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7日星期二

各方圍繞作協四大領導班子名單激烈較量的內情


於是,圍繞著作協“四大”的名單,兩大板塊劇烈衝撞,各自施展手段。
中組部、中宣部派出的人事安排小組,通過 一份《中國作家協會領導班子設置的補充意見及徵求意見的安排》的報告,經鄧力群、賀敬之同志審閱批准,開始了大範圍的徵求意見行動。從1983年12月 初,分別由郝一民、王敏、王慧敏等同志分赴廣東、上海、遼寧等地徵求意見。沙洪、趙鼎新、張少庭、劉林等同志在北京徵求有關同志意見。並把各地各方面徵求 回來的意見,編了十幾期《情況反映》。

我無法全部摘錄這些《情況反映》,如果部分摘錄又怕給人造成斷章取義或者厚此 薄彼的誤解。因為這些《情況反映》,反映的都是極為敏感的人事問題。誰推薦誰了,誰非議誰了,誰說的話抱著怎樣的企圖,誰反映的情況又為了達到什麼目 的。……總之,全部引無法容納;部分引又似乎有傾向性之嫌。所以我乾脆一句不摘錄,光抄錄一下這些《情況反映》分發的範圍。

發:習仲勛、宋任窮、胡喬木、胡啟立、喬石同志,中組部陳野萍、王照華同志,中宣部部長、副部長、顧問、秘書長,幹部局、文藝局,人事安排小組成員。

也許人數不算很多,但影響之大,範圍之廣,分量之重,誰也掂量得出。

張光年對人事安排小組的一舉一動是非常關注的,束沛德介紹了這樣一個情況:

“要 說起來,中間還有這麼一段,張光年對我們倆有了些意見。因為當時我們兩個人是人事安排小組成員,會開得很多,我出去了兩次,一次是到東北,一次是到武漢, 徵求對作協、文聯領導班子的意見,回來以後寫成簡報。當時中宣部一個常務副部長經常到會上去,這個會先考慮作協的班子,後考慮文聯的班子,會上麼,可能會 提到這個人那個人,我和唐達成呢,也是一種機械性吧,當時一再強調,人員沒有定下來,不要往外傳,不要過早地,這方面呢,後來光年呢,嫌我們跟他通氣不 夠,就是中宣部人事安排小組的會的情況。當然了,我們不可能開一次會就到你那裏去,當然了,可能我們腦子裏還有點框框吧。”

我問:“張光年作為本屆黨組書記,中宣部、中組部的人,關於人事安排,他們同張光年不通氣?”
束 沛德:“那當然還是要通氣的。他是一段時間,最後形成一個什麼結果了,再徵求他的意見。會議上是一個工作班子,他要不斷地提出各方面的反映和意見,機構怎 麼設置,班子哪幾個人,它有個過程。也可能提到。比方作協要設常務理事會,主席、副主席到底老的留哪幾個,新的要加幾個,形成個意見後才能跟張光年見 面。……

“這裏面,可能,……(束沛德的話說得有些吞吞吐吐了)……可能也涉及到,賀敬之與張光年、馮牧之間,在反 精神污染上,已經形成了……已經有些意見。所以在某些密切地配合方面,有些,聽說賀敬之同他們有段時間都不說話了。所以四代會前,負責層之間的矛盾,降到 我們這一層,……(束沛德又停頓了。難言之隱?)我們不是每開一次會議,不便馬上回來就……,當然我們還是,我們也不會在張光年面前隱瞞什麼,忌諱什麼, 還沒輪到我們說的時候,就這個呀那個呀,張光年已經知道了。後來,張光年對人事安排小組的作法有些意見,也是有些他的不同的看法的。最後,這個人事安排小 組提出的名單,上至中央書記處,胡耀邦呀、萬里呀、習仲勛呀,包括喬石、胡啟立都會參與意見。”

從馬中行的日記中,也可看出張光年對人事安排小組的敏感:

昨天,達成準備了一天整黨對照檢查,晚上念給我聽,半夜三時他才全部改完,又念給我聽。……今天上午,達成作了對照檢查。別人提意見:……光年說,人事安排小組時,他對達成有意見,達成不信任他,也不跟他通氣。達成說,上邊有紀律。

在 唐達成的工作筆記中,1985年1月26日記載著張光年在唐達成整黨對照檢查後的一段發言:“……這個人事安排與中央精神相對立,這應該與我們商量。應該 找人支持、撐腰。不找我商量,這種畏難我就不同情了。”後來,張光年在給中宣部整黨工作提意見的發言中,表達得就更為明確了:“人事安排問題,1、不符中 央意圖;2、不合文藝界人心。”

面對如此嚴峻的態勢,張光年確實沒有少動腦筋,這點,從他日記上也得到反映:

1984年5月15日  星期二  晴
……下午3時半王蒙應邀來談,他對中宣部最近一些過分的措施也覺費解。談到作協黨組,他主張唐達成挑第一把手擔子,他願全力支持,但不參加黨組。………

1984年5月19日  星期六  多雲
上 午,中央辦公廳秘書局送來“親收絕密件”(今年28號文件):《中央書記處在聽取中組部工作彙報後提出的重要意見》,其中規定年齡已過的中央級及省、市第 一把手,明年黨代會前退下來,換上六十歲以下的優秀幹部。這是個喜訊,中宣部、作協、文聯的領導班子問題都不難解決了。作協黨組王蒙不願幹,就讓唐達成幹 吧。【註】

1984年6月15日  星期五  陰
……下午王蒙來,……我提出請他擔任新黨組書記,列入我提的名單,他堅持只同意任黨組組員,願全力支持唐達成。

1984年6月29日  星期五  晴 (高至35度)
……王蒙來電話:賀敬之日前訪他,自訴有很多為難之處。他決定不調馬烽了,也不提自兼作協黨組書記,而勸王蒙接班。王辭謝,表示支持唐達成接班,賀贊成唐,對馮牧意見仍很大雲。……

1984年7月10日  星期二  陰
上午翻閱了今春日記,回憶一些事情,為向仲勛同志彙報,記下幾條備忘錄。

仲勛同志秘書來電話,邀我下午3時半去談。

下 午準時去勤政殿,范民新秘書說仲勛頭暈,大夫去了。我說不談了,范說習一定要我等他。如是再三。我與范秘書漫談一小時後,習被人攙扶來了。我說“今天不談 了”。他說“要談”。我說只談十分鐘,結果談了一個小時。我談的少,他談的多,也很重要。他贊成作協“四大”12月開,要給中央寫個報告,他表示支持。我 說要為作協黨組提出參考名單,他說“對了!”我扶他送我出門,勸他回家休息。他說談的這些,他要告訴耀邦。他走路不穩,我很擔心。

1984年7月13日  星期五  晴
上午黨組會。……會上,我首先扼要介紹了與習仲勛同志談話中有關召開“四大”及另提新黨組名單的內容。

下午王蒙來。他已從馮牧處得知我同仲勛談話要點。……

1984年8日15日  星期三  晴
唐達成、束沛德來。……賀敬之沒時間同他們談,只讓梁光第轉告,賀此刻不能批,作協要找中央同志批也好。他倆還談了“人事安排小組”即將上報作協黨組、主席團等名單。……
當然,任何現實中的事情,當你將它梳理得條理化的同時,也就把它簡單化了。資料再全面,再詳盡,再是實錄,都只是程度不同的片斷。任何資料、文本的集成,都無法把當時的歷史原貌再現。其中還排除了由於私利和偏見所造成的作僞,排除了遺漏、記憶散失所造成的斷裂。

歷 史進展的線條是紛繁的。在此期間,曾被人稱之為“馮老大、賀老二”的賀敬之與馮牧兩兄弟,由睡一個炕沿,鑽一間防震棚的親密無間,變得分道揚鑣,勢同水 火;聰明絕頂的王蒙與反復無常的胡喬木之間,那層撲朔迷離的關係以及對整個事態發展的影響;楊子敏進入中宣部任文藝局代局長,在張、賀兩大板塊的擠壓中, 如何手足無措,感慨萬端,張光年對楊子敏由“寄予厚望”到“令我很失望”的過程;以及在此期間,朱子奇、張僖、蔣子龍、張鍥等等等等眾多人物,如太陽系中 的眾多星球,既有公轉軌跡,又有自轉軌跡,形成了一個群星燦爛而又浩瀚飄渺的銀河大系。那就不是一個人的傳記可以窮盡。

下面,我僅引用當年對瑪拉沁夫的一封推薦信。因為瑪拉沁夫在唐達成後一段的經歷中,將成為一個重要角色。
這是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轉給張光年的一封信,此信以“中辦信(84)原京532號”的編號發出。信的內容為:

啟立同志:
全國青聯委員蔡測海(土家族)、查舜(回族)給您寫信,說為加強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領導,應有少數民族的作家進入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和書記處,並推薦瑪拉沁夫為候選人。
原信附後,請閱。
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胡啟立同志處批:“請張光年同志閱處”。
張光年批:“請達成、王蒙、馮牧同志閱後存檔”。

如何議論及處理此信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的事實是:瑪拉沁夫原來曾為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而此次作協“四大”,既沒進黨組,連書記處書記也不是了。

我 不願因此事而對張光年和瑪拉沁夫之間的關係進行妄加推斷。還是讓我們聽一段瑪拉沁夫自己說的話:“四次作代會的時候,是張光年的大表演,那事太多了。沒什 麼意思,說穿了那人事上的安排,還不是張光年一個人說了算。主要以張光年為首。不想說。咱們跟人家資歷不在一個檔次,年齡又比他們小多了,是文學晚輩,你 張光年想充當文學界領袖,我還不服你呢,你別給我扯這個。中顧委生活會上,我就第一個點名批評他,我說你想充當領袖你還充當不了呢。中顧委專門召開的張光 年的生活會,伍修權主持的。我就是這話。你想充當新時期文藝界的領袖,把新時期文學藝術上的成就都歸於你,沒那事。”

從維熙是這樣對我談到他的進入黨組:

“考 察名單從來沒找我談過話,所以我認為就沒有考察過我。至少應該跟我談話的,但從來沒有找過我。……我在北京作協就安安靜靜地寫我的東西。這中間,胡喬木給 我來過兩封信,其中也沒談這件事,只是談我的作品。一個《北國草》,一個《雪落黃河靜無聲》,這信我一直保留著。……所以我進作協黨組,既意外又突然。在 我同輩人裏面,包括我最好的朋友劉紹棠,他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按說他比我更有資格,我知道他跟胡耀邦關係又比較近,在五十年代的時候,胡耀邦就比較喜歡 他,大概他太鋒芒畢露,也太狂妄。是不是覺得從維熙比較憨厚呀?其實他們只看到我的一面,另一面,我跟賀敬之照樣也拍桌子。”

從 維熙的話使我想到許多盡在不言中的潛臺詞。我想到胡喬木在這個時期突然給從維熙寫信的含義;想到胡喬木與王蒙非同尋常的關係;還想到張光年日記中提到,王 蒙最後一刻提名了從維熙。我無法瞭解其中的內在聯繫,只能隱隱感覺到:各種用力,最終因相悖、抵消、借力、合力,最終形成了這麼一個用力方向。最後名單的 形成,恐怕無論是對苦心經營要延續自己控制的張光年,還是對不露聲色要體現自己意志的王蒙,都有始料未及之處。或者說是,因為順應某些一閃即逝的偶然因素 而順水推舟的結果。總之,歷史進程中充斥著偶然性,也許其中蘊含著某種必然。這種偶然與必然的交織辨證,使人們更多地產生“不到火候不揭鍋”的謹慎,以及 “夜長夢多”的擔心。所有這些突變,對於組織部門按部就班、嚴格慎重的對幹部的考察程序,就顯得非常具有諷刺意味。而對一系列漫長過程中的考察之人和引薦 之人就顯得非常滑稽可笑了。

選自《唐達成文壇風雨五十年》,陳為人著,明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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