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7日星期二

“六四一定會被平反”

《新史記》記者柯宇倩/2012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23周年,就在紀念日前2個多月,媒體披露溫家寶多次在中共高層會議中,試探性提出重新評價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的消息。中國學者、異議人士陳子明在接受《新史記》專訪時表示,此消息是有意放出的風聲,想觀察外界對此作法的評價。陳子明說,20多年前中國知識界的討論主軸是憲政民主,如今知識界有了分歧,學生對政治的關注度也降低,但要求走民主憲政的人比從前更堅定、思想更成熟,陳子明相信六四終會平反。
 
 
六四一定會被平反
 
2月底,中國網路突然開放趙紫陽詞條和六四相關文字照片的搜索,清明的頭一天,官方的中新社發表了題為《胡耀邦墓前清明祭》的文章,被新華網、人民網等近百家媒體和網站轉載,文章透露在胡耀邦逝世後的23年裡,胡耀邦陵園共有80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200多位省部級官員前往悼念,其中很可能包括胡錦濤和溫家寶,文章的刊登,被視為胡耀邦已經徹底被解禁。
 
中共對趙紫陽的管制也所有放鬆,以往清明節、64日時,總有民眾前往北京趙紫陽故居進行悼念,多數時候悼念無法順利進行,但今年的清明節,200多位到趙紫陽故居悼念的民眾並未如往年一樣遭到當局的極力阻攔,網民也可登錄趙紫陽網上紀念館悼念。
 
陳子明曾以中國人脖子以下的自由增加了,脖子以上的自由減少了來比喻中共對言論自由的管制。雖然2月開放敏感詞的搜索,但沒過多久,中共開始加強掃除網上造謠傳謠,恢復嚴格審核,抓補造謠傳謠者,封閉新浪、騰訊,再次禁止六四、趙紫陽等詞彙的搜索,趙紫陽網上紀念館也無法登錄。
 
曾被網友瘋傳的網路歌手紅衣大叔新歌《浩然正氣趙紫陽》,在優酷上已搜索不到,該歌曲高唱浩然正氣趙紫陽,鐵肩傲骨震八方,一片丹心天可鑑,勤政為民做榜樣。堅持真理愛人民,兩袖清風國忠魂撥雲見日魂兮歸,平反紫陽舉國歡
 
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網路一鬆一緊是平常現象,現在應不會有大的變動。現在的政法部門、宣傳部門兩桿子,人事都沒有變動,所以我不期望它現在有大改變,大的變化還是必須先人事履新,才可能產生,現在的變化,只是探探水。
 
薄熙來被拉下馬後,有人說改革派底氣更足了,陳子明認為這點是否屬實還要觀察,但是以薄熙來為代表的毛左派,可以確知是受到沈重的打擊。
 
陳子明說,敏感詞彙的解禁乃至評價,都是歷史潮流,不管中共怎麼鬥,這張牌最終都要出的。中共高層正在醞釀拋棄歷史包袱,對下一代領導人來說,肯定要觸及這個問題,現在的疑問是,胡溫這一代會不會想提前出手。
 
當局對六四話題有限度開禁,有分析認為是想測試民意或黨內大老的看法,為傳說要推行的政治改革試水溫,胡溫適時對網路放鬆,也可能有警告另一派的意味在,胡溫一旦訴諸民意,將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
 
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警告意味是可能有的,畢竟胡溫手上沒有沾血,也不是六四鎮壓的直接受益人,做網路解禁的動作,得分也能得的多一些,對於六四的直接受益人來說,要他們做這樣的動作,就會更痛苦。
 
陳子明認為,網路解禁後的民意,清楚顯示了對民主憲政發展的期待,對於建立中國民主憲政平台,陳子明抱持較樂觀的態度,他認為體制外缺乏像胡錦濤這個年齡層的一代自由派知识分子,因此胡錦濤從中無法聽到什麼肺腑之言,到了習近平、李克強的年齡層,體制內外有共通人生經歷和學習經歷的人多了,使得雙方互動的可能性增加。在他所接觸到同年齡層的副部級以下官員、企業家和學術界人士,絕大多數人對於中國民主化的前景,都抱有期待。
 
至於六四的平反,陳子明也表示樂觀。六四終有一天會平反,這是沒有疑問的,跟我打交道的法官、檢察官、公安局的人,從1991年開始都私下跟我說六四肯定要平反的,法官判完刑,跟我私下談時,都說判刑是沒辦法的事,是上級的指令。陳子明認為,如果不重新評價八九民主运动,政改思路無法貫徹。
 
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中共對網路的壓制總是不太容易收效,因為人有變換語言方式的能力,也有主觀判斷能力,例如周永康的代號是康師傅,六四的代號為“88”,在創新詞彙不斷出現的情況下,中共一定無法完全壓制,陳子明認為,如果人心不改變,就一定會將不滿表達出來。
 
從前一般人的文章不會登上報紙,也沒有一個陣地時,只能嘴巴說說,現在有這樣的網路平台了,只要這樣的陣地還在,就一定是中國憲政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工具。陳子明表示,至於六四,如果中國的年輕人能逐漸重新認識六四,網路上的呼籲也會增多,對當權者也會形成一股推力。
 
 
 
 清明節期間,一名白發蒼蒼的老人在胡耀邦墓碑前瞻仰。連日來,來此瞻仰憑吊胡耀邦的當地民眾或外地游客絡繹不絕。中新社發 劉占昆 攝

香港媒體越來越“紅”了?

《明鏡》記者范方華/香港記者協會2012年的最新調查指出,有超過八成的記者認為曾蔭權任內的7年來,新聞自由有所倒退,媒體自我審查現象趨嚴重,同一時間,香港銷量最高的英語報紙《南華早報》也爆出總編輯王向偉打壓旗下記者與敏感新聞的事件,似是呼應了香港記者協會的調查。

調查:香港新聞界自我審查情況惡化

628日,香港中文時事電子雜誌《陽光時務》刊登了資深美國記者慕亦仁(Paul Mooney)的文章,這位已在中國大陸居住多年的自由撰稿人,大爆自己“為什麼被踢出《南華早報》”,引發輿論關注。

在慕亦仁文章曝光之前的624日,香港記者協會已先發佈了一篇新聞稿,公布針對曾蔭權治下的新聞自由的最新調查結果。香港記者協會呼籲港府訂定資訊自由法,營造開放空間,以扭轉官員箝制新聞自由的風氣和手法,否則不單新聞自由這核心價值岌岌可危,香港作為區內資訊中心的地位亦可能如江河日下。

在此調查中,香港記者協會向新聞業界發出1154分調查問卷,回收663份,調查顯示,29.7%的受訪者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有些倒退,57.2%的人認為有明顯倒退;認為沒有變化的,只有6.2%;而認為有進步的,則更少至2.7%

香港記者協會的調查中,35.9%的受訪者承認自己或上司有自我審查,在慕亦仁看來,《南華早報》的總編王向偉就屬於自我審查的一群。

慕亦仁接受《明鏡》專訪時表示,他與《南華早報》的合約跟其他人一樣,他的是一年一簽,領的是月薪而非稿費雖然沒有規定一個月必須交幾篇稿,但沒有其他的勞工福利。

依照規定,慕亦仁所撰寫的稿子只能提供給《南華早報》,若有稿子《南華早報》不用,在知會《南華早報》後,慕亦仁可用筆名將稿子投到其他的媒體。這些另覓落腳處的稿子,有的報導人權問題,有的報導西藏、新疆議題,幾乎都是與政治相關的內容。

香 港的新聞社會學專家、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在接受《明鏡》採訪時表示,香港媒體確實有自我審查的情況,且照現在的情況,新聞自我審查和言 論自由的情況不會好轉,但各媒體新聞自我審查的程度不同,表現也不一樣,香港媒體也確實有些大陸化傾向,但不能說新聞自由受到重大威脅、媒體自我審查嚴 重,或情況將很大程度地惡化,因為香港人和香港新聞界仍對這類事件很敏感,會站出來反對,所以制衡力量仍在,因此需要重視,但不用感到很悲觀。


全文將刊在 《明鏡》月刊中。



資深記者慕亦仁



《南華早報》總編王向偉




《南華早報》報導李旺陽事件的第一個版本中,篇幅較第二個版本明顯許多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

熊逸:武侠重武而不是重俠——似是而非種種


《明鏡月刊》熊逸


2.是“武”而不是“俠”

武俠小說在中國近現代蔚為大觀,而當時的文人學者大多對此不以為然,只是冷嘲一下小市民的低級趣味罷了。但也有一些人把武俠熱當作一種大眾文化現象加以考察,進而探究這一現象的成因及其社會功能。

一種相當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因為正義在現實世界裡屢屢得不到伸張,人們看到的永遠都是“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屍骸”,總是有心抗爭卻總是怯於抗爭,於是只有借助武俠的白日夢來對沉伏已久的正義做出替代性的伸張。

稍受西學浸染的國人至此很自然地會推衍出這樣一個結論:武俠小說的興盛正說明了中國人法制意識的淡漠——我們總是冀望于俠客從天外飛來主持公道,卻不肯冀望于一個完善的法制世界,由法制來伸張正義。

1904年,周桂笙為《歇洛克復生偵探案》(今譯《福爾摩斯探案集》)撰寫弁言,向國人推薦西方偵探小說,文中特別強調了偵探小說最重人權,即便是偉大的偵探也只能把自己一展身手的範圍僅僅限制在偵破的領域裡,不能私自充當法官和劊子手的角色。

這樣說來,西方的偵探小說和中國本土的武俠小說似乎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前者重人權、尚法制,後者不但毫無人權和法制的觀念,而且——尤其要不得的是——崇尚暴力。而今已是百年之後,看看中國的圖書市場,偵探小說依然冷寂,武俠文學則有金庸、古龍、梁羽生帶起的新的高峰,其盛況比之還珠樓主的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到了今天,武俠熱作為一個大眾文化現象依然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但學者們思考所得的結論往往只是印證了百年前的那些說法。陳平原的《千古文人俠客夢》把武俠文學堂堂正正地納入了專業研究領域,書中談到“整個民族對武俠小說的偏愛,確實不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說‘不美妙’,是因為武俠小說的風行,不只無意中暴露了中國人法律意識的薄弱,更暴露了其潛藏的嗜血欲望。”

這樣的意見被不斷地轉引和稱道,以至於成為當今中國文人對武俠小說的一種相當主流的認識。的確,武俠小說唯獨在中國風行,這是事實;中國人的法律意識確實薄弱,潛藏的嗜血欲望也確實存在,這些也是事實;所有的環節看上去都是那麼的合情合理,但是,它們之間的因果關係當真存在嗎?





 熊逸《谋杀正义》(明鏡出版社)


事實上,現當代美國的文藝作品裡也有許多可以稱之為俠的角色,譬如鋼鐵俠、閃電俠、蜘蛛俠、神奇四俠,當然,還有超人及其家族。雖然在上述稱謂之中, “俠”的字眼其實出自中譯者的手筆,但毋庸置疑的是,這些美國俠客完全符合中國的“武俠”標準:他們有著遠超常人的非凡本領,游離於常規世界之外,到處行 俠仗義、鏟惡鋤奸、定人生死。值得留意的是,他們之斷定是非,憑的是各自的良知,而不是系統的法律知識和規範的法律程序。但是,要說現當代美國人“法制意 識薄弱”,這恐怕是說不通的。

至於“嗜血欲望”,這更不是國人獨有的,任何一部武俠小說在這一點上的表現顯然都遠遠不及《電鋸驚魂》這樣的系列電影和《生化危機》這樣的系列遊戲,甚至相形之下,武俠小說純潔得有如童話。

在我看來,武俠小說並不是一種中國特有的地方性文學,而是一種具有普世意義的“白日夢小說”,其核心閱讀趣味不是“行俠”,而是獲得一種操縱性的能 力,讓人體驗那種為所欲為的快感以及成功的喜悅。只不過因為伸張正義是人類的一種本能的追求,並且現實社會必不可免的不公永遠刺激著人們對正義的渴望,所 以“行俠”才會成為主人公的必修功課之一,成為一種如此令人愉悅的閱讀體驗,卻算不得武俠小說的本質特徵。

是“武”而非“俠”才是武俠小說的本質特徵,人們可以很容易地接受一些有武而無俠的文藝作品(可以是成長、競技、復仇或魔幻類型),而較難接受的是有 俠而無武的作品。是“武”,而不是“俠”,提供了武俠小說的核心閱讀趣味,所以,任何在“俠”的一面煞費苦心的思考都是從一開始就走錯了道路。(《明鏡月刊》第23期)


《明鏡》月刊 第30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3250?apKey=fedd22f528

欧阳小戎:极端主义的流毒


对一名或者一群试图在中国推进人权与自由事业的人们来说,认识自我并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之重要性,似乎无需赘述。然想要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在中国建设起一个倚赖普遍选举的民主政体,并仰仗此政体以确保吾国民享有各种自由及天赋人权之事业,时时更新或温习我们的认知,乃是这一建设过程中,需要贯穿于始末之必要事务。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团伙,影响了中国社会过去90多年,并直接统治了中国大陆60余年。在今日之中国,留下其根深蒂固之影响,我辈纵以反对派自居,若欲从其意识形态泥潭中将自己彻底解脱出来,亦殊非易事。

过去数十年,多有睿智之士,从共产主义学说及中国传统之政斗“哲学”出发,对共产党集团之于中国社会之影响,颇有分析。这些分析大多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极端主义的社会里,绝大部分人受着极端主义的教育成长,并在这种极端社会里被打磨。

所有极端主义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当极端主义认为某一种事物是正确的,那么它仅仅承认这种事物,而对除此之外的一切皆视而不见,或者否定并试图消灭它们。

表现在学术领域,马克思发现了经济活动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之后,便将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均归究于经济。他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诚然,经济活动对人类社会具有极深刻的影响,但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却并非仅有经济一种因素。宗教、文化传统、民族、种族、地缘政治等诸多我们已知甚至今日仍旧未能发现的因素,都在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所有这些因素结成一个复杂的网状,要想将他们解构开来,既难以实现,更有可能是非常狭隘的。

又譬如,极端的种族主义政治势力纳粹党认为: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族群,因此,纳粹进而认为只有雅利安才配得上拥有各种政治权力,他们试图剥夺其他民族和种族的政治权力甚至试图消灭他们,将他们从地球上铲除。这是极端主义的典型逻辑,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和纳粹实际上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层是人类社会最优秀的阶层,因此只有工人阶层才配得上拥有政治权力,而其它阶层不配拥有,甚至需要被消灭。

生活在这种极端社会里的人们,会身不由己被这种极端逻辑打上印记,哪怕是以反对者的身份出现,亦难以幸免。因为这种极端逻辑,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它同化。

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日常化的例子,极端的共产党集团灌输我们说:人应该有崇高的理想或者以天下的兴亡为己任。因此,沉浸在个人的小生活中是可耻的,个人的小生活应该被抛弃。于是,在我们从小学习的教材中,涉及到宋词这个非常狭小的领域时,那些以描写个人情感和个人生活为基调的婉约派词作被大大地消减,而以国破家亡为基调的豪放派被大大地夸大。

有一位拥有政治反对派身份的文艺批评家,他认为,在宋词这个领域,那些表现个人生活和个人情感的婉约派词作,才是人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情感。而豪放派词作,则装腔作势且带有危害性,因为他担心豪放派词作以家国天下为基调的风格,会在潜移默化中侵犯个人的生活和情感。

这位批评家犯了他所反对对象同样的极端主义错误。他和他所反对的那个极权文化,都把个人生活、个人情感与所谓的“家国天下”对立了起来。实际上,这二者并不对立,非但如此,它们还非常和谐地面、并存于人们的情怀之中。以嗟叹家国破亡著称的词人辛弃疾,同样写过许多以个人情感和个人生活为基调的作品;而以抒发个人情感著称的李清照,亦有“家国天下”的作品传世。这是人在不同内外环境下自然产生的两种情感,假如支持哪一个,就一定需要否定另一个的话,那么无疑是非常荒唐的。

这位批评家反对以“家国”压制个人,但他并没有摆脱他所反对的极端主义逻辑,他走上了以个人反对“家国”的道路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并不比他所反对的那个对象高明。因为真正侵犯个人权力的,是窃“家国”之名,以“家国”化身自居的皇权。此皇权不仅侵犯个人权力,同时也侵犯整个社会,即所谓“家国天下”的权益。

被称为“万物之灵长”的人,我们可以同时既是一个个体,又隶属于某个群体。并且非但“可以”如此,现实情况亦“确实”如此。极端的共产党集团,常年累月向我们灌输一种逻辑,认为“人民”是正义的,而个人是低级的,甚至是罪恶的,在这种极端逻辑最为猖獗的年代,他们甚至想要消灭个人,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他们通过种种偷换概念的手段,把“人民”这个概念偷换成他们自己,而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在这个社会上建立一个人个人服从于“人民”的社会秩序,而是要求真正意义上的人民(people)服从于他们。

在反对派中,将“人民(people)”与个人对立起来,因为认识到个体拥有与生俱来的种种正当权力,便认定“人民”是阻碍这些正当权力的根源,甚至否认“人民(people)”这一概念,认为“人民(people)”并不存在,或者“人民(peolpe)”是罪恶的。这样逻辑并不罕见,广泛存于反对派这个群体之中。将“人民(people)”与个人对立起来的诸君,实际上并未摆脱专制当局的洗脑。他们虽然意识到了不可以“人民”的名义侵犯个人空间这一普适性价值。然而他们同样走入了极端主义的漩涡,“人民(people)”和个人也许会在某些特定场合呈现出相互冲突的一面,但这二者并不相互否定,这二者是人这一高度社会化物种,在社会生活中的两种角色,这两种角色既非不可并存(即当你是个人的时候,你就不是人民;或者反过来),亦不能相互置换(你可以以个人的身份,来解决你作为人民这种身份所面对的问题;或者反过来)。我们试设想一下,前段时间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抗议乃至起义,这些大规模的抗议乃至起义行为,和某位作家因为著作被剥夺出版权而奋起抗议的行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尽管这两类抗议行为都指向人权与自由,但这其中却有天渊之别。

真正剥夺着个体与生俱来所应有的种种正当权力的,或者说,与个体权力为敌的,是窃用“人民”名义的统治集团,而非“人民”本身。并且,这个统治集团不仅与个体为敌,更与“人民(people)”为敌。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作为人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存在什么冲突;而是无论我们以何种社会角色出现——个体的或者群体的,都要面对一个剥夺我们权力、侵犯我们的利益、扭曲我们的伦理、歪曲我们理性的专制集团。它以极端主义的面目诞生,并以极端主义的逻辑毒害我们。愿与诸君共同温故而知新,努力排除我们认知中的极端主义流毒。幸甚!

欧阳小戎,《零八宪章》月刊

各方圍繞作協四大領導班子名單激烈較量的內情


於是,圍繞著作協“四大”的名單,兩大板塊劇烈衝撞,各自施展手段。
中組部、中宣部派出的人事安排小組,通過 一份《中國作家協會領導班子設置的補充意見及徵求意見的安排》的報告,經鄧力群、賀敬之同志審閱批准,開始了大範圍的徵求意見行動。從1983年12月 初,分別由郝一民、王敏、王慧敏等同志分赴廣東、上海、遼寧等地徵求意見。沙洪、趙鼎新、張少庭、劉林等同志在北京徵求有關同志意見。並把各地各方面徵求 回來的意見,編了十幾期《情況反映》。

我無法全部摘錄這些《情況反映》,如果部分摘錄又怕給人造成斷章取義或者厚此 薄彼的誤解。因為這些《情況反映》,反映的都是極為敏感的人事問題。誰推薦誰了,誰非議誰了,誰說的話抱著怎樣的企圖,誰反映的情況又為了達到什麼目 的。……總之,全部引無法容納;部分引又似乎有傾向性之嫌。所以我乾脆一句不摘錄,光抄錄一下這些《情況反映》分發的範圍。

發:習仲勛、宋任窮、胡喬木、胡啟立、喬石同志,中組部陳野萍、王照華同志,中宣部部長、副部長、顧問、秘書長,幹部局、文藝局,人事安排小組成員。

也許人數不算很多,但影響之大,範圍之廣,分量之重,誰也掂量得出。

張光年對人事安排小組的一舉一動是非常關注的,束沛德介紹了這樣一個情況:

“要 說起來,中間還有這麼一段,張光年對我們倆有了些意見。因為當時我們兩個人是人事安排小組成員,會開得很多,我出去了兩次,一次是到東北,一次是到武漢, 徵求對作協、文聯領導班子的意見,回來以後寫成簡報。當時中宣部一個常務副部長經常到會上去,這個會先考慮作協的班子,後考慮文聯的班子,會上麼,可能會 提到這個人那個人,我和唐達成呢,也是一種機械性吧,當時一再強調,人員沒有定下來,不要往外傳,不要過早地,這方面呢,後來光年呢,嫌我們跟他通氣不 夠,就是中宣部人事安排小組的會的情況。當然了,我們不可能開一次會就到你那裏去,當然了,可能我們腦子裏還有點框框吧。”

我問:“張光年作為本屆黨組書記,中宣部、中組部的人,關於人事安排,他們同張光年不通氣?”
束 沛德:“那當然還是要通氣的。他是一段時間,最後形成一個什麼結果了,再徵求他的意見。會議上是一個工作班子,他要不斷地提出各方面的反映和意見,機構怎 麼設置,班子哪幾個人,它有個過程。也可能提到。比方作協要設常務理事會,主席、副主席到底老的留哪幾個,新的要加幾個,形成個意見後才能跟張光年見 面。……

“這裏面,可能,……(束沛德的話說得有些吞吞吐吐了)……可能也涉及到,賀敬之與張光年、馮牧之間,在反 精神污染上,已經形成了……已經有些意見。所以在某些密切地配合方面,有些,聽說賀敬之同他們有段時間都不說話了。所以四代會前,負責層之間的矛盾,降到 我們這一層,……(束沛德又停頓了。難言之隱?)我們不是每開一次會議,不便馬上回來就……,當然我們還是,我們也不會在張光年面前隱瞞什麼,忌諱什麼, 還沒輪到我們說的時候,就這個呀那個呀,張光年已經知道了。後來,張光年對人事安排小組的作法有些意見,也是有些他的不同的看法的。最後,這個人事安排小 組提出的名單,上至中央書記處,胡耀邦呀、萬里呀、習仲勛呀,包括喬石、胡啟立都會參與意見。”

從馬中行的日記中,也可看出張光年對人事安排小組的敏感:

昨天,達成準備了一天整黨對照檢查,晚上念給我聽,半夜三時他才全部改完,又念給我聽。……今天上午,達成作了對照檢查。別人提意見:……光年說,人事安排小組時,他對達成有意見,達成不信任他,也不跟他通氣。達成說,上邊有紀律。

在 唐達成的工作筆記中,1985年1月26日記載著張光年在唐達成整黨對照檢查後的一段發言:“……這個人事安排與中央精神相對立,這應該與我們商量。應該 找人支持、撐腰。不找我商量,這種畏難我就不同情了。”後來,張光年在給中宣部整黨工作提意見的發言中,表達得就更為明確了:“人事安排問題,1、不符中 央意圖;2、不合文藝界人心。”

面對如此嚴峻的態勢,張光年確實沒有少動腦筋,這點,從他日記上也得到反映:

1984年5月15日  星期二  晴
……下午3時半王蒙應邀來談,他對中宣部最近一些過分的措施也覺費解。談到作協黨組,他主張唐達成挑第一把手擔子,他願全力支持,但不參加黨組。………

1984年5月19日  星期六  多雲
上 午,中央辦公廳秘書局送來“親收絕密件”(今年28號文件):《中央書記處在聽取中組部工作彙報後提出的重要意見》,其中規定年齡已過的中央級及省、市第 一把手,明年黨代會前退下來,換上六十歲以下的優秀幹部。這是個喜訊,中宣部、作協、文聯的領導班子問題都不難解決了。作協黨組王蒙不願幹,就讓唐達成幹 吧。【註】

1984年6月15日  星期五  陰
……下午王蒙來,……我提出請他擔任新黨組書記,列入我提的名單,他堅持只同意任黨組組員,願全力支持唐達成。

1984年6月29日  星期五  晴 (高至35度)
……王蒙來電話:賀敬之日前訪他,自訴有很多為難之處。他決定不調馬烽了,也不提自兼作協黨組書記,而勸王蒙接班。王辭謝,表示支持唐達成接班,賀贊成唐,對馮牧意見仍很大雲。……

1984年7月10日  星期二  陰
上午翻閱了今春日記,回憶一些事情,為向仲勛同志彙報,記下幾條備忘錄。

仲勛同志秘書來電話,邀我下午3時半去談。

下 午準時去勤政殿,范民新秘書說仲勛頭暈,大夫去了。我說不談了,范說習一定要我等他。如是再三。我與范秘書漫談一小時後,習被人攙扶來了。我說“今天不談 了”。他說“要談”。我說只談十分鐘,結果談了一個小時。我談的少,他談的多,也很重要。他贊成作協“四大”12月開,要給中央寫個報告,他表示支持。我 說要為作協黨組提出參考名單,他說“對了!”我扶他送我出門,勸他回家休息。他說談的這些,他要告訴耀邦。他走路不穩,我很擔心。

1984年7月13日  星期五  晴
上午黨組會。……會上,我首先扼要介紹了與習仲勛同志談話中有關召開“四大”及另提新黨組名單的內容。

下午王蒙來。他已從馮牧處得知我同仲勛談話要點。……

1984年8日15日  星期三  晴
唐達成、束沛德來。……賀敬之沒時間同他們談,只讓梁光第轉告,賀此刻不能批,作協要找中央同志批也好。他倆還談了“人事安排小組”即將上報作協黨組、主席團等名單。……
當然,任何現實中的事情,當你將它梳理得條理化的同時,也就把它簡單化了。資料再全面,再詳盡,再是實錄,都只是程度不同的片斷。任何資料、文本的集成,都無法把當時的歷史原貌再現。其中還排除了由於私利和偏見所造成的作僞,排除了遺漏、記憶散失所造成的斷裂。

歷 史進展的線條是紛繁的。在此期間,曾被人稱之為“馮老大、賀老二”的賀敬之與馮牧兩兄弟,由睡一個炕沿,鑽一間防震棚的親密無間,變得分道揚鑣,勢同水 火;聰明絕頂的王蒙與反復無常的胡喬木之間,那層撲朔迷離的關係以及對整個事態發展的影響;楊子敏進入中宣部任文藝局代局長,在張、賀兩大板塊的擠壓中, 如何手足無措,感慨萬端,張光年對楊子敏由“寄予厚望”到“令我很失望”的過程;以及在此期間,朱子奇、張僖、蔣子龍、張鍥等等等等眾多人物,如太陽系中 的眾多星球,既有公轉軌跡,又有自轉軌跡,形成了一個群星燦爛而又浩瀚飄渺的銀河大系。那就不是一個人的傳記可以窮盡。

下面,我僅引用當年對瑪拉沁夫的一封推薦信。因為瑪拉沁夫在唐達成後一段的經歷中,將成為一個重要角色。
這是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轉給張光年的一封信,此信以“中辦信(84)原京532號”的編號發出。信的內容為:

啟立同志:
全國青聯委員蔡測海(土家族)、查舜(回族)給您寫信,說為加強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領導,應有少數民族的作家進入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和書記處,並推薦瑪拉沁夫為候選人。
原信附後,請閱。
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胡啟立同志處批:“請張光年同志閱處”。
張光年批:“請達成、王蒙、馮牧同志閱後存檔”。

如何議論及處理此信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的事實是:瑪拉沁夫原來曾為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而此次作協“四大”,既沒進黨組,連書記處書記也不是了。

我 不願因此事而對張光年和瑪拉沁夫之間的關係進行妄加推斷。還是讓我們聽一段瑪拉沁夫自己說的話:“四次作代會的時候,是張光年的大表演,那事太多了。沒什 麼意思,說穿了那人事上的安排,還不是張光年一個人說了算。主要以張光年為首。不想說。咱們跟人家資歷不在一個檔次,年齡又比他們小多了,是文學晚輩,你 張光年想充當文學界領袖,我還不服你呢,你別給我扯這個。中顧委生活會上,我就第一個點名批評他,我說你想充當領袖你還充當不了呢。中顧委專門召開的張光 年的生活會,伍修權主持的。我就是這話。你想充當新時期文藝界的領袖,把新時期文學藝術上的成就都歸於你,沒那事。”

從維熙是這樣對我談到他的進入黨組:

“考 察名單從來沒找我談過話,所以我認為就沒有考察過我。至少應該跟我談話的,但從來沒有找過我。……我在北京作協就安安靜靜地寫我的東西。這中間,胡喬木給 我來過兩封信,其中也沒談這件事,只是談我的作品。一個《北國草》,一個《雪落黃河靜無聲》,這信我一直保留著。……所以我進作協黨組,既意外又突然。在 我同輩人裏面,包括我最好的朋友劉紹棠,他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按說他比我更有資格,我知道他跟胡耀邦關係又比較近,在五十年代的時候,胡耀邦就比較喜歡 他,大概他太鋒芒畢露,也太狂妄。是不是覺得從維熙比較憨厚呀?其實他們只看到我的一面,另一面,我跟賀敬之照樣也拍桌子。”

從 維熙的話使我想到許多盡在不言中的潛臺詞。我想到胡喬木在這個時期突然給從維熙寫信的含義;想到胡喬木與王蒙非同尋常的關係;還想到張光年日記中提到,王 蒙最後一刻提名了從維熙。我無法瞭解其中的內在聯繫,只能隱隱感覺到:各種用力,最終因相悖、抵消、借力、合力,最終形成了這麼一個用力方向。最後名單的 形成,恐怕無論是對苦心經營要延續自己控制的張光年,還是對不露聲色要體現自己意志的王蒙,都有始料未及之處。或者說是,因為順應某些一閃即逝的偶然因素 而順水推舟的結果。總之,歷史進程中充斥著偶然性,也許其中蘊含著某種必然。這種偶然與必然的交織辨證,使人們更多地產生“不到火候不揭鍋”的謹慎,以及 “夜長夢多”的擔心。所有這些突變,對於組織部門按部就班、嚴格慎重的對幹部的考察程序,就顯得非常具有諷刺意味。而對一系列漫長過程中的考察之人和引薦 之人就顯得非常滑稽可笑了。

選自《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陳為人著,明鏡出版社







刘晓波妻子刘霞摄影作品在台湾展出


沉默的目击摄影展开幕式(美国之音张永泰拍摄)

 
美国之音张永泰
台北 -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摄影作品集“沉默的力量”目前正在台湾228国家纪念馆展出。

今年是台湾解除戒严25周年,台湾228国家纪念馆举办了一项名为“沉默的目击”国际人权纪实摄影展。

这项展览有来自于7个国家18位摄影师的作品,其中也包括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以“丑娃儿”(Ugly doll)为主题的26张作品。


策展人 蔡文祥(美国之音张永泰拍摄)
 
 
​​*隐喻描绘中国处境*

策展人蔡文祥表示,刘霞的作品主要是以写实的手法处理人权问题,透过隐喻的方式来描绘她和刘晓波在中国的处境。

他说:“对我来讲满符合可以唤醒世人对人权的尊重,以大陆的环境放在台湾这个地区来看,我觉得更具有相当的意义。”

蔡文祥还指出,这批作品是刘霞的友人,法国经济学家索尔曼(Guy Sorman)在刘霞遭到软禁之前,烧成光碟并躲过当局的检查带出了中国。

台湾228国家纪念馆馆长 廖继斌(美国之音张永泰拍摄)
 
 
​​*避免强凌弱众暴寡*

台湾228国家纪念馆馆长廖继斌表示,228事件虽然发生在台湾,却可以借镜到全世界,也就是有权力的人应该要避免强凌弱、众暴寡。

他说:“今天所展出的照片,各位可以看到,不断的透过照片呼吁,有权力的人、强势的人要照顾弱势族群、少数族群。”

刘霞这批名为“沉默的力量”作品都是以传统相机所拍摄的黑白照片,她以丑娃儿来隐喻中国人民身心上的痛苦,凸显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这些作品曾经在纽约和香港展出。

台湾民众观看刘霞摄影作品(美国之音张永泰拍摄)
 
​​*不知作品在台展出*

照片中的娃娃是20年前刘霞的一位巴西友人送给她的,其中的一张照片是刘晓波手拿一个面容痛苦的娃娃,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被捆绑的娃娃坐在一本书前面。

法国经济学家索尔曼在展览手册当中指出,这些都是很简单的照片,但是,她让你知道在中国生活是多么的困难,特别是艺术家和知识份子。

刘晓波因为参与起草摿惆讼苷聰被判刑入狱,刘霞随后也遭到当局严密控制,并且和外界失去联系。索尔曼就表示,目前无法联系上刘霞,刘霞并不知到她的摄影作品正在台北展出。

避谈李旺阳及僭建 新特首期望施小恩作掩口费

特首梁振英

 
法广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曾承诺会「一次过交代」僭建风波的特首梁振英,改口「事件进入司法程序」,拒绝交代事件,更避谈湖南省政府的李旺阳报告,只是大谈 耗资共78.5亿港元(下同,折合8.2亿欧元)的社福措施,包括长者生活津贴、半价青年宿舍和符合资格人士免补地价购买政府资助房屋等。泛民主派政党批 评梁振英转移视线,「用钱收买人心」,但相信对提振民望,裨益不大。

未上任即受僭建丑闻缠身的梁振英,在立法会议员要求下,定于16日到立法会解画,但他在答问大会开始时的发言部分已表明,不会回答有关僭建的提问,因为特首竞选中的一名候选人何俊仁已提出要求推翻选举结果的选举呈请,但就重申,自己只是严重疏忽,不涉及诚信问题。

即使身兼律师的独立议员郑家富指出,由于法庭仍未受理有关的选举呈请,因此梁振英以僭建事件进入司法程序而拒绝交代,是十分「荒谬」,要求他交代僭建始末;但梁振英坚决不解释。

另外,梁振英亦对一切政治议题不作回应,当被问及对六四铁汉李旺阳的官方死因报告有何看法时,梁振英表示,不应公开评论报告,而在一国两制原则下, 特区政府官员应否公开评论香港以外,尤其涉及中国内地政府的事务,值得大家深思和讨论。至于香港警察「公安化」的问题,梁振英亦只是说,警方执勤时已「相 当克制」,而个别人士若有不满亦有投诉渠道。

相反,梁振英在开场发言时大谈惠民措施,包括为40万名合资格长者提供2200元生活津贴、长者医疗券金额倍增至1000元、容许5000名月入少于3万元的首次置业家庭免补地价在二手市场购入政府资助的居屋、资助兴建青年宿舍、以及拨款5亿元成立社企基金。

有关措施大受长者欢迎,并期望尽早落实,但泛民议员和舆论则多指责特首迥避问题,坦诚不足。工党李卓人更批评梁振英的「派糖」措施是转移视线,「用钱收买人心」,但愈是用这些伎俩回避僭建问题,愈显出他诚信有问题,难以挽回公众信心。

不过,亲政府的工联会王国兴和民建联刘江华均认为,这不是转移视线,而在上任半个月便交出实质政策建议亦是好事。

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表示,答问大会是特首问责的场所,绝少被用作公布多项惠民政策,相信这是梁振英期望转移视线之作,但这只能在短期内阻止梁振英的民望进一步下滑。

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学术统筹宋立功指出,梁振英可能仍未想好如何回应僭建问题,故此避而不答,但最终必须交代。

俄罗斯与西方站在强硬对抗的门槛上

俄罗斯外长在叙利亚行动小组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2012年6月30日
Reuters/路透社
 

法广 古莉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到访北京之际,联合国的叙利亚特使科菲-安南今天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俄罗斯媒体称,俄罗斯与西方站在一场强硬对抗的门槛上。俄罗斯商业日报说,自从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在革命中被打死后,俄罗斯的立场就明显变得更加强硬。


俄罗斯媒体报道今天科菲-安南与普京在克林姆林宫的会谈时表示,俄罗斯与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正在进入一场尖锐的较量。俄罗斯商报今天报 道说,在叙利亚问题上,克林姆林宫的立场十分强硬,在会晤科菲-安南前夕,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都多次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这样的强硬态度是前所未有的。

拉夫罗夫谴责西方“敲诈”并重申莫斯科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拒绝外部干预阿萨德的去留问题。俄罗斯商报说,上星期,普京在外交会议上,要求俄罗斯的外 交官在涉及叙利亚问题时,强调国际法。俄罗斯商业日报说,自从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在革命中被打死后,俄罗斯的立场就明显变得更加强硬。

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第七章起草了一项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将联合国向叙利亚派观察员的任务延长45天,同时要求叙利亚当局立即停止对反政府武装和平民使用重型武器,否则将对叙利亚采取制裁。

莫斯科反对欧美在这项延长案中加入制裁字眼。莫斯科向联合国提交的决议案将联合国在叙利亚的观察任务延长90天,没有提及任何制裁。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表示,如果西方在联合国提交他们的决议案,俄罗斯将行使否决权。

陈水扁狱中曾三次自杀,儿子提交其健康评估报告


因贪污等多项罪名被监禁的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儿子陈致中周二(17日)拜见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提交陈水扁的健康评估报告。

该报告称陈水扁患有两种精神疾病,曾在狱中有过三次自杀行为,据台大医师的说法,按现行状况,他可能会在四年内死于狱中。

陪同陈致中的民进党立委许添财要求王金平参与促成陈水扁保外就医的签名。

但王金平没有具体表态,只是表示会在适当时候向马英九转达他们的看法。

BBC

今年上半年在华外国直接投资减少3个百分点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在华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减少了3个百分点。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又一有力佐证。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兴趣正在减弱。

中国商务部周二(7月17日)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前6个月,在华外国直接投资为591亿美元(约合480亿欧元),与去年同期的609亿美元相比,减少了3个百分点。

在分析这一变化的背景时,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媒体表示,世界经济复苏的脚步缓慢,诸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他同时指出,中国制造业生产成本的提高,以及政府控制房地产市场的紧缩政策也是造成今年上半年外国直接投资减少的因素。

流入房地产的外国投资减少

沈丹阳指出,上半年外商投资出现同比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使得流入房地产领域的投资额锐减,因而不能说这个数据状况就说明了实际经济局面有多么糟糕。数据显示,外商在房地产领域直接投资额在今年上半年大幅下降12.4%,扣除该领域投资后,实际外商投资额仅下降0.1%。

商务部:刺激措施年内见效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6月份,在华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就减少了120亿美元,降幅达6.9%,尽管同期来自受到债务危机困扰的欧盟国家的投资略有回升。今年1至6月,欧盟国家在华投资额为35.2亿美元,与2011年同期相比上升了1.6%,而此前的5个月里,欧盟对华投资下降了5.1% 。同时,来自包括香港、澳门、日本和菲律宾在内的10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降低了2.8个百分点,来自美国的投资减少了3.2%,达到16.3亿美元。

不过商务部副部长王超周一在香港参加一个会议时表示,对华外国投资的规模在今年内会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王超表示,政府近期采取的刺激景气和拉动消费的措施将会起到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增强国际投资者的信心。

少见的举措:央行近期两次降息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曾在去年7月达到6.5%,但之后又逐渐回落。根据官方上周五公布的数字,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7.6%,是3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自今年6月以来,中国央行两次降息,这是近年来少见的举措。而此前政府已三次降低银行的储备金率。这一措施旨在放开贷款,刺激经济增长。中国领导人还有意采取进一步措施。总理温家宝上周表示,稳定经济增长是政府第一要务。

来源:路透社/法新社 编译:叶宣

责编: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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