分歧,只有政策主張不同的問題,所以選民只要在政策上認同哪一黨,他們在投票的選擇上,比較能夠傾向「理性的選擇」。

 就是因為台灣的統獨分歧和西方國家政策分歧有著相當程度內涵的不同,以致陳水扁雖然到英國取了「新中間路線」的經回來,但最終還是失敗了,在2002年「八三講話」提出「一邊一國論」之後,徹底瓦解他的「新中間路線」。

 現在呢?國內統獨問題還是沒有解決,雖然馬英九一直強調他的施政

 是以「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做基礎,而且是在「不統、不獨、不武」的條件下和中國大陸進行協商,馬英九在民進黨認定是走向「終極統一」的目標,但他還是可以說出「不統」,可是蔡英文卻不敢說出「不獨」,這也是民進黨在這次總統大選中,無法取得大眾與企業家信任的原因。

 意識形態難割捨

 現在謝長廷又重題「向中間靠」,到底他「向中間靠」的意義是什麼?他說:「如果民進黨和國民黨的一樣,就沒有意義了;太靠近的話,獨派會不會跑光光?這必須思考。」顯然謝長廷還是在乎「獨派」這一塊,既然在乎,那麼民進黨就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識,沒有九二共識,國民黨、中國大陸還是會把民進黨定位為獨派團體,民進黨再怎麼向中間靠,結果還是一樣,不可能在統獨的光譜上真正靠向中間。

 這當然也是民進黨的難題,日前獨派團體喝春酒,蔡英文也缺席未到,但獨派團體並沒有因此苛責小英,所以「獨派」其實並非一個整體的派系,只是依附在民進黨求取權力,他們是否真的因為民進黨接受九二共識,就完全唾棄民進黨轉而支持台聯,恐怕也未知。

 因此,民進黨真的要向中間靠,它必須把自己轉變成像謝長廷所說的「選舉機器」,而不是一個意識型態的政黨,如果民進黨還是要在意識型態領域和國民黨競爭,恐怕這塊意識型態的戰場,民進黨絕非是國民黨的對手。

 所以,民進黨的改造不是只求向哪裡靠的問題,而是真正捨棄意識型

 態領域,像馬英九一樣的敢說出「不統、不獨、不武」的主張,這是馬英九勇於放棄在意識型態領域跟民進黨競爭的勇氣,民進黨若缺乏這份勇氣,2016不管派什麼人出來,也許真的會印證邱義仁所說的,絕對拚不過國民黨。

 (作者為台灣戰略學會理事長)

台灣落實民主 涵蓋軍隊國安

亞洲週刊

馬英九贏得連任後,有意重新推動文人領軍的民主理念,完成民主化的最後一步,將軍方和國安推上民主軌道。

馬英九的行政團隊二月六日完成主要的布局,閣揆陳、行政院副院長江宜樺率領新任閣員宣誓就職。第二波的核心人事布局則以總統馬英九的職權為主的泛國安團隊為基礎,其中包括國防、外交、大陸、國安會及國安局的部會首長,而這也是馬英九所謂黃金十年中最重要的一環﹕智囊幕僚。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明訂,總統的職權為國防、外交、兩岸及情治,這是總統的權力核心所在,沒有任何行政首長可以碰觸該權力運作的範圍,因此,只要能掌握到相關人事安排的邏輯,也就大致可以掌握到總統大政方針的思維路數。

早在李登輝時代,就很想仿效歐美推動國防首長文化,李為了落實這個構想,在政權穩固後,先後任用陳履安及前台灣大學校長孫震為國防部長。陳履安因其父陳誠是軍人的身份,還不能算完全與軍方沒有任何瓜葛,只有孫震可以完全算文人領軍。但無論是陳履安或孫震,都遭遇到軍令無法出國防部本部,指揮不動掌握不了階級明確的軍事系統。最後、李登輝也只好放棄「文人領軍」的理念,回歸到以高階將領退役接任國防部長的模式,迄今仍沿襲。

經過十幾年的政權更迭,馬英九連任後,似有意重新推動文人領軍的民主理念,如果馬能把培養歷練已近成熟的現任國防部副部長楊念祖順勢接任,則將完成台灣民主化的最後一步,並為軍方立下傳承的民主軌道。

同樣的是國安系統中,也都有尚缺民主化的角落,其中國安局長部分,歷來傳統的局長都是由軍人接任,只有在扁時代任內,一度由文人許惠祐接任,其他各任局長也都由軍方將領出任。軍事的管理經常出現內部弊案,甚至淪為總統個人小金庫的「國安秘帳」,這都源於國安局的軍事化管理;而這次馬英九連任後,內部就有聲音希望能把國安局文人化,由現任警政署長王卓鈞調任,一方面活絡警界人事,另一方面就是把國安局進一步落實民主政治的原則。

對於國安會秘書長的人事,馬英九考量的人選第一順位也是期望由文人出任,現任總統府副秘書長高朗是馬英九勸進的人選。馬極想借重高朗的動能出任國安會,如高朗無法調任時,馬才考慮由現任國防部長高華柱出掌國安會。

國安會秘書長是總統行使職權最重要的左右手,歷任總統都不例外,面對未來四年大陸、外交政策為主軸的施政下,文人的思維應該才是馬英九國安團隊的軸心才是。

脫胎換骨需要割捨的決斷力

  • 工商時報
  • 【本報訊】

 遇亂世與變局,何以有些國家與企業可以化危機為轉機,有些則不能?鑑往知來,關鍵就在主事者的遠見與決斷力。當前國內兩大課題:台灣經濟轉型與雙D產業前途,均面臨「脫胎換骨」關頭,在在考驗主事者大破大立的決心。

 馬英九總統競選連任成功後,立即宣示了幾番有氣魄的談話,又以「改革大刀闊斧,台灣脫胎換骨」為主軸,並訂下兩年的時間表,要積極推動「經濟成長、照顧弱勢、租稅及社福制度改革」,因為兩年過後,「接下來又將面臨選舉……」,而他揭示的改革原則是:「儘管有人不樂意,但非做不可的還是要做。」

 在馬英九充滿理想的改革宣言之後,新內閣的執政口號率先「脫胎換骨」,從前朝的庶民經濟轉而追求富民經濟。平心而論,富民經濟比庶民經濟更具積極性,畢竟台灣已是個人均所得超過兩萬美元的國家,本當追求全民生活品質的全面提升。

 然而,口號脫胎換骨易,行動改弦更張難。試問大刀一砍、大骨一換,豈有不劇痛的道理?任何改革,例如租稅與水電油價合理化,都可能面臨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彈,以及芸芸眾生的不理解或不諒解。當人言可畏,當社會觀感欠佳,馬政府是否有擇善固執的過人勇氣?

 馬英九期許由陳冲組成的財經內閣,會是個讓人民安心與放心的「安心內閣」。一方面要大刀闊斧改革,一方面又希望人民安心,這兩者間存在著推進速度的矛盾,前者必須劍及履及(尤其又有兩年期限),後者則講求循序漸進,新內閣如何在「脫胎換骨」與「安心內閣」之間求取改革的平衡點?

 我們認為,要推「安心內閣」,先決條件是內閣對於大刀闊斧的對象與優先順序必須有高度共識,然後依職權分工負責。更重要的是,目前陳內閣既是馬總統寄予高度厚望的黃金組合,就不該是個「五日京兆」的內閣。過去十餘年,台灣許多政策的不連貫,除了受制於政黨輪替,還在於閣員替換有如走馬燈,連官員自己都當得不心安,又如何讓人民心安?

 兩年時間轉眼即過,有些改革應該怎麼做,其實已經開過多次會議得出結論,朝野也已了然於胸,就算無法一步到位,至少要踏出改革的步伐,只要改革的「勢」造出來,民心未必不思變。現在就怕新內閣又重蹈以會養會的拖延覆轍,到頭來雷大雨小,萬事無不蹉跎。

 因應台灣經濟轉型,陳內閣提出的方向是「發展高價值的勞力密集產業」。這顯然是對過去20年國內重點扶植資本密集產業的一大反思。在扁政府時代喊得震天價響的「兩兆」(半導體與影像顯示產業),如今製造出「產值高、累虧大、負債重」的雙D「慘」業(DRAM與TFT-LCD),前途茫茫,不知所以。

 就某種程度而言,現今台灣雙D「慘」業,跟希臘之於歐元區的困境相似:茍延殘喘,越陷越深,還拖累一大票冤親債主。在理智上,大家都知道要割捨,但在情感上,沒人想成為被消滅的對象,因此哭天搶地者有之,雙手一攤者有之,然後巴望政府當局可以「大有為」地扛起收拾爛攤子的責任。問題是,這對全民公平嗎?對於未來產業的「脫胎換骨」又有何助益?

 美國僅存的DRAM大廠-美光執行長艾波頓日前墜機身亡,彷彿老天爺對DRAM產業的一記當頭棒喝:「這個產業再不壯士斷腕,將難以翻『生』!」艾波頓的死訊之所以像天啟,在於他在DRAM產業的傳奇地位。艾氏大學沒畢業就進了美光當作業員,憑著過人才智與企圖心,34歲就坐上美光執行長高位,一直到51歲死於他所愛的冒險飛行。換言之,他有一半的人生與DRAM產業榮枯與共,對同業的打壓也不遺餘力。1999年,艾氏先後控告台灣SRAM與DRAM傾銷,讓業者寢食難安、恨之入骨,卻也不能不與他維持敵友關係。2004年,艾氏風光帶隊到香港開法說會,甚至公開唱衰台灣DRAM沒有研發自主技術的能力。

 八年後的今天,全球DRAM產業一片愁雲,美光也無法倖免,若不以人廢言,他對台灣DRAM產業的批評一針見血。艾波頓生前,正與日本爾必達談整併,應是死而有憾;繼任者未必像他一樣將DRAM當志業,整個產業的整併時程也勢必再受延宕,時間將越來越不利業者的生存。

 以雙D為鑑,有人主張台灣不該再有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以台灣民間大企業開疆闢土的本事與創新應變的能耐,的確毋需政府操太多心。但台灣終究是以中小企業為骨幹的經濟體,政府仍有必要扮演提拔的角色。若真以雙D為鑑,今後的產業政策切忌好大喜功(結果是本大虧大),而應以本小利大為最高追求,因此我們對陳內閣如何將「高價值的勞力密集產業」具體落實,抱以無限期待。

重慶打黑幹將叛逃衝擊十八大

陳蘭:重慶打黑幹將叛逃衝擊十八大
亞洲週刊



網上盛傳重慶市副市長、原公安局長王立軍躲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尋求庇護未果,被中方帶回北京。重慶官方消息則稱王立軍「現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療」。事件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十八大的政治前途已產生微妙影響。

二月七日晚,一些四川成都的網民發布微博,稱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門前戒備森嚴,有大量警察巡邏,體育館前的街道均已戒嚴。大量現場照片在網上流傳,一位在場網民稱,目擊一輛「渝A」牌照的越野車停在美國駐成都領事館門前,後被拖車拖走。當晚,網上盛傳新任重慶市副市長、原公安局長、重慶「打黑」功臣王立軍,躲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尋求政治避難,成為一九八九年以來罕見的中共高官叛逃案例,引發國內外媒體強烈關注。

有關王立軍躲入美國領事館的傳聞在七日深夜至八日清晨一度成為中國各大社交媒體焦點話題。有消息指,王立軍二月五日以副市長身份前往重慶師範大學調研工作,後化妝出逃至成都,六日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尋求政治避難。

《資本時代》雜誌執行主編鮑迪克稱:「成都的一位警司已經向本人確認:今晨(二月八日晨)被逮捕的確實是王立軍。」有消息稱,重慶方面七日派出大批警察前往成都,八日清晨六點半,王立軍被送至成都雙流機場,前往北京,但最終押送王立軍的是中央方面的人而非重慶警方。

美國駐北京使館發言人包日強表示,他不能就有關有人欲申請庇護的傳言發表評論,但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沒有受到安全威脅,也沒有要求中國加強保安。

二月八日上午一一時後,重慶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在新浪、騰訊及新華網的官方微博發布消息:「據悉,王立軍副市長因長期超負荷工作,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經同意,現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療。」觀察王立軍春節後一些公開場合的講話視頻可以看出,王並未出現明顯的「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官方消息恰恰側證了王立軍「出事」的傳聞,聯繫不久前王立軍的職務變動,令素有「霧都」之稱的山城重慶,更增一層官場迷霧。

二月二日,重慶市政府新聞辦發布消息稱,重慶市委近日決定,王立軍不再兼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以副市長身份分管科教文衛等工作。這一決定被外界解讀為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與王立軍之間的關係出現裂痕,王立軍的實權被架空。此後,重慶市政府給出了一個約八百字的官方評價,稱其「政治立場堅定,政治意識和大局觀念強,事業心和責任感強,堅持原則,敢於碰硬,處事公道,執法公正,要求自己嚴格,群眾口碑好」,但「不足之處是,工作有時要求急一些,批評人不太注意方式方法」。 《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二月三日曾就職位變動的消息致電王立軍,王回應「這是正常的工作調整」,關於網上種種傳聞,王立軍「哈哈大笑,稱自己並不知情」,並反問記者,這些網絡傳聞「是在哪裏看到的」。

現年五十二歲的王立軍早在十幾年前就與薄熙來在遼寧相識,後被薄熙來「點將」至重慶,在重慶「打黑」行動中立下汗馬功勞,也被視為薄熙來在中共內部仕途的風向標。王立軍為何仕途遭遇突變?有消息稱,在王立軍卸任公安局長之前,薄熙來就已向其周圍親近人士「下手」,王也感到來自薄的壓力。

薄熙來王立軍為何反目

薄熙來因何突然冷待這位股肱之臣?長期在海外新聞網站發表政論的網民「牆外仙」認為,薄熙來的「唱紅打黑」並未得到中共最高層認可,高層對其進入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並不支持,希望從王立軍下手,給薄熙來製造阻力。迫於壓力,薄不得不將愛將調任虛職,但王立軍自知性命可危,巨大壓力下做出今日之決定。

關於王立軍在重慶「打黑」期間刑訊逼供、貪污腐敗等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但最近一則一九九九年的「舊聞」重回公眾視野,被疑為是王立軍地位不保的訊號。有網民翻出一九九九年《中國青年報》的一篇報道,《被公安局長的車撞了挨打又挨拘》,指出王立軍一九九八年在遼寧開原開車撞人並毆打傷者。但海外中文網站消息稱,王立軍曾向高層舉報薄熙來之妻谷開來在海外隱匿巨額資產,導致兩人失和,王立軍出逃。但此消息尚未得到證實,王立軍因何舉報薄熙來也成為謎團。

王立軍「治療性休徦」引起人們對其命運的猜測,有了解美國政治庇護的人士指出,任何重要人物進入美國使領館尋求政治庇護,只要能出示足夠證據證明自己有遭受政治迫害之危險,美方在沒有獲得該人免受迫害的保證之前,決不會將該人交還當局。王立軍被送至北京,應該是得到了某種程度的「保證」,或將免於性命之虞。

一個「巧合」是李莊案的後續故事。就在二月七日當天,李莊的助理馬曉軍夫婦公開起訴重慶市公安局,起訴理由是重慶市公安局在馬曉軍被監視居住期間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在重慶打黑案中曾為文強辯護並被判偽造證據而入獄一年半的李莊表示,「我願意, 休假式治療中的一切『病 』,提供免費法律諮詢,如果真有那一天,我願意隻身前往重慶出庭,為『病人』免費辯護。在此,提醒審訊者,要依法審訊,千萬不可對『病人』刑訊逼供。否則,我會當庭申請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依法維護我的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王立軍的異動也引發對薄熙來仕途的猜想,生於四川的作家鐵流對媒體表示,薄熙來不可以進入十八大常委名單,「好多老幹部都對他很反感」。而一些對薄熙來「唱紅打黑」向來持否定態度的改革派人士則樂見重慶「內訌」。

聯繫到薄熙來近期的公開表示,上述推測也並非無邏輯可尋。二月三日,在重慶市宣傳工作會議上,薄熙來說,「敵對勢力在信息輿論方面可謂煞費苦心,我們哪裏出點事,它就會可勁地忽悠、造謠,其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而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薄熙來總結「唱讀講傳」活動時說,「邦國、慶林、長春、近平、國強、永康等中央領導同志來渝時都給予充分肯定」,曾被政論家解讀為綁架中共高層為自己「站台」,同時逼胡溫及李克強對重慶表態。現在王立軍避走美國領事館事件,已經影響到薄熙來的政治行情。由於茲事體大,對薄熙來在中共十八大上能否進入常委,投下了難以預測的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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