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倫：可憐的莫言

莫言在斯德哥爾摩拒談政治話題

得了諾獎，本是讓人喜悅之事，但看著他身著中山裝在諾獎文學講座上的照片，讀了他的獲獎感言和答記者問，莫言，就像他的這個筆名一樣，卻讓人感到某種可憐。


「莫言」的作家與審查制度

一個作家是要言說的，但在中國卻需要時常「莫言」，以至於我們無法知道一些作家們內心的真實感受、思想究竟如何。

法國記者皮埃爾·哈斯基（Pierre Haski）曾經記錄過與莫言這位參加、見證過八九運動的作家的一次談話，莫言曾對他說：從八九後就再不相信這個黨。但這話，大概他是肯定不會承認，也一定是要將其納入其「莫言」的範疇而不會公開說出的。
因此，他在演講和回答記者問裏提到的一些觀點，如是違心而論，不能講真心話，會讓人覺得可憐；如果是真心話，那會更讓人可憐。因為，他已經把這個體制的一些權力邏輯內化為自己的觀點而沒有自覺和批判了。

比如，所謂「審查制度哪個國家都有」之論，看上去是言之鑿鑿，其實是完全是不了解或者歪曲事實。
對某些比如宣傳種族主義的言論通過法律進行某種限制，那不是審查制度，這種限制和作品出版前要受到審查、連公民批評權力的腐敗等最基本的表達權利都受到禁止等現象完全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東西。

用前種來等同後者，論證後者，要麼是頭腦不清，黑白不分；要麼是故意混淆是非，指鹿為馬。難道說哪個國家都存在對婦女的歧視，就能論證給婦女裹小腳的正當？像某些憤青和「愛國」華僑用民主國家也存在腐敗來反證中國普遍性、瘋狂惡質的腐敗也屬正常，莫言的見識也如此？

民主國家對言論的限制都有嚴格的規定，盡可能局限在最小的範圍，且是以捍衛自由、不損害他人自由和尊嚴為基本原則。即使如此，還時常成為人權捍衛者監督批評的對象，這與那些專制國家對人們的正常表達的限制的濫用和制度化有本質的不同。

莫言真不清楚這兩者的差別？如此，他「希望劉曉波盡快得到釋放」的理由又何在？按莫言的邏輯，官方判劉曉波監禁不也是對的嗎？——哪個國家政權又不判人刑罰呢？


普世價值與普遍人性

莫言使用的邏輯就是中共常用的論說邏輯：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需要制定自己的政策、制度。

一定意義上這也沒錯，但將該邏輯過度推演，結論就是：中國的國情決定不能有民主，不能給老百姓知情權。這又豈不是荒謬、狡辯和無恥？

全世界的專制者都是如此論證不能實行民主，不能讓權力受到監督的；但全世界的專制者到頭來也常常沒有好下場，這其實說明從莫言常強調的人性角度看，還是有普遍性的一面的：人往往是要追求正義、自由和尊嚴的，沒有人願意其權益和尊嚴無端受到屈辱和踐踏。
此外，世界上也還是有些普遍的準則的，否則，莫言幹嘛要去領這個世人承認的諾獎，假如中國人與瑞典人有本質的不同的話，國內自己設的獎領得已經足夠了。

看 到有網友稱：西方就希望莫言講中國的壞話，莫言就是不講，是好樣的。其實，如果真是發自內心那還另當別論，問題是莫言自己內心如何想，這才是問題，事實上 他的文學中已經講了不少自己國家的壞話，但那只是涉及過去毛時代，對當下中國的壞話他不講，是不願講或者是不敢講，我們無從判斷。

莫言面對追問拒絕重提劉曉波
莫言的文學與政治

從社會學和心理學、從其早年經歷來分析莫言現象，其作品和表現其實並不難理解。
莫言有其農民式的真誠和樸實，但也有成長在那個時代的鄉下底層孩子可能具有的某些特徵：對出人頭地的渴望、脫離貧窮住上大房子、「當作家能吃上饅頭，吃飽飯，與城裏人一樣」等夢想，都可能會影響其精神的高度。

對權力有憎恨和反抗——這是他文學中批判的來源，但也有崇拜、傾羨和畏懼——這可解釋他與權力的那種曖昧甚至個別時候的獻媚，如寫讚美重慶模式的打油詩等。

就像一個受過極端飢餓的人，對任何得到的食物都有某種病態的癡戀，生怕稍不留心便再淪落飢餓；害怕、恐懼失去得到的一切。就如某些曲嘯式的右派愛黨愛國的心理一樣，即使今天官僚們的腐敗比1957年還嚴重，但絕對不能說壞話，只說好話，免得再重蹈覆轍。

莫 言說不會被迫表態，這是對的，人不應該被迫表態，但這不能成為沒有是非，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表態的借口和推辭。人們也完全有理由問一句：那莫言給重慶模式唱 讚歌的打油詩是發自真心的還是被迫的表態之作？我們可以理解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寬諒莫言的言行，但這會有個限度；他自己也該在良心上給自己立個紅線，超過這 個限線，就是助紂為虐，喪失良知。

莫言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文學成就值得肯定，但從文字，到思想，風格，文化底蘊上都很難說得上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其 實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中也少有偉大的作家，多半也只是一流甚至是二流作家。莫言留給中國的，將來的研究者可以從中讀出的價值，或許史學上的大過其文學上 的，研究者能從中讀出的這個時代作家的某種無奈，鄉村的變革和人事滄桑，但他的作品缺乏那種穿越時空切透人性充滿人道精神和深邃思想的偉大的作品的特徵。

在 經歷如此的文化摧殘，在文化的廢墟上，因被迫「莫言」，需要巧言、曲言才能表達造就某些病梅式的作品或應命之作等，都窒礙了偉大的作品在中國的出現。但一 些作家圓滑、事故，熱衷對權力和金錢的追逐，欠缺超越意識和文化底蘊，缺乏偉大的人格個性，這難道不是另外一個需要中國作家檢省的原因嗎？近代以來中國人 經歷了如此的苦難，也受到共產制度的荼毒，但對比一下前蘇聯，我們有過一本「日瓦戈醫生」嗎？

莫言的可憐，其實是中國人的可憐，中國人被迫的「莫言」以及作為當代中國作家的莫言的可憐。

張倫，法國塞爾奇·蓬多瓦茲大學副教授，BBC