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勝平
馮勝平專稿
一位從國內來的朋友說，海外民運人士和國內異議人士不一樣，是兩類人，後者素質更高。這似乎不是事實。事實上，中國的異議人士在海外叫做民運人士，在國內就是維權人士。典型例子是：劉曉波回國，由民運人士變為維權領袖；余傑出國，由維權領袖變為民運人士。他們人沒變，素質沒變，變的只是角色和環境。有趣的是，歷史會不斷重演，讀史人覺得可笑，當事人卻渾然不覺。
戊戌失敗後康有為逃亡日本，孫中山前往求見，康拒絕：你是革命黨，我是保皇黨，我們倆人不一樣。“89民運”失敗後，陳一諮、萬潤南逃到巴黎成立民陣，王秉章趕赴參加被以同樣理由拒絕。2006年，小布什在白宮接見中國異議份子，余傑和王怡排擠同行的郭飛雄，理由還是：我們和他們（民運人士）不一樣。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當局的打壓，無論是孫黃還是康梁，陳一諮還是王秉章，包括後來的余傑，最終都走上了同一條路，成了一樣的人。
其實，從更深的層次看，共產黨和人民也是一樣的人。共產黨的問題就是人民的問題，人民的問題也就是共產黨的問題。中共有八千萬黨員，從統計學上講，這是一個足夠大的SAMPLE，如果這個SAMPLE還不代表人民，就沒有什麼可以代表了。從這個意義上說，黨和人民利益的對立是個偽命題。真正和人民對立的是權貴集團。通過黨內民主，完全有可能把共產黨和權貴集團剝離，使它真正代表人民，或更準確地說，代表人民中的一部分。
黨內民主是中國的出路，共產黨的退路
三十年前，鄧小平提出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口號，經濟改革由此突破。今天，隨著經濟改革的成功，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已成為黨內外精英的共識。這一共識的具體表達方式就是黨內民主。推行黨內民主不僅是因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規範黨內的派系鬥爭，防止不擇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來實現自己的野心。
“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這是毛澤東對中國政治現實的正確描述。但他終其一身卻沒有找到一條正確處理黨內外矛盾的方法。自中共成立以來，黨內的反對派總是被打成反動派。
鑒於這一歷史教訓，十八大的當務之急是開展黨內民主，承認黨內的不同派系集團，公平競爭並善待反對派。回顧歷史，我們看到美國建國時也只有一個黨---華盛頓革命黨。它沒有與被趕到加拿大的保皇黨或國內托馬斯-潘恩的民粹派分享政權，而是自我分裂成了聯邦黨和反聯邦黨，後又演變為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共政改的最大限度是黨內民主。
沒有理由相信一個對自己都不民主的政黨會對別人民主，會開放黨禁，與其它政黨分享政權。 但中共完全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把本來就存在的黨內派別鬥爭公開化，合法化和制度化，從而最終實現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化，形成事實上的兩黨競爭制度。
中共政改可參考越共總書記由中央委員直選的經驗，在可控範圍內實行差額選舉。黨內兩派選出代表人物，依執政理念不同競選最高職位；軍隊在競選中嚴守中立；競選雙方遵重選舉結果；在朝的執政，在野的監督；七、八年再來一次。
我相信，以黨內民主為核心的一黨兩派制一旦確立，當今社會的痼疾---腐敗，懈怠，信仰危機，執政黨公信力下降---將從根本上得到解決。隨著黨內最高領袖的民主產生和派系監督的實現，“權為民所賦”將成為現實；三民（順民，刁民，暴民）將為公民取代；施黨內家法的紀委和龐大而擾民的維穩機構也將最終退出歷史舞台。
黨內民主是中國共產黨擺脫封建，告別革命，走向未來的必經之路。這條路走通了，中國將走出王朝循環。失敗了，中共將同歷史上其它的封建王朝一樣，成為歷史滄海中的一個泡沫。千秋萬代是秦始皇的夢想，打江山，坐江山是農民的境界。共產黨人的胸懷應該與此不同。
事實上，今天中共能對中國做的最大貢獻，就是利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源主動地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政黨政治，使中國有序地走向民主。畢竟，天下沒有永久的宴席，也沒有永久的執政黨。黨內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黨專政結束之時。在黨內民主中消失的中共給中國一條出路，也給了自己一條退路。
結束語：不會再有十九大
軍國為政改的成功提供了必要條件。首先是因為它沒有信仰，不怕離經叛道，其次，它可以有效地控制局面，為各種政治實驗提供穩定的外部環境。與浪漫的黨國領袖不同，軍國領袖必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信奉馬基雅佛利，隨時在拿破倫的狐狸和獅子之間選擇角色。
我不知道習近平是不是這樣的人。但我肯定知道的是，如果他不是，以後就不再需要這樣的人了。除非政治改革成功，很難想像中共還會有十九大。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不會發生革命。但政權完全可能自我崩潰。
在今天的中國，推翻一個政權不再需要三大野戰軍，三大戰役和三年解放戰爭；如中東茉莉花革命顯示，一根火柴就足夠了。記得在蘇-東-波相繼解體後，餘英時曾對我說：“如果明天打開報紙看到中共垮台，我不會吃驚。因為你看哪一個共產黨國家垮台超過一天的？”
這不是詛咒，這是一個歷史老人對民族命運的擔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