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寧邊區轟動一時的“劫持張國燾出走”

《新史記》程光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總後勤部長邱會作的兒子程光所著《歷史的回顧：邱會作與兒子談革命經歷和若干歷史問題》（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用父子對話的方式叙述了許多他親歷的重要歷史事件和接觸的歷史人物。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經作者程光授權，《新史記》選載該書第五章“紅軍兩大主力分裂”。小標題為本刊編輯所加。

邱會作（1914—2002），江西興國人。1928年參加革命，1929年參加紅軍。參加了中央蘇區一至五次反“圍剿”和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共建國後，他 於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部長等職務。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邱會作被打成“林彪反黨集 團”成員被拘押，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1980年“兩案”審判，他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後保外就醫。2002年逝世。
對話者“子”係指程光，“父”為邱會作。

時任華南軍區政治部主任邱會作與兩個兒子合影。1952年攝於廣州。（程光提供）

一提張國燾，話說不到一塊

子：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在經歷了三過草地的波折之後，終於和事先匯合的紅二方面軍一起北上了，到達了陝北。紅軍三大主力匯合了。
父： 對此毛主席早有預料。我記得他說過其中的道理：四方面軍南下沒有前途。劉湘（四川省主席）與蔣介石面和心不和，視蔣為敵。現在四方面軍回去，劉湘積極反對 他們才能生存。如果劉湘對付不了，蔣介石一定借反共為由進川。劉湘只好和蔣介石一起反對四方面軍，不許他們呆在四川。四方面軍最後還會北上。

子：後來對張國燾進行了批評和批判，這在黨史和軍史上是大書特書的。
父：從我的實際體會來說，效果並非如官史上說的那樣，四方面軍很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對這是不服的。

子：你是指多年前，是毛澤東去世後？
父：不，就是當時。我真正體會到這一點，是在1937年我上抗大時。
我進入抗大二期學習，其中有不少紅四方面軍的學員，我所在的二隊學員近百人，都是團以上幹部，其中四方面軍的約佔三分之一。他們精神壓抑，很少說話。中央進行反對張國燾軍閥主義的教育，他們認為是整他們，來學習就是來挨整。

子：你們在一起的生活中也能體現這種矛盾？
父： 從我們學員來說，是團結的。我在二隊被編在第三組，和同組的余秋里（來自二方面軍）、伍書普（來自四方面軍）三人一間窯洞。余秋里戰鬥負傷去掉了一隻胳 膊，生活很不方便，但學習期間不許帶警衛員，招呼他的事，吃飯、打水、洗臉等，就由我和伍書普幫助。至於出公差、打掃衛生、整理內務，也由我倆代勞。我們 來自紅軍三個不同的方面軍，但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白天形影不離，晚上同睡一炕，親如兄弟。
大家雖然感情親密，可是在學習中，一遇到那個問題，或是影射到了，矛盾就來了。
二 隊在學習中曾就一件實例進行討論。是一個連指導員（原一方面軍的）講政治課時提問一個原四方面軍的戰士，“是毛主席好還是張主席好？”戰士毫不猶豫地回 答，“張主席好！”戰士忠厚樸實講心裏話，受到了懲罰。討論中，一、二方面軍的人認為戰士非常錯誤，而四方面軍的人對於用這樣的實例進行教學很憤怒，多數 人不吭氣，也有反抗的。伍書普就說：“張主席總有好的時候嘛！”
二隊隊長倪志亮和支部書記謝富治的意見不一致。謝講張國燾壞，而倪閉嘴不說，實在憋不住就吼一聲：“都光杆兒了，還有什麼軍閥主義！”這句話被支委會抓住了。倪是四方面軍參謀長，謝是師政委，倪的下級，他對倪不批評，而我們幾個支部委員指責倪志亮，可他雙眼一閉，不理睬。

子：在我看來，謝富治不只因為曾是倪志亮的下級才那樣，他心裏會有看法，是一種不表態的表態。
父： 倪志亮越是被說成是“軍閥主義”，越要給大家一點顏色看。1937年2月很冷的一天早上，倪事先穿得很厚，突然緊急集合把全隊帶到操場訓話兩小時，學員們 沒有準備穿得不多，凍得哆嗦，凍病了好幾個。事後支委會指責倪是故意整人，並向校部報告要對他鬥爭，教育長羅瑞卿批准了。全隊鬥爭了倪一整天，要把他的隊 長反掉。倪見形勢不妙，向朱老總求救。朱德來了，講三個方面軍的幹部要團結，勸大家把事情過去算了。在朱德的壓力下，倪志亮做了檢查，雖然是應付，但他怕 了，以後什麼事也不過問。哪他還是不同意中央反張國燾的某些作法嘛。

“劫持張國燾出走”轟動一時

子：除了學員中的這種爭議，當時還發生了轟動一時的想要“劫持張國燾出走”事件，是一些重要的紅四方面軍幹部所為。
父：為了揭破這件謀劃，我還參與了其中的一些工作。
1937 年春，在抗大學習的四方面軍少數人曾參與要劫持張國燾離開陝甘寧邊區。他們的活動校保衛處早有所聞，以為是少數人想結夥出走，並不知道要搞走張國燾。為了 偵破該案，保衛處的科長陳福生到二隊來學習，在學員中組織了偵察小組，有一隊張元壽、二隊的我和黃克功、三隊李某（名字記不起了）共五人，陳福生是組長。
我們偵察小組聽了情況介紹，一隊學員許世友（四方面軍軍長）、洪學智（軍政治部主任）等人想要把張國燾搞到陝南去另外組織紅軍，有二十餘人參與。從這可以看出，中央對四方面軍幹部的政策很有問題，而張國燾在四方面軍指戰員中很有威望。

子：他們的謀劃，很快就發現了？
父： 起初偵察毫無進展。一天，我和黃克功等人在延安北門的城牆上玩，無意中發現了二隊學員徐長勛（四方面軍總司令部四局局長）、三隊學員張大華（原四方面軍營 長）等七、八個人由城牆腳下的水洞裏出來，見了我們就慌張地走了。我們好奇地到下面看了一下，水洞約一米五高，一米多寬，是雨季時城裏向外排水的通道。洞 裏有煙頭、花生皮等雜物，可以判斷那兒有過多次活動。我們向邊區保安處長周興匯報了。
第二天周興召集偵察小組開了會，他說，此前已經有人舉報了他們的活動。這次的新發現更證實了情報，上級決定拘留張大華進行審訊。
張 大華被捕後供出一些情況：幾個月以前，他們傳達了張國燾的指示，再創造一支紅軍和根據地，四方面軍多數人會來投奔，先要秘密準備。他們最近開了會，分工和 謀劃如何走，已對延安城的地形進行過偵察，城的一邊是延河，西邊是鳳凰山，其餘是城牆，只有那個水洞可以秘密出城。行動時在城內的鐘樓放火，乘著混亂出 城，然後直奔陝南。走的人都要帶好自己的槍，帶上警衛員，子彈準備要充足。
那時，幹部的槍支由自己保存，有的人有幾支槍。他們幾十個人有相當的戰鬥力，少數部隊很難攔阻。案件正在破獲的時候，我患病發高燒休息了幾天，行動沒再參加。後來的事，如逮捕許世友等人，毛主席釋放了他們等情況，多有文章記載，你可以找來看看，我就不贅述了。

子：你不再說了，可是別人卻一直在說。你的老鄰居老朋友王樹聲大將的大兒子，和我是從小一起上學長大的朋友，可謂無話不說。至今，他們四方面軍的幹部和後代子弟，對此一直在說。紅四方面軍原主要領導也在說，是徐向前、李先念，那都是黨和國家的領袖，是國家主席呀！
父：他們主要說些什麼？

子：說那個電報（註），說是根本沒有張國燾那個電報。那個時期的電報在檔案中完好地保留著，說是張國燾“沒”那樣發“密電”，發的電報是別的內容。我們的軍事科學院和國防大學，是軍史研究的權威機構，也分成了兩派。堅持“有那個密電的”是葉劍英原來的秘書為首的學派。
父： 人們過去常把怨恨記在葉劍英偷出來的那個“密電”上了，爭辯它的有無，其實人們的怨恨應該記在日後整人的錯誤政策上。如果沒有因為張國燾而過分地整了一批 紅四方面軍的幹部，如果更多考慮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在半個世紀以後，人們對那個“密電”的有或無，就不會這麼較真了。現在我擔心的是，在人為的“路線鬥 爭”和宗派觀念的驅使下，會把歷史上真實的東西扭曲，埋沒了。

註：指黨史界一直爭論其有無的所謂“長征密電”——據 稱張國燾1935年9月9日發給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一份密電，被葉劍英看到其中有令陳等“武力解決”中央的文字，便密報毛澤東，毛澤東隨後率部急速離開 張國燾的部隊。是否有這份電報、電報內容爲何，成爲中共黨史上一樁著名的公案。（《新史記》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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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中国“平权运动”初探

面对中国社会时下每年二十几万起群体事件，各种不公不义不法横行，中国平权运动正是这种社会权利失衡的救济，是引导中国脱出泥沼的渡桥。中国政治改革近年来呼声不断，但由于其缺乏具体内容而流于形式与口号，以致在社会中找不到着力点，无法真正落地开花。而要想摆脱政改这种虚空的口号，呼应社会平权诉求，将平权运动纳入政改范畴，就是使政改获得动力与生命的有效途径。若能如此，中国的政治改革才真正扬起了远航的风帆。

近年来中国维权大潮中涌动着一股平权激流，这就是追求权利平等，反对在地域、属性、性别、种族等等方面存在的歧视，努力从政策、法律上消除各种不公、不平的现象的平权运动。平权运动中的追求权利平等具有两方面含义：其一，社会中每个公民在法律上的权利是平等的，无论是总统还是乞丐，在公民权利上没有多少与高低之别；其二、人类已经认识到的公民的权利本身，各种权利之间也是平等的，不能因一种权利而损害另一种权利，不能以某种权利的强调而压制其他的权利，如不能以生存权或发展权来压制公民的言论、信仰、选举、参政、议政等等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

权利平等原则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有着集中的反映。《世界人权宣言》开篇第一句即是“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同时《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二条“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可见世界各不同地域、各不同国家中的公民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即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人权。同时，《人权捍卫者宣言》中也明确规定：“重申所有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均为普遍、不可分割、互相依存并互相关联，应在不影响其中每一项权利和自由的实现的前提下公平合理地予以促进和落实”，这就强调了人权的不可分割，即各项权利之间是相互依存并相互关联，要求"在不影响其中每一项权利和自由的实现的前提下公平合理地予以促进和落实",即不能强调某项权利而忽视甚至压制其他权利。由此我们看到，社会平权运动有着深厚的人权与法理根基，是立足于人类历史积累的共同成果，是依据人类共同认识与遵行的人权准则的。

平权运动作为一项社会运动发轫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最早是在教育领域反对白人与黑人隔离上学的制度，即教育平权运动。虽然美国教育平权运动的法律渊源可追溯到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中的第十四条修正案（1868）第一款中的“对于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绝给予平等法律保护。”但真正引起美国教育平权运动应该是肯萨斯州托皮卡市的奥利弗.布朗夫妇要求当地学校允许他们的孩子在专门为白人子女开办的学校上学，但遭到拒绝后，布朗夫妇遂根据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关于平等保护的原则，向地区法院提起诉讼。结果，地区法院以“隔离但平等”原则为依据，判决布朗夫妇败诉。1954年，布朗夫妇仍以同样理由上诉联邦最高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这一案件所涉及的白人学校和黑人学校在有形条件方面是平等的，但是，作为公立学校，采取“平等但隔离”原则很显然有碍于公立学校的教育，不利于保护儿童的平等权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裁决：“在公立教育领域中，‘隔离但平等’的理论没有立足之地，隔离的教育设施实质上是不平等的，所以，我们认为，原告们以及这些诉讼所涉及的其他与原告们处于相同境遇的人们，由于他们所控告的种族隔离的原因，被剥夺了联邦宪法第14条赋予的法律平等保护权利。这一结论已使我们没有必要再讨论种族隔离是否还违反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关于法定程序条款的问题。我们现在宣布，公立教育中的种族隔离是违反法律平等保护的规定的。在公立教育制度中，1896年以来实行的只讲‘政治平等’，不讲‘社会平等’的原则是不存在的。”

其后美国教育平权运动进一步发展推广到美国黑人反隔离与歧视运动、妇女反歧视要平等运动，即从教育平等，到种族平等，到性别平等。后来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 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等情形下，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女性、病患者等各种社会弱势群体。再后来美国还出现了同性恋反歧视的平权运动。通过这一系列在不同时期不同重点诉求的反歧视行动，形成了波及美国社会各领域的反对不平等的社会平权运动。

应该说平权运动在世界各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对人权的保护进程而以不同的形式涌现着，中国近年来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中就包含着许多对权利平等诉求的平权运动。现简单列举如下几个涉及面广，影响深远且需要持久努力的平权运动。

其一、各权利之间的平权运动。中国长期以来强调所谓生存权与发展权，甚至将生存与发展奉为首要人权，以致忽略甚至压制其他权利。这种被一些人形象地称为“猪权理论”的逻辑，必然演化成社会的唯GDP论，出现了1989年之后，中国社会只讲经济改革，不讲政治改革的掠夺式发展。围绕“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房屋可以强拆，土地可以强征，矿产可以强开，各种违背自然规律及无视技术水平的大项目（如水电、高铁）可以强上，环境可以污染，同时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效率，可以无视公民的参政、议政、知情、监督等等权利，可以剥夺公民言论、信仰、结社、集会等等自由。在这种以经济为中心的生存与发展权下，无视甚至扼杀其他人权，这样使中国社会日益深陷贫富分化、资源枯竭、环境毁坏、道德崩溃、法制松驰、社会失序的泥淖中。这种权利不平等的发展模式，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灾难。为了挽救社会危机，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起来争取各种平等权利，以使社会走出危机而迈上平稳健康持续协调的发展之路。这种争取各项人权平等保护与平行发展的努力，就是中国当下维权运动中的平权主流。

其二、所有制上个人（私人）、集体与全民（国有） 属性中的平权运动。中共建政以来在所有制上划分了个人（私人）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与全民（国家）所有制，社会资源与财富相应被归类于个人、集体或全民。虽然后来随着改革开放，这种所有制形式被外资、股份等等形式所打破，但目前中国社会事实上仍然主要以这三种所有制为存在形式。由于这种所有制的划分，历史中对个人（私人）所有制在权利上存在严重歧视，如对个体工商改造，“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口号与运动就是见证。在这些以消灭个体（私人）所有制为目的的运动下，私人所有不仅得不到与集体和全民所有权利上的同等地位，而且私人所有还常常成为在各种运动中受迫害的罪由，曾经的诸多法律法规中对私有财产甚至不予承认，自然私人所有也得不到与集体和全民所有财产的同等保护。这种歧视虽然随着经济改革而有所改变，但至今远没有到平等的地位。以中国土地制度而言，严格地说中国土地至今没有承认有私人所有，这样中国国民在自己的国家都只能是租住、借住的暂住人口。中国虽然有宅基地的名词，但事实上宅基地被归类于集体土地之列，并且城镇居民还取消了宅基地，只有农民可以保留并在法律上不属于自己的宅基地。在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上，两种不同属性的土地权利轻重也是极其不一样的，这由近年来日益争执激烈且引起社会诸多矛盾冲突的“小产权房”与“大产权房”可见一斑。同样是房，集体土地上所盖的房就被称之“小产权房”，或叫“无产权房”，是不能上市，不被法律承认，甚至公开被指斥为违法的房子，以致经常遭到权力支持下的强拆、推毁，从而导致大批房主无家可归，甚至家破人亡。在这个国家，只有国有土地上盖房才是合法的，才能上市，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由此看来，集体土地权利根本不属于集体所有，它相对于国有土地是受到严重歧视的。由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权利极度不平等，可以管窥中国社会个人、集体与全民所有制权利的不平等。由于这种不平等，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制造着社会普遍的不公、不法与不义。近年来全国此伏彼起的维权中，捍卫宅基地、捍卫集体土地的权利的根本问题就是个要求享有与国有土地平等权利的问题。事实上2011年影响巨大的广东乌坎事件，本质上也可归结为追求真正落实集体土地权利归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平权事件。

其三、农民与城镇居民身份上的平权运动。中国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人为地将社会分割成农民与城镇居民两种不同身份，附带于两种不同身份的诸多社会政策、法规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如招工、当兵、就业、福利、医疗、保险等等均有着对农民的严重不公，甚至居民与农民事故死亡中曾经的法定赔偿价码（农民最高6万，居民最高20万）都有巨大差别。随着社会发展，这种不平等权利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质疑，各种对这些不平等的反抗不断涌现，近年来，一些严重造成社会不平的政策法规在各方推动下才逐渐作出调整，如选举人大代表上实现了农民与居民的平等投票权，在生命赔偿上也实现了农民与居民的等价。当然在社会医疗保险及福利上，农民与居民还存在诸多权利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正是近年来产生农民工问题的本质所在，而追求农民与居民平等是中国近年来平权运动中涉及人数广、影响社会深的一场运动，必将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而不断推进。

其四、民族问题上的平权运动。民族问题当然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社会、宗教、生活习惯、情感等等因素，但在这些因素中，权利平等显然是更根本的东西。事实上，从历史来看，世界各国的民族问题都内含着追求权利平等的问题。一个民族之所以产生对另一个民族的意见乃至仇恨，无非是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自己民族没有处于与另一民族平等的地位，没有得到平等的尊重。一个民族起来抗争，无不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这种权利虽然在不同地域或不同时期表现于或者是信仰，或者是资源，或者是生活习惯方面，但无论精神的信仰与物质的资源归根到底也是一个权利是否得到保护的问题。所以，民族冲突中的实质也是追求权利平等的一种平权运动，而解开民族问题的钥匙也应该是使民族间真正实现权利平等。

其五、教育领域的平权运动。由于户籍制度，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类同于美国当年黑人与白人分开上学的隔离现实，大量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就是这种隔离制度的实证，那种从收费到入学各种限制，就是人为制造这种分离的藩篱。当然，中国教育领域权利的不平等，还不仅仅表现于这种制度性导致的分离上学上，各省市不同的教育考试升学录取制度，使孩子根本无法离开户籍所在地上学，因为义务教育之外的高中阶段，以北京为代表的一些省市根本不让外地学生上，更从政策上不许外地学生参加当地的高考录取。这种从求学到考试上的权利不平等，制造着社会的不公，已经引起社会诸多矛盾。近年来北京一大批家长不断联合抗议，要求给予在京的外地子弟以平等上学与考试权的斗争，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教育平权运动。

应该说中国社会的权利不平等充斥着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导致这种权利不平等的根源是封建专制的意识与制度。从人类历史来看，人权意识的确立及其保护必须是法治的社会，而一个封建专制的人治社会是不可能有权利平等的。中外历史发展事实也一再证明，一个现代权利不平等的社会，必然是畸形的、矛盾重重的、各种冲突动荡与灾难不断的社会，这种社会不可能持续发展，这种社会的人民不可能得到幸福，这种国家也不可能赢得国际社会的信赖与尊重，这种国家必然沦陷在权利失衡的内忧外患的交困中。

面对中国社会时下每年二十几万起群体事件，各种不公不义不法横行，中国平权运动正是这种社会权利失衡的救济，是引导中国脱出泥沼的渡桥。中国政治改革近年来呼声不断，但由于其缺乏具体内容而流于形式与口号，以致在社会中找不到着力点，无法真正落地开花。而要想摆脱政改这种虚空的口号，呼应社会平权诉求，将平权运动纳入政改范畴，就是使政改获得动力与生命的有效途径。若能如此，中国的政治改革才真正扬起了远航的风帆。

王德邦，民主中国

2012年7月26日《明鏡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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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6日《歷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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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团时期的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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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7.21”水灾：又一次公民意识觉醒运动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去年7月23日日的温州动车事故，可能是中国首个全程被网络直播、围观、推动，最后被维稳的新闻事件，而这次北京“7.21”水灾，对中国新闻和社会舆论的冲击，可能和去年的“7.23”事故的震撼效应类似。


去年的动车事件震撼了整个中国中产阶级，尤其是受过大学教育者为主体的微博用户和整个媒体界，原因很可能是，高速列车，是这一阶层日常搭乘的重要交通工具，对灾难他们感同身受。

但不能忽略的是，官方随后的种种处置，从到不顾可能的幸存者安危，要求抢险者切开车厢；到现场掩埋车厢，以便迅速通车；再到对死者家属们的种种威胁维稳，媒体的禁令和无奈被召回，全过程都在上亿网友的直播和围观中。

许多原本并不关注公共事务的网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第一次知道了宣传封口令，知道了维稳工作组，感受到了权力的蛮横，这是一场震撼教育。

这次“7.21”大雨，以及随后两天的搜救，如此前的动车事故一般，全程被微博用户直播。随着灾难的逐步升级，从广渠门下淹死的丁志健，到房山、石景山各处传来的泥石流和人员失踪消息，分布在北京这一千万人都市的微博用户们，“WIKI”式的呈现了灾难的全景。

很快的，雨果的一句“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很快成为流行语，出现在媒体评论和网络议论之中，用百度一搜，居然能找到一百七十万条结果。北京市和承办过奥运会的光鲜大楼形成巨大落差的的老旧的排水设施，几年来已经多次成为公共讨论的热点，但更重视政绩和利益的官方却动作不多。

网友和媒体们，习惯性的追问中国特色的问题，“到底死了多少人”，从河北的野三坡，到北京的房山，传来了太多泥石流、车辆人员被困的消息，对这个问题，到底死了多少人？官方进退失据。

就在前天，北京市官方的新闻发言人，还在对伤亡数字支吾其词，在发布会上，甚至将其视为敏感话题，在发布会上，这一数字已经写到了材料上，却临时撤回。

也在前天深夜，南方周末被紧急毙掉了八个版。该报七个记者，在北京跑了超过2000公里，记者们探访已被确认身份的24名死难者的家属。仿照西方报纸的“讣闻”版面，记录下他们的人生过往，以及遇难前的遭遇。写成了《你的名字你的故事》，25位死者，25段或轻或重的往事，用了八个版。

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审查官员要求删除平民的生平采访文章，将遇难的官员的故事做大，并将标题“哀悼”改为“英雄”，被编辑们拒绝了，于是，整个报纸印刷前，被抽掉了这八个版。编辑们将清样和文章发到网上，作为哀悼和抗议。

现在，事情似乎有了变化。

今天（7月27日）出版的各大中国报纸上，从北京的《新京报》、《京华时报》，甚至到党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都发布了这次“7.21”北京水灾遇难者的最新数字，遇难人数77人，66人遇难者身份被认定，其中5人系救灾中殉职的公职人员。

官方公布的这一信息中，对66人的详细姓名、身份，具体的遇难原因都做了交待，中央电视台甚至在新闻栏目中，逐个地念出了他们的名字。

香港大学传媒研究中心学者钱刚说，“公布遇难者名单虽然这是最起码该做的——不做已坠到底线之下，但仍应肯定这些媒体，毕竟一个一个念了出来，登了出来。前几天那些下刀下到手麻的人，那些对媒体下达蛮横禁令的人，请从你的职业杀手角色回到血肉常人，应该知耻。”

那么多名字中，最引人伤怀的，可能是在广渠门桥下淹死的出版人丁志健，他溺死在仅距离中国政治中心中南海的仅约有七公里的北京主城区的二环路上，这一悲惨故事让许多人有兔死狐悲的感觉。

同样毕业于北京大学，网友“王小心”在一篇网络文章写到她的感受，“这个家一般的城市给了我当头一棒。”

她说，“我把自己代入这个故事，却无法思索出一条可能的出路。车门被中控锁死；水压太大打不开车门；有限的力气无法踹开玻璃；没有任何可以借用的工具。除了等待救援，我别无他法。”

然而我为之奋斗的社会、我依法缴纳的所得税，没有给我带来生命的保障。我的最后希望，是给自己的亲人打一个电话，希望他们来救我，因为本来应该救我命的110，竟然在这个时候占线；而120告诉我不应该打这个电话。我的最后希望，是我娇弱的、拿着一把锤子的妻子，从暴雨中的通惠桥一路跑着过来，双膝下跪向救援人员求救。”

我最后的希望，是妻子微弱的声音在风雨中回响：“丁志健，我来救你了。” 直到手肘撞破、头骨撞碎，也无法逃出生天。

王小心说，“如果说，一个人被困在暴雨中的车里还可以归因于坏运气，那么，消防、警察、急救等国家机器在面对一个并不复杂的情势时的无可奈何，则表明了制度的缺陷。”

她说，“我相信那些救援人员并非恶意，他们也知道水下可能有一条活生生的人命；但在这样的社会里，谁又能相信谁多少呢？他们可能觉得丁志健妻子的话不够真实，他们可能觉得下水风险太大，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带够足够的工具。”

这是从最善意的角度去揣度他们之后，所能猜测出的结论。最重要的是，他们不用负责。他们不用对这片辖区负责，他们不用对这个社会负责，他们不用对纳税养活他们的人民负责。他们只用对他们的领导负责。

事实上，丁志健的故事并非只在这样的突发事件中上演：我们的亲人生病了，只能靠自己的节蓄，一场大病下来，经济拮据的家庭往往负债累累；我们的父母老了，养老金发放迟迟不到位；我们的孩子上学，靠的不是分数而是赞助费和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

王小心说，“这不是丁志健一个人的故事。这是一个社会的故事，这是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故事。那些对农民工或者贫困者的遭遇无动于衷的白领们，请恐慌吧，因为这样的故事已经发生在了我们的身上。”

王小心的文章获得了许多网友的共鸣，这种公民意识的觉醒和传播，或者也是改变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的某种起点。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南周 “你的名字你的故事”遭“和谐”

《南方周末》新一期8个版面水灾报道悉数被撤，随后这篇题为“你的名字你的故事”的深度报道被网友大量转发，公众对官方隐瞒水灾死亡人数和封杀报道发出抗议。

7月26日，多位中国网友上传了最新一期《南方周末》被删除的八个版面深度报道"你的名字你的故事"，该报7名记者奔走2000公里，采访了24位死难者家属并记录下此次北京水灾中25位遇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其中包括学生、打工者、媒体人、村民等。

此前，曾有中国媒体人龚晓跃在新浪微博上发布消息，揭出《南方周末》此次8个版的报道在付印前被撤，主管社委苦求而未果。也有一些网友上传了宣传部门在该 稿件上的批示，指示将报道25位遇难者的故事换成歌颂参与救灾的领导事迹等；据传遭南周责编集体拒签。但该图片和微博内容迅速被"和谐"。媒体人左志坚表 示："这个时代还要不停撤稿，无异于掩耳盗铃。昏庸和昏头，加速把自己往绝路上逼。"

7.21水灾

目前，这篇未能呈现在报纸版面上的报道通过网络迅速传播，有网友认为，目前官方只承认确定了22位死者名字，而南周的这篇报道，25个有名有姓的遇难者记录无异于打向政府的一记耳光。

网友陈昊芝表示："每个离去的人都有名字，有生活，有亲人。为什么不允许提及，发布，悼念。今天被删除的名单，明天会变成继续的隐瞒、渎职、漠视。如果，不希望一切继续，请下载，并且重新在自己微博上传。"

"专制权力让遇难者名字成国家机密"

从7月21日北京水灾发生后，中国当局公布的死亡数据遭到公众诸多质疑；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魏德东早前在网上呼吁，7月28日公众上街为遇难者祈福，该微博即刻遭删除；据悉，北京方面正在严密关注民众抗议动态，下令取消了将于27日在北京白云观举行的超度法会等。

7月25日晚间，此次重灾区北京房山区的区长祁红首度承认伤亡严重并称人数正在统计中；7月25日晚间21时多，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第二次水 灾新闻发布会，中国媒体《长江日报》报道了发布会的细节，新闻发言人潘安军对死亡数字再度避而不谈，多个中国官媒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获得提 问机会时，均未问及死亡数字。但现场一位女性记者称看到了发言材料上写着死亡数字为61人，而不是早前的37人。

邝飚漫画"长平"

7月26日，官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罕有发声批评政府没有及时公示信息。最新消息为人民日报记者余荣华从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7月26日晚间正在举行的情况通报会上获悉，截至目前北京市共发现77具遇难者遗体，其中66名遇难者身份已经确认，11名遇难者身份还在确认中。遇难 人员61人（男36人女25人）因公殉职5人。

网友对此依然表示质疑，有多位网友再度启动民间搜索，新浪微博有网友称仅北京房山区一地死亡人数超过300人。

旅居德国的中国媒体人长平向德国之声表示，从1949年开始，上世纪50、60年代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再到其他重大事件，在灾难中隐瞒灾情和伤亡情 况，在中国已成惯例。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官员问责和重大事件中死亡人数挂勾加剧了这一情况，他指专制权力让遇难者的名字变成了国家机密："为了方便干部 管理，而不是对民众生命和尊严负责，实际上还是中央主导的隐瞒灾情。象四川地震中的学生死亡人数，至今还是个谜，这不是地方政府能够决定的。"

"政府姿态：我们知道，就是不告诉你们"

长平也指中央政府面对大的公共事件的惯性作法，对媒体一直进行严控，但在信息时代，当局的控制往往失效："必竟是一个信息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过去欺骗性 的手段都沦为笑话。这个变化导致北京市政府也没有直接找理由，但他们会说我们还在统计，我们会实时公布等，他们能统计多少牲畜死亡、多少房屋倒塌、甚至多 少棵树，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亡，他们现在出现另一种姿态，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不告诉你。这是对现代信息下的网民的一种挑衅姿态。"

就此长平认为目前对媒体的监控和审查，实际上是从过去的欺骗转向了目前的挑衅，并由对媒体的管制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导致官民间本就紧张对峙关系更加恶化，而社会变革也在这种情势下必然来临。

作者:吴雨

责编:石涛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需要私人消费大跃进

北大金融学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认为中国经济无法继续增长，政府必须抑制投资，增加私人收入。

作者写道："中国官方宣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实际的发展恐怕会明显更弱。这个国家在走向通货紧缩，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专家都说，北京必须迅速有效地降低利息，扩大贷款发放，让自己和世界都免于灾难。

"然而，这并不容易。债务的增长如此迅速，以至于中国若不尽快收回多年来的过度投资，就会很快面临严峻问题、甚或危机。中国愈快地开始平衡，疼痛就会愈少。面对储蓄率还不到全球平均的一半、而投资率之高超过任何国家这个事实，恐怕会是一项艰难任务。"

作者建议说，"要获得更多由消费推动的增长，关键在于明显提高私人家庭收入，按照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其（中国私人家庭收入）水平空前之低。为此，中国必须提高工资，重新评估人民币，尤其是国家必须提高与风险和成本不相称的人为低息，然后政府还可以为私人家庭减少税务负担……"

文章认为，"投资增长不可避免地必须下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同样如此。投资者中的中国粉丝们很久都不明白巨大增长是多么不健康，现在总算认识到，平衡之必要迫在眉睫。遗憾的是他们依然不愿记住的是这个事实，这样的巩固与高增长率是不相容的。中国的投资增长必须下降多年，直到私人家庭的收入高到足以让消费可以取代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平衡势必导致增长减弱和实际利率上升，眼下发生的正是这样。我们不应惊慌失措、并且要求北京让这个过程逆转，而是应该为中国终于着手解决自己的问题而高兴。较小的增长不会导致中国社会扭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混乱吗？不会，只要这个过程得到有序控制。即使经济增长减少到仅仅3%，但家庭收入继续增加5%到6%的话，这一切就绝不会使社会扭曲。"

作者指出："其它国家需要中国的不是更强的经济增长，而是更多的需求。平衡将恰恰导致需求，尽管外贸顺差在下降之前会首先上升。这将导致原材料的价格下降，从而给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带来损失，但对全球的总体增长有好处。

"中国是否已经确实开始采取大幅度平衡措施，还很难说。这将意味着迅速的国家富裕增长--从中获益的尤其是政治精英--急剧下降。对此，这个国家的政治领袖会紧咬牙关加以抵制。但是，即使原材料出口者和中国的经济精英对此感到不快，经济平衡对其他所有人几乎都是积极的。"

中国惩罚参加香港游行者

《明镜周刊》7月26日报道说，"据人权活动家透露，中国当局在香港回归中国以来第一次惩处两名参加抗议者，判处他们14个月的劳教。"

该刊写道，"在这个中国特别行政区，本来言论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1997年英国将殖民地归还中国时，与北京达成协议'一国两制'。根据这个协议，香港居民享有言论自由权利。此外，特别行政区拥有自己的货币和法律制度。"

报道说，两位被捕者参加了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15周年的游行。"据抗议组织者透露，大约40万人参加了游行，警方说有63000人，双方都称这是8年来的最大抗议。"

《新苏黎世报》7月26证实说，两名被判劳教的男子来自江西省，在香港逗留期间被大陆警察监视，他们专门为了参加游行去香港旅行。

摘译：林泉

责编：石涛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德国之声中文网

起诉谷开来 影响薄熙来 各方议论多

丁力

香港 - 中国起诉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及其工作人员张晓军投毒杀人。这对薄熙来的命运预示着什么？有什么影响？谷开来将会落得什么下场？中国大陆和香港人议论纷纷。

香港明报报道这件事的标题是《薄妻控故意杀人可判死》，副标题是《专家：薄瓜瓜成量刑关键》。苹果日报和信报分别在标题中指出《当局指谷开来为子安全 毒杀英商》《因薄瓜瓜人身安全受威胁动杀机》。

*薄熙来何去何从？*

这三家报纸都没有在标题中提到这个案子对薄熙来的影响，相比之下，在4月11日，明报的有关标题是《卷毒杀英商案 逐出政治局 妻涉杀人 薄熙来完蛋》。

苹果日报也表示：薄谷开来的名字显示“当局有意强调谷为薄妻的身分，对薄很不利。因薄为昔日高官，此案审理恐涉高层斗争”。

但有些网民估计，薄谷开来是她身份证上的名字，她可能入了外籍。

曾在中国媒体工作的，熟悉中国情况的分析人士田园对VOA说：谷开来的案子“将杀人动机定为谷开来认为尼尔·海伍德威胁到其子薄瓜瓜的人身安全，由此看来，中央已决定将此案彻底定性为命案，避开经济问题。”“估计命案会很快了结，这样薄熙来的问题就只是违纪了，容易处理了，可能比王立军要轻，因为王立军去美领馆，犯大忌。”

南华早报也引用北京律师莫少平的话说，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来判断。薄熙来不会受到刑事罪起诉，因为当局没有发现他参与谋杀。

*谷开来重判轻判？*

北京律师浦志强告诉VOA：“中国的传统是杀人偿命，所以说刑法对故意杀人的处置，是这样一个规定。因而我对于谷开来会不会面临一个死刑，立即执行，并且会非常快，我很担心。”

北京刑事律师莫少平也说，故意杀人罪可以判死刑、死缓或者终身监禁等，谷开来似乎没有求情轻判的可能。不过英文的南华早报也引用莫少平的话说，如果杀人是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是为了保护孩子，那么法庭会比较宽大。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法律专家王友金也说，谷开来可能被判处比较轻的徒刑，不超过15年，因为法庭可能考虑到重大经济利益冲突和保护儿子的因素。王友金认为，谷开来的刑罚有通融空间，这是因为中国改变刑事政策，减少死刑判决，而且身为中共高干子女的谷开来可能得到照顾。

但是浦志强说：“给谷开来的指控是一种非常单纯的故意杀人罪，其实是没有任何从轻的法定情节。那么剩下的唯一一个目的，我分析，从政治上的目的，就是要豁免薄熙来的受贿罪。那么，想真正让薄熙来在受贿问题上死无对证、安全，那就是要杀掉谷开来。”

北京律师刘晓原估计，谷开来会被判死缓或终身监禁。

*网民热议*

在凯迪网《猫眼看人》论坛上，有人转载了这个消息，后面有2541个跟帖。有人写道，这又一次说明，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还有人评论说，他认为谷开来真正的杀人动机是，那个英国商人威胁到薄熙来的政治前途。

在海外的论坛上，有人问道，要涉及到多大的经济利益，谷开来才会冒险杀洋人？她这么多财富是怎么来的？

在毛派的红色中国网上，有人转载毛派学者黎阳的文章，作者指责官方“未审先判、上来就宣布‘共同投毒杀害了尼尔．伍德’、‘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的新闻网站和门户网站都转载了新华社有关报道，但是一般不允许读者评论。

*10月举行十八大？此前论定薄熙来？*

苹果日报引用分析人士的话说，本案现在起诉，显示高层对薄熙来的处理已经有了腹稿，可能在10月举行中共十八大前有决定。

明报也说：谷开来案件是中共处理薄熙来问题的重要环节，随着谷案明朗化，估计薄熙来的下场也将水落石出。法律学者王友金认为，谷案审判也要配合政治局势，显然不会拖过10月份才判决，中共在十八大前要解决薄熙来的命运问题。十八大预计于10月中下旬举行。



美国之音中文网

谷开来被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

中国官方新华网星期四报道,已经下台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涉嫌故意杀害英国商人尼尔-伍德一案近日将在远离重庆的安徽省合肥中级人民法院被提起公诉。

薄熙来妻子谷开来(资料图片)

中国官方新华网星期四的简短报道用 “薄谷开来”指称“谷开来”。报道说“薄谷开来”和张晓军合谋投毒杀害英国商人尼尔-伍德是因“薄谷开来”及其子“薄某某”与尼尔-伍德产生经济利益矛 盾，“薄谷开来”认为尼尔-伍德威胁到其子“薄某某的人身安全”。“谷开来”为什么被称“薄谷开来”，公诉中涉及的张晓军是谁，在故意杀人案中扮演了什么 角色？“薄某某”是谁，“ 薄某某”与尼尔-伍德有什么样的经济利益矛盾？一件发生在山城重庆的案件怎么在安徽合肥审理？为此，记者致电对案件来龙去脉一直关注，目前旅居加拿大的原 中国大陆资深媒体人士姜维平，解读如下：

“第一个是谷开来的身分已经确定，薄谷开来，就证明她可能是哪个国家的，可能是英国、新加坡，或 者美国，这个很重要，假如承认他是外国人，那么她就不能判死刑立即执行。另外他的案件在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般像这么高级别的领导干部，一些 家属为了显示公正，那么就异地审理，一般厅级的都在本省的范围内选一个城市。此外，第一次非常明确透露出涉及到了薄瓜瓜，薄母肯定是薄瓜瓜。薄瓜瓜是英国 公民并与尼尔-伍德的关系非同寻常。小的时候是他的保姆兼英语老师，大了以后变成一个英语老师兼生意合作伙伴。他们以前关系非常好。但是他们无论怎么好， 都有一个核心问题，他们为了利益，生意上的一种关系。所以他们以前是靠生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在围绕着生意发生冲突。见利忘义。据我所知，薄瓜瓜自己承 认他在做军火生意。做好多生意。也就是说把谷开来、薄熙来这些不义之财转移到海外，主要放在他的儿子薄瓜瓜手里。只有他才有这个条件和尼尔-伍德有经济利 益的冲突。张晓军他是薄一波家里的勤务兵，很年轻，没什么文化，农村来的。薄一波死了以后还照顾他家里的人，就是一个家奴吧。谷开来杀海伍德的时候，叫张 晓军做两件事情，一个是把海伍德从英国接来，然后他从英国伦敦飞到北京，他陪同他到重庆来。然后又合谋杀害了海伍德。这是警方指控的他的罪行。究竟他有没 有罪？要判什么刑？这还要看合肥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最后审理的结果。　”
新华社的简短报道说，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薄谷开来和张晓军两 位被告人以及被害人近亲享有的公诉权利，询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为此，今年四月初在网上撰写“从谷开来离开律师行业滑向犯罪深渊说起”一文的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乌鲁木齐分所执业律师孟子君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

“这个要依法律程序办了。”

记者：“最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孟子君：“这个要看证据，证据只要充分。他该构成什么犯罪过程。如果不够惩罚，结果谁也左右不了。”

记者：“但是新华社报道说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故意杀人罪的罪名假如成立的话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孟子君：“最高刑包括死刑。”

记者：“包括死刑，那有没有可能呢？”　

孟子君：“故意杀人是非常有可能的。现在判决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不便发表过多的评论。”

新华网星期四的报道说，安徽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薄谷开来和张晓军的故意杀人案，法院将将择日开庭审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水灾死难者成“敏感话题” 《南周》深度报道被撤换

在网民对北京暴雨死亡人数质疑声浪高涨之际，北京官方周四更新死难者人数攀升至77人。此外，《南方周末》原定八版深度报道水灾却被撤下，《人民日报》周四发表评论文章《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

图片：北京大雨引起争议及死伤不断 （志愿者提供）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新闻发言人周四深夜公布“7•21”特大自然灾害遇难人员情况。直到7月26日，北京区域内共发现77具遇难者遗体，其中66名遇难者身份已经确认，包括在抢险救援中因公殉职的5人，11名遇难者身份仍在确认中。

北 京官方政务微博周四发布消息：“7•21”特大自然灾害遇难者人数广受网友关注。继22日发布了37人的遇难者人数后，我们夜以继日开展搜救工作，又陆续 发现了一些新的遇难者。发布死难者人数，必须十分真实丶准确，由于重灾区山地多，道路破坏严重，死难者搜寻难度大，目前搜救工作已近尾声，我们一定会尽快 公布最新遇难者人数。

“7•21”暴雨过后，北京周三又迎来主汛期第二次降水。北京连续强降雨给市区及周边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洪涝灾害，北京防汛办周三公布消息称全市受灾人口达160.2万人，造成经济损失116.4亿元。

周 三晚间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召开7.21灾情新闻发布会，而对外界最为关心的死亡人数官方却闭口不谈，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周四发表评论文章《伤亡人数不是“敏感 话题”》表示，“人命关天，对生命的关切乃人之常情。正因为生命无价牵动人心，作为权威发布者，政府自然要对伤亡人数的统计格外审慎，相关情况的核实也必 须更加严肃。但与此同时，面对公众的“数字敏感”，甚至出现的一些“数字猜想”，我们也需要同时思考：这种审慎和严肃，如何与公众的关切与焦虑对接？又如 何更好地彰显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对此北京学者莫之许周四向本台表示：按照党国的体制，这些数字都是由下面统计而来的，而不是专门有 一个小组来进行，官僚主义就是这样，下面没有更新，上面就也不更新，公布这些数字还要最高领导层签字才可以，所以他们不可能更改的，何况现在又在忙着开十 八大，他们对民意的回馈做得迂回缓慢，因为它这个体制本身就不是可以直接回应的，很多人说需要政府回应，但是这个不是我们选出来的政府，我们怎么要他们回 应呢。

北京市民政局统计自发起募捐行动后，两天的时间里全市共收到6000万的善款。

网传一名重庆网民在天涯论坛上 发帖呼吁民众不要捐钱，被当局查获IP地址追踪到家中，当局指控他影响社会和谐发展，将会被以违反公共安全罪起诉。音乐人左小诅咒周四在推特表示，我在新 浪再次被禁言，没有通知，也没有告诉我任何原因。后打电话给客服告诉我，是网管办做的决定，是因为我在新浪微博影响力太大，对于7.21北京雨灾事件不替 政府说话！老子也没说啥，只是转转帖子，去年温州高铁事件也是，我也受到同样的遭遇。

北京公安局局长傅政华日前在一个会议上说：“今后，如利用互联网从事贩卖违禁物品，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严厉打击。”

据了解，广东媒体南方周末在近日采访24名遇难者家属，原来准备在八个版面刊登，星期三深夜传出其中四个版面被紧急撤下，本台记者周四在南方周末的报纸上发现其中有四个版面“开天窗”全部变成公益广告。

本台就此致电南方周末查询，一位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我是后勤人员，我也不知道。

记者：那有谁知道这个事情？

接听人员：现在这个办公室没有编辑和记者。

记者：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接听人员：现在都不在。


无论记者提何种问题对方都以不知情，也无法为记者查询为由回答。

本台记者之后再致电南方周末在广州的一位新闻编辑人员。

记者：我是香港打来我是想问关于北京暴雨的报道，你们有接到限制之类的吗？

编辑部人员：我不知道，当时我可能已经下班了。

记者：报道被限制的话，你们之后也应该都知道。

编辑部人员：你问当时的编辑吧。

记者：你们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限制令？

编辑部人员：我现在不方便回答你，不好意思，我正在开会。

对方尚未等记者问完问题，便径自挂断了电话。


熟悉事件的资深媒体人北风告诉本台记者：从南方周末工作人员发的微博来看，毫无疑问是和北京暴雨有关，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微博中说有7个同事在北京跑了超过2000多公里，采访了24个死难者家属，之后倒头就睡，之后早上起来看到消息。

记者：这是上面下的命令还是南方周末自己的做法？

北风：从了解到的程度来看，应该是广州省委宣传部下的命令，或者更高。南周的工作人员在微博中说主管市委苦求未果，一定不是南方周末自己的意思。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